核心提示：面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改革紅利論成為新一屆政府重點提及的方法論，也成為經濟發展戰略的要義之一。經濟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增量改革已經轉向存量改革的突破，可以釋放的紅利并不少。

　　21世紀網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中，國家通過體制變革和機制創新帶動社會、經濟發展，釋放了眾多改革紅利。

　　廣義上講，我國的“改革紅利”是指國家通過體制變革和機制創新給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帶來的全部有益成果的總和。除改革紅利外，我國另外兩大紅利分別為“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

　　如今，面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改革紅利論成為新一屆政府重點提及的方法論，同時也成為經濟發展戰略的要義之一。

　　2012年11月21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2012年12月19日，中央工作經濟會議剛剛結束不久，李克強再論“改革紅利”。如今，改革紅利論已經成為“克強經濟學”的重要方法論之一。

　　而從國務院對于改革的部署來看，改革今年有望在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加速，重塑新的更有利于釋放經濟發展動力的利益格局和機制。

　　經濟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增量改革已經轉向存量改革的突破，可以釋放的紅利并不少。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微博]表示，打破央企壟斷、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進行新型城鎮化建設等改革能夠帶來新一輪紅利。

　　同時，經濟學家、東南大學教授華生認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其意義在于觸動調整利益傳導機制。在他看來，經濟升級的兩個“主方向”和突破口，一個是通過價格機制和股權并購來調整產業結構，實現優化升級，第二個則是是靠新型城鎮化改革和建設，提供長期發展動力。

　　釋放改革紅利是正確選擇

　　從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釋放改革紅利此屆政府正確的選擇，同時也是經濟升級的方向。

　　2012年11月21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的觀點，被評為年內“最令人鼓舞的語錄”。

　　2012年12月19日，李克強再論“改革紅利”，這一次，李克強提出了更加清晰的路徑。

　　李克強提出，要把城鎮化這一“最大潛力”與改革這一“最大紅利”結合起來；打破約束民營投資的“玻璃門”；財政改革要做牽一發動全身的事；深入了解群眾的改革訴求，通過改革讓老百姓受益。

　　進入2013年，改革紅利仍被多次提及。2013年5月，國務院同意發展改革委《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其中18項改革重點涉及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改革，以及民生保障、城鎮化、城鄉統籌等領域。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表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紅利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是今年改革工作的一個鮮明導向和突出特點。

　　劉勝軍表示，李克強總理上任以后，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釋放改革紅利，這有深層次原因。

　　“中國的經濟形勢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呈現下滑的態勢，導致下滑態勢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慢慢減弱甚至消失。”

　　劉勝軍指出，金融危機后國際市場面臨去杠桿化的挑戰，不可能像以前一樣提供強大的增長動力。同時，4萬億計劃在推出時確實產生了很好的拉動效應，但是建立在地方政府財務積累、信貸擴張的基礎上，其效應已經不能持續。再次，房地產調控讓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支柱作用減弱。三個動力減弱，對經濟形勢造成很大影響。

　　根據國家統計局7月15日發布的最新數據，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較上年同期)增長7.6%，其中，二季度增7.5%，較一季度小幅回落0.2個百分點，GDP增速連續兩個季度出現回落。而從環比看，二季度GDP增長1.7%，略高于一季度的1.6%。

　　分析人士稱，經濟增速連續兩個季度出現回落，預示著下半年中國經濟仍面臨著較大的壓力。

　　如今，在經濟面臨許多困難的復雜背景時，調整好中國的經濟關系，保持中國經濟平穩運行態勢不僅是李克強新政府關注的課題和責任，也是經濟學界，企業界，甚至普通百姓都很關注的大問題。

　　“過去中國積累了經濟和金融方面的風險，如果經濟下滑的趨勢長期持續的話，將可能會引爆這些風險，這對經濟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劉勝軍表示。

　　在劉勝軍看來，擺在中國經濟面前的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經濟刺激，是老路，屬于舊的模式，見效快成本高，風險大。另一條道路就是通過改革釋放紅利。

　　劉勝軍指出，過去的經濟發展是資源驅動型經濟，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用更多的勞動力、資金、土地等要素投入來拉動GDP的增長。通過改革釋放紅利是靠投資轉向靠效率和技術進步。美國80%的經濟增長來自于技術進步，或者說是效率的提升。

　　劉勝軍與大多數學者一樣，支持技術進步，支持以改革帶來更多紅利。“一個國家的生產要素是否充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關鍵是有沒有一個好的機制能夠鼓勵創新、鼓勵創業和技術進步。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怎么通過改革來營造一種創新或是創意提高的空間。”劉勝軍說。

　　目前，針對中國經濟復雜嚴峻的形勢，李克強總理已有多次有針對性的對策講話。

　　7月9日李克強在廣西調研時強調：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不滑出“下限”。穩增長與調結構要相輔相成，要做到“穩中有所作為”。

　　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聽取專家和企業負責人的看法和建議。李克強在座談會上指出，要把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和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有機結合起來，注重創新驅動，既穩當前、又利長遠，一舉多得，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改革將釋放最大的紅利

　　毫無疑問，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曾得益于大量年輕人口這一紅利因素，當人口紅利漸趨消失后，中國可以利用的紅利又有哪些呢？李克強提出改革紅利。

　　改革紅利論有其歷史依據。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30余年中，之所以能從一個貧困落后和封閉的國家成長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革開放的作用功不可沒。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富裕，給中國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啟了以放權讓利為主要特征的改革，并從過去的“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開始邁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改革開放釋放出了十多億人口的致富沖動，它不僅解放了生產力，也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人們走出被禁錮和封閉的狀態，從而使中國融入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這后一點尤其重要，它是中國繼續前進的基礎。

　　“改革開放后的一系列改革中，我覺得成功的改革是很多的。” 在劉勝軍看來，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改革的年代。國企改革、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讓體制有很大轉變，一系列改革把中國經濟帶到到有序和健康的狀態。

　　拿土地制度來說，為適應經濟體制轉軌的要求，我國的土地產權制度曾發生了重大變革。從小崗村的“大包干”開始，1980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中外合營企業建設用地的暫行規定》中指出：“中外合營企業用地，不論新征用地，還是利用原有企業場地，都應計收場地使用費。”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首次提出對土地使用實行收費的規定。

　　198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進行修改，確定了“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1990年國務院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對國有土地使用權流轉，使用期限等作了具體規定。這些法規與制度的調整，最終確立了國有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從而為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資本運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法律保障。

　　1998年8月經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審議，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以出讓等有償使用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這就為土地有償使用形式多樣化留下法律空間。

　　與此同時，20世紀70年代末的個體戶、華西村的崛起、加入WTO等，都是我國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改革是最大的紅利，論點基于前30年改革和發展的經驗，同時也是由中國的改革思路所決定。改革會突破原來的桎梏，使中國社會的發展走上一個新的臺階，改革的制度紅利就會像30年前開啟改革一樣，從而在人口紅利因素弱化后確保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

　　目前，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依舊存在。但是，推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終將釋放最大的紅利，經濟增長也會有深厚的后勁。

　　改革5大路徑猜想

　　目前，改革已經在進行中，與此同時，專家學者也紛紛為改革獻策。

　　今年5月，中國國務院宣布，決定取消和下放117項行政審批項目，另外準備取消或下放16項行政審批項目，合計133項，其中取消的就有107項，占總量的比例超過80%。加上前六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11年間中國已有超過2600項行政審批項目被取消或調整，占到原有總數的70%左右。

　　簡政放權，是中國正在釋放的一個改革紅利，目的是盡快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從體制、機制上給市場主體松綁，進一步激發企業和個人創業的積極性。

　　與此同時，專家學者以及研究機構也提出了接下來通過改革釋放紅利的主要領域。

　　首先，行政體制改革。當前僵硬、低效的行政體制已經擾亂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秩序，阻礙了經濟社會活力的發揮以及潛能的釋放，因此政府也就把自我改革作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并首先在改革任務中提出了今年的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即要抓緊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資項目審批、生產經營活動和資質資格許可等事項。

　　民生證券預計，隨著中編辦完成更多行政審批項目的清理，今年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還會提速。而這些政府簡政放權的改革措施無疑有利于激發社會活力，搞活微觀經濟。

　　劉勝軍認為，發改委為代表的部門要取消審批權。在他看來，市場經濟的精髓在于各個市場主體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開展有效的競爭和創新。政府的存在價值，主要體現為“市場經濟的守夜人”，即公平競爭規則的維護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更不能干預企業的微觀經濟行為，否則帶來的只能是扭曲和尋租。

　　其次，財稅體制改革。從資金流方面直接約束和規范政府經濟行為，厘清政府內部關系和政府與市場的界限。兩者的同步推進才能更好地保證行政和財政資源的分配能更好地激活經濟社會發展活力。

　　再次，金融體制改革。劉勝軍表示，金融是經濟發展的血液，是國家生存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普通民營資本融資面臨諸多門檻，融資成本高昂，對企業創新和發展非常不利。IPO盡快廢除審批制，允許民營資本介入金融領域，這些需要盡快落實。

　　同時，劉勝軍提出，要打破央企壟斷，公平競爭。壟斷是市場經濟的天敵。劉勝軍認為，雖然中國在2008年就實施了《反壟斷法》，但在打破央企壟斷方面卻未能取得任何進展。2011年發改委曾對中國聯通[微博]和中國電信[微博]的寬帶接入問題進行反壟斷調查，但亦無下文。

　　其實，央企壟斷的本質是進入壁壘的行政限制。雖然國務院先后出臺了打破央企壟斷的36條、新36條，但民企投資的“玻璃門”依舊。打破央企壟斷，消除所有制歧視，是建設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

　　而新型城鎮化也被學者廣泛提及。“李克強總理很多次提及新型城鎮化，很多專家論證很多專家說需要錢，需要教育、住房、醫療等大量支出。而我認為不要把問題夸大，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民營資本進入醫療、教育等領域，改善看病難上學難問題。”劉勝軍說。

　　華生認為，與新型城鎮化有關聯的制度主要有三個：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財政稅收制度。如果這三大基本制度不改變，那么就無法推動新型城鎮化，改革紅利也就無法釋放，也就無法推動經濟發展。(21世紀網董蘭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