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軻

　　環保部對水環境質量和水污染防治負責，水利部對水資源保護負責；環保部管二氧化碳，而一氧化碳歸另一個部門管理，類似“九龍治水”的事還有很多。

　　“環保工作涉及部門很多，許多職能出現交叉重疊。”昨日，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在首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系列報告會”上有些無奈地說：“我聽說世界上有四大尷尬部門，中國的環保部就是其中之一。”

　　讓環保部感到尷尬的，還不僅僅是這些。

　　在今年“兩會”的大會投票上，周生賢得到了171張反對票，2734張贊成票，成為獲得贊成票最少的部長。

　　報告會上，周生賢說，眼下的環保，“環境管理體制不順、能力支撐不足和法制不健全問題比較突出”。

　　從大的背景看，發達國家一兩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中集中暴露，呈現明顯的結構型、壓縮型、復合型特征。

　　環保部曾經收集過發達國家大氣污染治理的情況，歐美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90年代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為主，上世紀90年代到2010年開始轉向以治理細顆粒物PM2.5為主，取得了很好成效。

　　但眼下的中國，既要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更要治理細顆粒物PM2.5，其復雜性可想而知。

　　環保部的一項統計顯示，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消耗了全國42%的煤炭、52%的汽柴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煙塵排放量均占全國三成。同時，這些地區每年出現霾的天數也在100天以上，個別城市甚至超過200天。

　　城市環保如此艱難，農村環保更是難上加難。

　　環保部今年“兩會”期間公布的調研結果顯示，全國約60萬個行政村里，絕大多數沒有環保基礎設施。目前，中國農村每年產生90多億噸生活污水、2.8億噸生活垃圾，其中大部分未經處理隨意排放。

　　近年來，環保部除了通過環境影響評價、總量控制等行政手段治污外，還試圖通過“綠色新政”，讓市場之手扭轉環保被動的局面。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等一系列環境經濟政策陸續出臺。

　　但再次讓環保部感到尷尬的是，由于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到來和經濟保增長的巨大沖動，將環保之堤沖得七零八落。

　　“西方發達國家曾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在我國走不通，也走不起，也沒有條件和可能再走。”周生賢說，必須探索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新路。

　　從今年開始，環保部對火電、鋼鐵、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業實施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污染治理史上最嚴厲的一項措施。

　　在報告會上，周生賢表示，今年環保部要抓住重點，深入開展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優先解決PM2.5、飲用水、土壤、重金屬、化學品等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

　　改變環保部尷尬的形象，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但經濟增長是地方長官的政績坐標，環境利益幾乎得不到任何重視。

　　在7月4日召開的環保部黨組擴大會議上，周生賢表示，加強環境保護，需要嚴格落實地方黨委政府的責任，增加環境保護在黨政領導干部和領導班子考核中的權重，完善問責機制，嚴格問責，在生態紅線面前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