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也告別高增長轉入中速增長軌道。作為“兩會”后首個國家級大型國際論壇，正在召開的“2013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成為眾多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把脈中國經濟、暢談未來改革圖景的平臺。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等部委高官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等眾多經濟界大腕一道，圍繞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近憂與遠慮、危機后的金融市場新趨勢、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等議題展開討論。

　　樓繼偉 不贊成外匯儲備交給社保投資

　　對于不斷推高的外匯儲備如何利用眾說紛紜，能否用于解決國內的養老需求受到廣泛關注。樓繼偉在論壇上發表看法，不贊成外匯儲備交給社保投資。

　　據了解，昨日來自耶魯大學的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向樓繼偉提問，面對人口老齡化、養老等方面的需要，中國是否會考慮將外匯儲備資金注入到社保基金之中？對此，樓繼偉做出上述表態。

　　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高達3.3萬億美元，而另一方面，有數據顯示目前社保養老金個人賬戶缺口2萬億元人民幣。樓繼偉認為，外匯儲備資金是有成本的，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上一方作為資產，同時對應的負債是有成本的；如果外匯儲備交給社保基金去投資，社保基金投資的收益必須覆蓋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們可能還要在全國社保基金里面補貼，我們覺得這個風險太大了。”

　　同時，樓繼偉還對社保基金發表看法，他認為增加社保基金的資源很重要。現在社會保險等各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不把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約束、有激勵的機制安排，包括管理方式，給多少錢也會吃光。

　　專家解讀：

　　盡管我國有天量的外匯儲備，社保資金缺口較大，但將外匯儲備交由社保基金來管理還存在諸多難題待解決。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教授李文春認為，兩類資金是分開管理的，社保基金由社保基金理事會來管理，外匯儲備則由外匯管理局來管理，社保基金沒有管理外匯儲備的職能。如果簡單的資金交移，這在制度安排上值得商榷，首先應該由立法機構確定相關的程序，明確國家財政收支運用的法律依據。據了解，此前銀行為了履行巴塞爾協議，動用財政資金來滿足資本金要求也曾引發爭議。

　　而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郝演蘇[微博]則認為，現在先拋開社保基金能否管好外匯儲備不說，單匯率問題就難以解決。匯率風險較大，而且是多變的，當人民幣看漲時，外匯可能是看跌的，這樣如何來衡量交付價格，最終社保基金支付給老百姓的并非外幣，而是人民幣。在郝演蘇看來，上述兩類資金投資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如外匯儲備一旦交給社保管理，首先要的是收益，而社保基金只能是在追求安全性的前提下來講收益。

　　朱之鑫 每年發改委第一個文件都是談改革

　　對于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張維迎提出的“發改委過去十年只關注發展，不太關注改革”的問題，朱之鑫表示，每年國家發改委的第一個文件就是關于年度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的路線圖，今年發改委也提出，將在新的階段用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好地發揮發改委的作用，把改革和發展推向前進。

　　“我們還是要在實踐中來摸索改革的辦法。因為中國有中國的特色，中國有中國的道路，完全照搬是不行的。”朱之鑫說。

　　朱之鑫指出，國務院已經有了明確的要求，發改委也會按照中央的精神堅定不移地來推進改革。把能夠交給市場的交給市場，能夠交給社會的交給社會，能夠交給企業的交給企業。同時，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

　　朱之鑫表示，發改委將按照中央的精神堅定不移地來推進改革，能夠交給市場的交給市場。同時，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更加尊重市場規律。

　　專家解讀：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徐逢賢表示，從目前經濟社會發展來看，很多問題不是一個部門所能獨立解決的，如調控物價、醫改等，往往需要多個部門聯合解決。國家發改委作為綜合協調部門，往往起到牽頭或組織的作用，從發展角度來說，現在確實需要有這樣一個機構，用來協調發展遇到的各種問題。

　　“發改委的主要作用應該是規劃，規劃就是按照經濟社會自然規律計劃，而在現實的操作中，發改委卻存在著管得過多過細的問題，從產業政策制定到油價上調，基本處處都可以看到發改委的身影，很多領域可能并不需要發改委來管，而且管得過多也并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崔長林說。

　　在崔長林看來，未來發改委改革更應該向規劃職能轉變，更多地把握整體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為發展變化提供一些政策擴展。對于一些具體領域的管理，應該逐漸放開，該交給市場的交給市場，該交給企業的交給企業，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這樣既有利于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也有利于發揮市場的作用。

　　胡存智 建議從第三套房開始征收不動產調節稅

　　“新國五條”公布后，最終各地將如何征稅，至今仍存在各種猜測。對此，胡存智表示，土地的供應對滿足城鎮化和住宅市場的需求是足夠的，房價價格提升，主要的原因是投資性的需求旺盛和少數的開發商會囤地，導致供不應求，現在應將已經成功的房地產市場限價、限購政策及時總結，轉化為用經濟手段來進行。

　　“據統計，如果按容積率1.5計算，八年來我國可以建出的住房面積為84.36億平方米，若人均30平方米，可以滿足2.82億人新增城市人口的住房需求。而真正進入城鎮的城市新增實際人口只有1.67億。”胡存智表示，按每年城市化率進城的人口量來說，每年的土地供應量是供過于求的。

　　胡存智表示，在稅收的環節上，國土部門一直建議，減少流通的稅費，增加保有環節的稅費，使兩套以上的保有環節的稅費增加，在此基礎上就可以把有關的資金用于首次置業或者是租賃房屋的人員身上，而不用過多地采用行政手段來處理。

　　“應通過調整房地產稅收，把投資、投機性需求引導到兩套房之內，使第三套房以上的房子失去過多的投資價值。”胡存智建議，從兩套以上，比如從第三套房子開始征收不動產調節稅。

　　專家解讀：

　　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表示，目前，我國購房者擁有的房產大多數第一套為剛性需求，用以居住，第二套可能為改善居住條件用房；而購買第三套基本是為了滿足投資需求。張大偉表示，如今，我國用于房地產投資的購房比例很高，從第二套以上開始征收不動產調節稅會對購房者的投資需求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不過，張大偉認為，胡存智提出的從第三套房開始征稅的建議略顯保守，從市場的角度來看，以后可能還會實施更為嚴格的稅收政策。“以北京為例，有四五成北京戶籍居民只擁有兩套房產，擁有第三套房產的比例較低，如果只在這小比例范圍內收稅的話，無法起到太大的作用，而且征稅的額度可能比征稅成本還低。”

　　張大偉建議，相關部門可以為購房者設定人均住宅面積標準，如其購買第二套超過這一標準就收取一定比例的稅款，如設定人均60平方米的標準，那如果一個三口之家購買的第二套房產面積超過了180平方米，就對其征收不動產調節稅。

　　張大偉表示，如果相關部門近期就將征收第二套以上不動產調節稅的政策納入“新國五條”中作為“組合拳”公布，該政策最快將在今年年中就會產生效果。

　　王超 各國應合力打破不合理的投資壁壘

　　在昨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王超發表了關于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主旨發言。王超指出，全球范圍內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仍沒有根本好轉，特別是高端產業的貿易投資限制還在增多。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各國應共同努力構建統一的多邊投資規則，打破不合理的投資壁壘，為跨國投資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多次強調不再出臺新的保護主義措施，但非常遺憾的是，這一共識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王超表示，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報告，主要經濟體新近出臺的貿易限制措施60%集中在機械設備、節能環保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一些國家還加強了對高新技術行業外資流入的審查。

　　王超表示，世界各國只有在相互開放中才能尋找到更多、更好的合作機會。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影響遠未結束的大背景下，加強各國之間的開放合作意義尤其重大。

　　王超強調：“中國認為WTO是自由貿易的主渠道，我們始終沒有放棄多哈回合談判。”

　　專家解讀：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中國和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投資更多是互補性的，而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由于經濟發展程度相似，產業發展同構性較強，容易呈現出更多競爭的因素。因此，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后續摩擦可能會明顯增多。白明建議，要與存在貿易和投資壁壘的國家和地區加強合作，盡量達到互利共贏，而對于那些抱有打壓目的的國家，也要增強反制能力。

　　“要減少風險沖擊，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對可能遭遇的風險制定預案，規避企業難以承受的風險，通過保險挽回部分風險損失。”商務部研究院跨國經營研究部副主任周密建議，對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在審核外來投資、給予工程項目投標資格等諸多方面毫不掩飾其政治傾向的行為，政府溝通說明應與企業實際行動同進行，盡量減少企業所有制敏感度。無論所有制如何，相關主管部門和協會都應盡力倡導和保證企業守法和規范經營，杜絕商業賄賂等違法行為，重視并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

　　今年應明確提出改革路線圖時間表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論壇上表示，去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3年的要求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

　　吳敬璉認為，設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路線圖可以采取問題導向來入手。比如，首先解決面臨的最大的兩個問題：一個是所謂增長模式，這種粗放的、舊的增長模式，要求轉變已經幾十年了，轉變不過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腐敗，腐敗蔓延、猖獗，導致了低層群眾和低收入階層的強烈不滿。從這兩個問題入手，去研究找出來它的制度上的根源，然后就可以確定應該做哪些改革來解決這些制度上的問題。

　　吳敬璉表示，中國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核心是建設規則基礎上的市場，具體有三項措施：第一，價格放開，商業價格、要素價格都要放開。第二，政府要保證宏觀經濟穩定，驅除違規單位的活動。第三，市場監管要做合規性監管，不用審批制度取代監管。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指出，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就要改革，而土地所有制改革是突破口。

　　吳敬璉也指出，未來新型城鎮化需要改革土地產權制度。

　　中國應積極參與建立國際貨幣新體系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未來能否繼續保持較快增速備受關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在論壇上表示，我國GDP的增長率將在2015年左右現拐點，轉入中速增長區，穩定后經濟增速在6%-7%左右，2020年中國將成全球最大經濟體。

　　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后將會轉入中速增長區，在2015-2019年之間會在7%左右，到2019年時會低于7%。穩定后經濟增速應在6%-7%。最近兩年實際上正是由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期，轉換期應該是7%-8%。

　　“盡管中國GDP增長率開始下降，但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經濟增速還是相當高的。而且絕對量每年還在上升，不會影響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中國經濟總量到2020年仍有可能接近甚至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劉世錦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也認為，到2020年中國或將成為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中國應積極探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模式，促進國際經濟的穩定發展。

　　他同時指出，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內的金融市場、金融體系的深化程度尚不能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會給國際的金融投機家很多炒作的機會。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經濟體，應該積極參與討論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促進國際經濟的穩定發展。

　　調控應有針對性不能一刀切

　　提到目前社會各界最為關心的房地產調控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認為，十年前各個地方都缺房子，到現在為止，一線、二線和三四線城市出現了分化的狀況，北上廣深可能仍然還缺房子，但是有一些三四線城市卻并不缺了。

　　任興洲表示，從1998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至今，根據第六次(2010)人口普查的數據和相關的數據推算，截至2010年全國積累住房存量為179億平方米、2.2億套，按照2010年的常住人口家庭戶數量計算，戶均可達1.02套。“一線城市有它的問題和特殊性，三四線城市有它的問題，調控需要更加細致，一刀切措施可能不太適合了。我們應該有針對性地去進行房地產的調控。”任興洲提出。

　　而綠地集團董事長張玉良則從企業的角度建議國內的房地產企業可以開始逐漸把眼光放開到更廣闊的范圍內。張玉良表示，我國華人在海外購房的比例非常高，比如澳洲有70%的新房都是賣給中國的消費者，而且中國旅游人口的增長速度也非常快。

　　不過，張玉良也提出，我國的房地產業剛剛起步，很多時候需要人才作為支撐、防范風險，需要進一步提升對當地國文化和法律的了解。

　　另外，針對我國目前存在的土地問題，吳敬璉還提出，以賺取土地差價推動的舊型城鎮化造成諸多問題。吳敬璉透露，目前有關部門正在進行一些實驗，比如做產權安排，推出一種共贏的公司來開發城中村，把它建設成為能夠給工商業、城市里面的中產階級所用的住宅區。

　　北京商報記者 王曄君 蔣夢惟 張慧敏 崔啟斌 實習生 陳婷婷/文 韓瑋/漫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