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六次全體會議經過投票表決，決定李克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這位57歲的經濟學博士，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七位總理。

　　當多數國人對這位中國經濟巨輪的新任掌舵人充滿期待之時，熟知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專家學者，卻對未來的航程不無憂慮。展望世界，美國財政懸崖的陰云仍未散去；歐洲依然深陷于主權債務危機之中；全球經濟復蘇的腳步乏力，不確定因素仍在累積�；厥字袊�，前30年過度依賴投資、出口拉動的高增長發展勢頭，也放慢了腳步。按照國際標準，2012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了6100美元，正面臨著學界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歷史表明，自二戰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在這一發展階段陷入了經濟增長回落和長期停滯，能成功跨越這一“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少之又少。

　　國內外眾多觀察家普遍認為，處于急速轉型期的中國已經走到一個緊要的歷史關口：只有走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之路，才能實現包容性增長。而接下來的十年，對中國成功轉身、占得國際先機，至為關鍵。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新任總理，李克強自始至終有一種清醒的歷史自覺。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剛剛閉幕6天，這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二號人物，便在國務院主持改革座談會。他一句膾炙人口的話——“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迅速傳遍中國，成為年內“最鼓舞人心的金句”。

　　正是在這次座談會上，李克強語重心長地告誡參會者：“改革只能往前走，沒有退路……拒絕改革的人可能不會犯錯誤，但要承擔歷史責任。”

　　“‘十二五’規劃是現代中國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分水嶺”

　　梳理李克強過往的從政經歷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總以前瞻創新思維和堅定意志掌控方向，且勇于開拓進取的領導者。

　　如果仔細研讀一番由他親自主持、歷時兩年編制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從那些枯燥的數字、指標、論述中，無疑可以品讀出他對中國經濟實現轉型的決心和勇氣。這份發展藍圖蘊含著他未來幾年的施政方向。

　　這份勾劃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共計16篇62章的藍圖，開篇即用一章“指導思想”，著重論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強調這“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的轉變”，“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一位參與規劃編制過程的官員稱，這份綱要自始至終貫穿著李克強的一個主旨思想：中國必須轉型發展。

　　這種“轉型發展”除了強調追求經濟發展的質量，要求從出口和投資拉動、資源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粗放型增長，轉向擴大內需、環境友好、創新驅動的新型發展模式。綱要還首次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的目標，以此約束一些地方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傾向。

　　更重要的是，綱要前所未有地要求在未來幾年的發展中要構筑一張保障民生的基本“安全網”，明確政府應該給民眾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在規劃綱要已經為這種“基本公共服務”列出范圍、重點和硬性指標的基礎上，李克強又指示，要單獨編制一個《“十二五”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專項規劃》。目前，這一規劃已正式發布。

　　在這張發展藍圖正式公布后，2011年4月，摩根士坦利發布由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撰寫的報告，開篇就說：“歷史將判定，‘十二五’規劃是現代中國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分水嶺�！�

　　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上世紀70年代末的“五五”規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90年代中期的“九五”規劃開啟了以國企改革為特征的產權變革，而這一次的五年規劃，如果能夠成功得以實施，“中國將迎來與過去30多年截然不同的增長模式”；這不僅是中國的好消息，也是亞洲乃至世界的福音。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評價說，“十二五”規劃將“攸關中國經濟轉型的成敗”，“如果得到有效的實施，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在改變經濟增長模式、調控全球經濟的過程中，中國將在世界上扮演最最重要的角色�！�

　　“沒有相當的魄力和技巧，這些問題真的難以解決”

　　然而正如斯蒂芬•羅奇的報告所言，“一份好的規劃要得到完全的實現”，“需要在戰略與戰術之間尋找到平衡”。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二號人物、國務院的新任總理，這無疑是擺在李克強面前的一大挑戰。

　　不過事實上，在這份規劃綱要出臺之前，李克強就已經展開行動了。

　　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波及全球，對中國這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構成強力沖擊之時，站在一線指揮應對金融危機“戰役”的，正是當時分管發展改革、財政工作的常務副總理李克強。

　　由美國次貸危機逐步演變而成的那場風暴，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百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速跌至6.4%，10月份的財政收入竟出現了負增長。

　　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凍災害和其后的汶川特大地震與這場金融危機疊加在一起�！皼]有相當的魄力和技巧，這些問題真的難以解決�！必斦�部一位官員事后這樣評論。

　　中共中央、國務院經反復權衡，最后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位知情官員回憶，李克強在整個計劃中思路“非常清晰”：民生工程要成為此輪投資計劃的重中之重。數據顯示，此輪調控用于改善民生的投入占政府新增投入的50%以上。據財政部統計，2008～2012年，財政支出在民生方面總計達到了17萬億元，年均增長21.1%，而同期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率是18%。

　　他提出的目標是，要力爭在13億人口中推進“全民基本醫�！保�同時，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資力度。

　　住建部一位官員用“強力推動”四個字來形容李克強接手保障房建設工作后的一系列動作。從2008年開始，中央每年逐步增加對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專項補助資金，2008年是50億，2009年變成140億左右，2010年達到400～500億，到了2011年增長到1300億左右，2012年則達到1700億。

　　這位官員表示，在現有體制下，如此層層遞進相當不易。

　　從公開報道的不完全統計來看，2009年至2012年9月底，李克強親自督陣推進，專門召開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會議和視察地方保障性安居工程就有40次之多。5年中關于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批示達300多條。

　　而在這種“強力”推進下，2008～2012年，各級財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支出超過1萬億元(含農村)；在財政資金的引導下，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計完成投資近4萬億元，解決了1億人的住房困難問題。這段時期也成為中國政府對住房保障投入最多、建成規模最大、工作成效最顯著的時期。

　　一位知情者解讀稱，這樣的推進思路，一方面是出于李克強對于民生多艱的不忍和體恤：“萬事民為先”。“他始終有一個清晰的理念，就是要構筑一張保障民生的基本的‘安全網’，兜住社會的底線”。另一方面，也是應對金融危機的近期戰術需要，因為既能拉動投資，又能擴大內需，還是中國要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長遠戰略必需。

　　某種意義上，來勢洶洶的國際金融危機，在李克強看來，也意味著改革機遇。

　　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大規模開展的增加財政公共支出和結構性減稅，成了李克強一步步推動化解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結構性難題的機會。據知情人士介紹，這些稅改措施也始終服務于一個清晰的理念：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2012年，李克強親自到上海“督陣”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在他看來，這絕非一項簡單的稅種轉換，而是一個重大的制度創新，是一項“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這項看起來并不起眼的稅制改革，不僅可顯著減輕中小企業的稅負，更有助于推動服務業的繁榮發展，有效引導企業轉變生產發展模式和經營方式，從而大大加速服務業和制造業的深度融合。

　　而在國際上引發眾多好評、被視作極大促進中國節能減排力度的成品油價稅費改革，也是充分利用了金融危機帶來的難得機遇。事實上，1998年，中國便開始醞釀燃油稅費改革，然而國際原油價格10年間持續上漲，這項改革始終因時機不成熟而遲遲難以出爐。直到2008年下半年，國際油價大幅下挫，李克強敏銳抓住這一時機，親任部際協調小組組長，主持了十幾次會議，在國際油價幾乎降到最低的時點，一舉推出了這項牽涉多方利益的稅費改革。

　　財政部一位官員事后評價，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李克強對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運用、配合得相當純熟，表現出駕馭市場經濟多種政策工具的出色能力，展示出化解錯綜復雜利益矛盾的過人膽略。

　　“內在邏輯把握得非常清晰，整盤棋一環扣一環�！边@位官員說。

　　事實是，中國經濟在全世界率先企穩，2008～2012年，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中國人均GDP的增長達到9.2%。而其中兩個細節，或許能體現這位一線指揮者掌控方向的出眾能力：

　　2011年，多方觀點認為，中國已經走出金融危機，要減少預算赤字，防止經濟過熱，但李克強卻認定危機并未結束。因此，他一面讓財政部在2012年減少500億元赤字，一面又從預算穩定調節基金中給2012年的支出調入2700億元，在事實上加大了當年的支出力度，成功應對了日本地震海嘯和歐債危機的雙重“夾擊”。

　　另一個細節是，200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最嚴峻的形勢時，他不僅沒有提高“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反而還陸續取消了部分鋼材、農藥、醫藥、化工產品等406個稅號產品的出口退稅。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一天晚上，這位副總理給財政部官員打去電話，明確指示：要頂住壓力，“兩高一資”產品絕不能補貼，這是底線。

　　“他給農耕意識根深蒂固的河南帶來一陣風，讓大家開眼看工業、看城市”

　　如果再往前翻閱李克強的履歷就會發現，在他主政地方期間，就頗為成功地扭轉了兩個地方大省的行進方向。

　　河南的一些官員至今還津津樂道于李克強帶來的“顛覆性”轉變。1998年6月，時年43歲的李克強從團中央第一書記調任河南當選省長時，河南還是一個農耕意識根深蒂固的農業大省，擁有極其龐大的農村人口。

　　據說，李克強到河南不久，一位當地官員好心建議他在河南要先抓農業，以顯示自己“了解省情”。事實上，在他之前的很多領導，工作的重中之重都是農業。

　　但李克強的回應是：“我就是要改變這種就農業論農業的思路。”

　　早在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期間，李克強便發表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文中開宗明義：“迄今為止，世界上眾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實現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演化，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因此，一個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首先必須實行工業化�！�

　　該論文將鄉鎮企業現象放到中國從農業國邁向現代工業國的歷史大進程中加以考察。在冷靜的學理論述背后，李克強痛感造成農村貧困、農民貧窮和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也痛感農村長期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

　　他尖銳地指出：“如果說這種工業的方式在工業增長方面是成功的話，那么在帶動農村經濟的變革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改造方面卻是失敗的�！彼�當時建議要松動戶口政策、改革土地產權體制，認為“現有土地關系下農業經營的規模不經濟問題遲早要得到解決”。

　　某種意義上，李克強在河南的主政思路，正是他早年這些理念的實際操練和進一步深化。而這套思路，在“農本意識”根深蒂固的河南，不啻于引發了一場“政壇沖擊波”。

　　2003年，已擔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克強要為河南制定一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在這份綱要完全是全新的表述：“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

　　一時間，爭議四起。

　　一位持反對意見的領導干部曾當面向李克強質疑，中央把“三農”放在重中之重，河南又是個農業大省，歷來就把“三農”放在首位，現在放到第三位，“上不符合中央精神，下不符合河南省情！”

　　李克強想了足有一分鐘，回答說：“我們把工業化、城鎮化放在前面，不等于削弱農業、忽視農民和農村，恰恰相反，是要用推動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和中央重視‘三農’問題是一致的。”隨后，他花了40分鐘的時間，詳細解釋了自己的觀點。

　　反對者繼續質疑：“那為什么不直接說‘加快三化’？”

　　李克強說：“‘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這兩句話不能變，因為‘農業現代化’必須要有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動，否則不可能實現�！�

　　今天，河南的干部普遍已經意識到，李克強當時并非不重視農業，但他相信，農民守著一畝二分地，不可能真正實現富裕。他在不同場合反復闡述他的思想：要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農業的基礎要鞏固、要提升，就必須推進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集約化，而要做到這一切，只有靠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在他看來，只有通過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才能“化”傳統農業為現代農業，“化”農民為市民，“化”農業文明為工業文明，“化”鄉村社會為城市社會。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李克強“用工業的理念發展農業”，抓小麥生產從市場需求入手，針對國際市場的需求，培育新品種，發展速凍食品、肉食品等食品加工企業，并且組織設計了谷朊粉、燃料乙醇等幾十個品種的小麥綜合利用產業鏈，使小麥深加工的附加值大幅度提高，一整套“組合拳”被河南人稱為“小麥經濟”。

　　而他十八大后在多個公開場合一再倡導的“新型城鎮化”理念，也早在這里預演并初步成型。在中共十六大明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方針之前，李克強在2000年底就率先拋出了“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三頭并進”的思路，提出了以鄭州為中心、包含周邊幾個城市在內的“中原城市群”構想。2003年，李克強又進一步明確要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建設大鄭州，真正發揮中心城市的產業集聚和輻射帶動作用。

　　當時有反對意見說：“城市大了，怕不好解決就業�！�

　　李克強回應說：要先搞清楚究竟是市長提供了就業、給了市民飯碗，還是就業繁榮了城市、然后養活了市長。

　　一些沒被納入“城市群”的城市擔憂會否遭邊緣化。李克強回應說：“就是不能搞平均主義，就是要走不平衡戰略，要集中力量優先發展中心城市�！�

　　這期間，鄭東新區的拔地而起，無疑被視作他的一個“大手筆”。

　　河南省會鄭州，中心城區規模偏小，又被隴海、京廣鐵路交叉分割，拓展空間大受制約。在李克強看來，在全國的經濟大版圖中，這個人口過億大省的省會城市定位，應該是成為“全國區域性中心城市”，是河南省為這個國家打造“中原經濟隆起帶”上的“龍頭”。

　　這就意味著鄭州必須拓展新的空間。據媒體報道，早在2000年李克強就至少三次向鄭州市“喊話”，要求鄭州規劃新區，拉大城市框架，加快人口集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此時，正逢107國道東邊一個老軍民合用機場剛剛搬遷，市里拿出了一份占地不足5平方公里的規劃方案，打算籌劃一個面向港澳地區招商引資的商貿城，叫“港澳新城”。不過，這份規劃還沒匯報完就被李克強打斷了。幾個月后，鄭州市領導拿著修改過的方案又一次匯報，結果才說了幾分鐘，就再一次被打斷。

　　“不用匯報了，”李克強說，“你們思想再解放一點，通過建設部聘請國際上最有名的規劃公司來幫你們規劃，規劃大一點。”

　　幾個月后，由33名國內知名專家組成的方案評選團投票選中了日本規劃名家黑川紀章的方案。新規劃中鄭東新區的面積達到150平方公里，甚至比老城區的面積還大了10平方公里。

　　知情人士透露，為了推進新城建設，李克強甚至動手調整了鄭州市的領導班子，以帶動思想解放。同時，為了避免換一屆領導就換一種思路，他將新區規劃交由人大通過，以法律的形式，保證“一張藍圖繪到底”。

　　10年后的今天，鄭州東部這片曾經只能養魚耕田的土地上，已經建起一座“值得被寫入教科書”的國際新城。截至2012年11月底，42家全球500強企業和56家國內500強企業已在新區設立公司或分支機構。

　　同時，伴隨著城鎮化的進程，近100個自然村的10萬農民從此徹底離開了原先的農耕生活，變成市民，住進了安置社區，一些村子還將預留地和一部分資產作價成立了股份制公司，股權量化到每個村民，讓他們享有土地開發收益，這些中原大地的農民第一次有了財產性收入。

　　在今年1月給河南方面的批示中，李克強希望河南“繼續打造好鄭東新區這個上億人口大省推進城鎮化的樣本，為探索走出符合國情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創造經驗”。

　　有人說，人口多、農業重、底子薄的河南省，就相當于一個“微縮的中國”，而初步施展理政能力的李克強，給這片土地帶來了顯而易見的改變。曾經以農業大省自居的“鄉土河南”，已經向“城市河南”闊步前進。2012年，河南城鎮化率達到42.4%，比1998年李克強赴任省長時的20.8%翻了一番，平均每年有100多萬農民變為市民。

　　連曾被人擔心受到“輕視”的農業，也得到了同步的高速發展。2012年，河南糧食實現“9連增”，總產量再一次突破歷史新高。

　　如今的河南人既可以得意地說“全國每10個湯圓有6個、每10個水餃有4個在河南生產”，也可以半開玩笑地宣稱“iPhone 5是河南的土特產”，因為全世界iPhone系列手機70%都在鄭州組裝，隨后直接行銷全球。

　　這樣的變化發生在這塊農業情結、農耕意識深厚的土地，不能不說得益于當年那位北京來的年輕省長，“給農耕意識根深蒂固的河南帶來一陣風，讓大家開眼看工業、看城市。”

　　“他讓遼寧受益最大的是思想，讓‘內陸人’有了面向大海的開放意識”

　　如果說，李克強主政河南時將工業意識注入一個農業大省，那么此后兩年多，他在主政遼寧期間，也徹底扭轉了遼寧人對自己的認知，為那里植入了“海洋意識”。

　　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2004年12月，李克強被派往遼寧出任省委書記。外界普遍相信，將這個老工業省份重振雄風的關鍵幾年交到李克強手上，既是對他的考驗，也是對他的信任。

　　據知情人透露，赴任之前，李克強就在廣泛收集資料，研究遼寧。而到遼寧后，他密集調研，“幾乎一天就要走訪一座城市”。當地干部群眾回憶，李克強調研時，包里總裝著一張遼寧地圖，在車里就跟干部談話，研究遼寧的發展思路。

　　這個被稱為“共和國的長子”的省份，曾經誕生了中國第一架殲擊機，第一艘萬噸巨輪，第一臺工業機器人……據遼寧人自己統計，有200個新中國的“第一”誕生在遼寧。

　　但改革開放后，面對市場經濟的沖擊，全國第一家破產企業也出現在這里。

　　計劃經濟時代在遼寧人的意識里種下了深深的工業情結。直到市場經濟時代，他們探索的主題依然是：遼寧這個“工業大省”的前路該怎么走？

　　但新來的省委書記不這么想，他說出了一個連遼寧人自己也為之一震的觀點：“我們是‘沿海省份’！”

　　可不是嗎？遼寧陸地海岸線全長2290公里，占全國的12%。遼寧14個城市中有6個在海邊，全省三分之二的面積在離海100公里以內。但過去幾十年，無論是電力網架，還是交通布局，遼寧始終以一種內向的姿勢尋求發展。

　　當地一位官員介紹，遼寧過去也曾提出過發展“海洋經濟”，但那都局限于海洋捕撈、海洋養殖等簡單、原始的思路。李克強到遼寧上任時，沿海到處是荒灘，除了少數幾個港口，幾乎沒什么像樣的產業。那些海岸線千百年來靜靜地躺在那里，還從未有人思考在此進行系統的大的產業布局。

　　李克強敏銳地意識到，按世界通行的經濟區域理論，距海岸線100公里以內的地區都屬于沿海地區，全世界經濟總量的60%集中在這條黃金帶上，80%的特大城市也集中在這條黃金帶上。而遼寧擁有宜港岸線1000多公里，適于發展大型臨港工業的荒灘和廢棄鹽田2000多平方公里。

　　為此，他號召全省要“轉身向�！�。

　　順著海岸線，他細細地走了一圈，幾乎每到一處都興奮不已，當地干部回憶，好幾次，他看得連飯都顧不上吃。

　　在大連，他圈中了一座叫長興島的孤島，開發臨港工業區。

　　在錦州，他告訴那里的人們，在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中，錦州灣可以建設成億噸大港。

　　在營口，他考察一塊廢棄的鹽灘，車不進去，他就帶人走進去，走得滿腳是泥，褲子上也全是泥。他們站到一處高地上，四下環顧著那塊2.4平方公里的荒廢之地，討論著開發計劃。

　　當時的市委領導大著膽子提出，如果有5個億的資金，自己能搞個20平方公里的產學研區。結果李克強搖了搖頭：“我給你50億�！彼�當場提出，營口應該照著天津濱海新區的規模來規劃建設，兩個新區要隔海相望、并駕齊驅。

　　5年后的2010年，已經是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前往遼寧視察時，營口曾經的灘涂地上，一座現代化的新城、一個大規模的產業基地已經蔚然成形。

　　從最初的“三點一線”，到后來擴展為“五點一線”，再到后來的“沿海經濟帶”，如今，遼寧沿海被一條長達1400多公里的濱海公路連接起來，集聚了幾十個產業集群和數十個重點工業園區。

　　2009年7月，遼寧沿海作為整體開發區域被納入國家戰略，這片土地被賦予了打造成中國沿海地區新經濟增長極的全新戰略定位。

　　近幾年，遼寧經濟年均增長超過12%，全省大約有一半以上的生產總值來自沿海，固定資產投資60%以上來自沿海，實際利用外資接近70%來自沿海。

　　連內陸腹地區域的發展，也形成了面向大海的新態勢。沿海經濟帶，以沈陽為中心、150公里為半徑內的城市群所構建的“區域經濟共同體”，以及“突破遼西北”戰略，曾經輝煌的老工業基地，在三大發展戰略中逐漸走出衰頹。

　　一位遼寧省級領導評價說：“他(李克強)讓遼寧受益最大的就是思想，讓‘內陸人’有了面向大海的開放意識�！�

　　許多曾與李克強共過事的人都欽佩他駕馭全局的能力。普遍的評價是，他極具前瞻眼光，站得高、看得遠，同時，“他也洞察入微，知識面寬廣得令人匪夷所思”。

　　曾經和他共事的官員感慨，給他匯報工作，即便提前做足功課，也常常會被他的“提問”難住。一位河南干部回憶，李克強剛到河南出任省長時，曾經帶他下去調研，一路上就河南的工業發展向他連續發問，內容涉及內部收益率、盈虧平衡點、貸款回收期這樣的經濟學概念，甚至還包括一些工業技術的具體細節。

　　一位遼寧干部也說，李克強在聽匯報時，會要求匯報人不要光說總產值，還要匯報“體現現金流的銷售收入”，以及資產收益率、流動比例等財務問題。一場匯報下來，常常把人問得滿頭大汗。

　　一些媒體公開的新聞報道也透露了大量類似細節。在國務院的幾次會議上，他隨口就能提及中國進口大豆的數量、全國農田的灌溉面積等具體數據；走進農業試驗基地，他會問科研人員，某一種小麥品種“面筋度”多少；甚至有一次，他非常明確地詢問環保部門負責人，新建的PM2.5監測裝置，使用的是哪一種統計原理，“是‘石英微量震蕩天平法’還是‘β射線法’”。

　　一位遼寧干部記得，在遼寧推進解決“零就業家庭”就業的民生工程時，為了了解實際進展，李克強照著記錄本給上面那些實名登記家庭打電話，一一詢問：“你就業了嗎，現在情況怎么樣？”甚至，在前往遼寧棚戶區調研時，他會專門揭開垃圾箱，從丟棄的垃圾來判斷居民的生活境況。

　　“你糊弄不了他�！边@位干部說。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13年1月5日，李克強在中南海主持有關醫改的重要會議，會前專門聽取了來自最基層的18位鄉村醫生的情況介紹和建議。為了了解這些鄉村醫生的真實待遇情況，他專門囑咐醫改辦工作人員，“務必要去這18位鄉村醫生所在的村子一一核實”，即使有幾個鄉村醫生遠在新疆和西藏。

　　公開講話時，李克強幾乎不用講稿。根據媒體報道，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總結講話，他從國際經濟困局講到國內經濟的轉型升級，邏輯清晰，層層遞進，長達一個小時，沒有講稿，侃侃而談。

　　有媒體評論稱，這種不講空話、套話，能長時間脫稿的外在風格，其實“是他內心的學養和長期思考的自然外溢”。

　　不少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有感受，他善于駕馭大局、解決難題，視野常常比別人開闊超前，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酷愛讀書。河南不少干部都知道，他主政河南期間，住處簡陋老舊，天花板上甚至有老鼠跑動，但床頭和桌上永遠堆滿了書。

　　這位恢復高考后第一屆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的77級學生，對知識的渴求似乎超出常人。據他的一些大學同學撰文回憶，李克強給他們留下的最深印象之一就是“異常用功”。他大學時代的許多時間都是在圖書館度過，碰上沒有課的時候，總是一早離開宿舍，吃好早飯就去圖書館，除了出來吃中午飯和晚飯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閉館才離開。

　　那一批學生入學時外語底子都不好，李克強也不例外，但他是學得“最賣力”的人之一。據說他口袋里總是裝著一疊自己做的英文單詞小卡片，“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時也在背”。

　　大學三年級，他就翻譯了《英國憲法史綱》這樣艱澀的英文原版法律文獻。一篇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的論文，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在龔祥瑞教授的指導下，他還以第一譯者的身份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勛爵的名著《法律的正當程序》。

　　同時，他也早早表露出對經濟問題的濃厚興趣，不斷從圖書館借閱有關經濟學和經濟法的英文原著。在此后供職團中央，重回母校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時，分別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和厲以寧。他的博士學位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獲得了內地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文獎。

　　李克強對書籍的這種情結，無疑來自少年時的熏陶。在他1997年發表于《安徽日報》的一篇題為《追憶李誠先生》的散文中，李克強懷念這位與他曾同住一個大雜院、通曉國故嚴謹治學的飽學之士，如何在院里管理著一座近萬冊藏書的小圖書館，并且讓他“感受到一種書香四溢的氛圍”。

　　從“文革”開始、學校停課起，李克強便開始向李誠求學�！袄钕壬�用平和的語調，時斷時續地向我講中國的國學，講治學的方法，講古今軼事……這種每天近一小時的講解、談論夾雜著議論，持續了近五年之久，幾乎穿越過我的少年時代�！�

　　他用與政治家身分迥然相異的沉靜筆調寫道：“表面看來，李先生是個純粹的學者，其實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蘊藏著一種對國家、對民族強烈的責任感�！�

　　對李克強而言，讀書與報國、治國已是密不可分。一位河南干部提到，一次他跟李克強到香港出差，李克強提議逛書店，想買一本阿瑟•黑利的小說《超載》，這位干部立刻意識到，這大概是因為他正在研究河南如何推進火電基地建設。

　　據知情人披露，李克強常年堅持閱讀英文原著，密切跟蹤國際上最新的經濟科技動態，每天都會關注國際國內的石油、金融等股指期貨和指數，并且定期閱讀英文原版的經濟學雜志。華盛頓特區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甫一問世，便引起他的注意，馬上要求發改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密切關注”。

　　當他在國際前沿科技雜志上看到論文稱，海底可燃冰將會成為第三次能源轉型革命性的替代品時，他第一時間批示給國土資源部，要求密切跟蹤最新研究成果。

　　“他不僅具有現代意識，別忘了，年輕時，他褲角上常有泥巴，手上滿是繭子”

　　普遍的觀點認為，與以往“摸石頭過河”式的傳統改革不同，當下中國的改革已趨向復雜化、精細化、專業化。這就要求當前改革的領導者，不僅要擁有勇氣和魄力，還需要有完備、科學、現代的專業知識體系做支撐。

　　而李克強，這位新中國第一位博士總理，不僅有果敢的決斷力，被稱為“解決復雜經濟社會難題的高手”，同時，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并且有在一流學府系統接受現代學科訓練的經歷。

　　完備的精英教育和傳統學養功底讓他在外交舞臺上揮灑自如。李克強曾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多個場合直接用英語交談，兩人的正式會談，從宴會廳一直談到陽臺上的咖啡桌，長達3個小時，遠遠超出原先預定的1小時。

　　中俄天然氣合作價格多年來始終談不攏，李克強2012年與普京會談后，提出“上下游一體化”的互利合作模式，被普京稱之為“新思路”。一位隨行記者注意到：兩人會談時，普京頻頻點頭，眼睛直視李克強的眼睛，神情專注，甚至拿起筆記錄起來。熟悉普京的中俄雙方人士說，他這樣的舉動在國際場合并不多見，“他遇見了一個強大的、值得尊敬的伙伴”。兩人的會談時間也從原定的一小時延長至兩小時，仍意猶未盡。

　　2011年8月，李克強訪問香港時，也曾用中英文交替發表演講，訪港短短3天，被香港媒體譽為“李旋風”。還有媒體在描述他與加拿大環境部長的一場會見后調侃說，“某種意義上，給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當翻譯就像一份‘閑差’”。

　　這位頗具魅力的政治家可以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地在世界級論壇上侃侃而談，與他國政要談笑風生，研討世界大勢，談論國家利益。但在另一些時候，他也可以穿件普通襯衫、套上舊夾克，深入中國的某一處貧困角落，坐到老百姓的屋里拉家常，親熱地聊起看病報銷、兒子回不回家過年之類的話題。

　　有媒體稱，李克強是一位極富現代意識的政治家。但一位在他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提醒人們：“他不僅具有現代意識，別忘了，年輕時他褲角上常有泥巴，手上滿是繭子。”

　　1974年，19歲的李克強到窮得出名的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插隊當知青，與農民同住同勞動。村民們回憶，當時“黑瘦黑瘦”的李克強手上總拿著一本書，但同時，他也是“一同下放的學生里干活最好的一個”。據說，每天10個小時的農活讓他的手磨出了水泡，而且，“他跟村民關系好，從來沒跟誰紅過臉。”

　　兩年后，李克強從知青中脫穎而出，公社黨委把他派到最窮的大廟大隊去當黨支部書記。這個帶著書卷氣的年輕人和村民們一起種糧食、“流大汗”，以至于不少人以為，他就是土生土長的農民。

　　那塊土地上后來發生了轟動全國的小崗村傳奇，18位農民為了不再餓肚子，偷偷立下生死狀，開始“大包干”。但糧食產量增長了，農民的日子卻始終沒富起來�！吨袊�青年》雜志1983年的一篇報道說，1977年，李克強“帶著不解之謎”，離開那塊土地，考進了北京大學。

　　有人推測，在此后的求學、研究、從政的生涯中，李克強在不同時期始終都在求解這個“不解之謎”。比如，他的碩士學位論文和博士學位論文探討的都是農村工業化問題和如何破解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過上現代生活；再比如，無論是他主政河南之時，還是進入中央之后，都大力倡導“新型城鎮化”，認定城鎮化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

　　一位與他共過事的官員說：“在他手上來推進城鎮化，或許是最合適的，因為他當過知青，了解農村，了解農民對土地的感情�！�

　　美國《福布斯》雜志在評選2012年度全球權力人物排行榜時，將這位中國的政治新星排在第13位，給出的一句概要介紹是：“李曾在公社工作，有著為勞工階層鼓與呼的名聲。”

　　曾經的知青經歷給他烙下了腳踏大地的平民情懷。30年后，已經成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李克強用最大的努力改善民生。他力推的兩項重要工作——醫療體制改革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都與基層民生息息相關。

　　面對醫療體制改革這個“世界性難題”，身為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組長的李克強，把“�；�本、強基層、建機制”作為新醫改的近期思路，他同時提出，醫改的核心理念是：“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

　　農村醫療在這次改革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2011年，中央財政安排新農合補助資金802億元，是2007年的7倍，是2005年的150倍。而曾經缺少保障的農民，也是醫改最先受惠的群體。2008年，李克強接手負責醫改的當年，保障農民就醫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就實現了“全覆蓋”，讓8.15億農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樣的“醫�！�。

　　一位參與醫改工作的官員概括，新醫改前三年的成果，一是織就了世界上最大一張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網，3年時間，將醫保覆蓋率從約30%提高到95%；二是打造了一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平臺，讓鄉鄉都有衛生院，村村都有衛生室，街道有衛生服務中心，“將醫療服務送到老百姓家門口”。

　　但同時，李克強的醫改思路也絕非政府一味砸錢、大包大攬。他一再要求“厘清界限”，區分“基本”與“非基本”，為市場留下空間。基本的，由政府主導；非基本的，交給市場和社會。

　　有人評論說，這樣的思路，既體現了主導者市場經濟、現代管理的“頭腦”，也彰顯著扶助弱勢的“良心”。

　　英國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曾有幾期專門刊發文章研討中國醫改，其中一篇認為，“醫改基本在正確的方向上行進”。世衛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2012年說：“中國醫改僅用了短短3年，取得的成效之巨大令人難以置信……必須承認，中國在醫改方面確實取得了顯著成效�！�

　　主抓醫改工作期間，李克強還力推兩項制度。一是大病醫療保險新政，這項2012年9月正式出臺的政策，將保險公司引入新醫改，旨在讓絕大部分人不會再因為疾病而陷入經濟困境。另一項則是2013年3月剛剛公布的“疾病應急救助制度”，在省市兩級分級設立疾病應急救助基金，將境內發生急重危傷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確或無力支付相應費用的患者均列入救助對象，讓“等錢救命”的事情不再發生。

　　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他曾經撂下“狠話”：“就算勒緊褲腰帶，也要推出這項制度！”

　　事實上，8年前，為了底層民眾的生活，還在地方主政的李克強就曾撂下過同樣的“狠話”。2004年12月，成為遼寧省委書記后的第12天，李克強冒著零下29度的嚴寒，來到撫順市的棚戶區視察。在一個名叫莫地溝的煤礦棚房區里他發現，居民水缸里的水凍成硬梆梆的冰疙瘩；房子四面漏風，沒有暖氣，炕上的老人，裹著被子，凍得瑟瑟發抖。居民們告訴他，這里幾百人共用一個簡易廁所。

　　李克強當場對這些棚戶居民說：“就算砸鍋賣鐵也要讓你們住上樓房！”僅僅4天后，遼寧省委就將棚戶區改造任務列為該省“一號民生工程”；兩個多月后，遼寧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棚改正式啟動。

　　從2005年到2011年底，遼寧全省共有近3000萬平方米的城市棚戶區得到改造，超過200萬貧困居民有機會住進了現代化的社區。2012年，聯合國[微博]人居署官員班吉•奧拉仁奧因卡在調研后盛贊，遼寧棚戶區改造“破解了世界性難題”。

　　直到現在，李克強依然在持續關注和推進棚戶區改造。今年春節前，他專程來到包頭的棚戶區調研，他說，棚改是城鎮化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不能讓城市這邊高樓大廈，那邊棚戶連片”。

　　住建部一位官員回憶，李克強曾經多次表示，住在棚戶區里的，大多是曾為新中國的發展做過貢獻、卻慢慢被遺忘的人�！按笠幠５呐飸魠^改造，是在還政府的舊債�！�

　　事實上，在醫改和棚戶區改造工作之前，李克強也曾經說過“砸鍋賣鐵”的語句，而對象也同樣是底層民眾——感染艾滋病毒的河南農民。

　　上世紀90年代初，河南不少農民因向違規采血人賣血而感染艾滋病毒。2000年前后，李克強到河南上任不久，感染者們逐步進入發病期，全省的艾滋病疫情也一度引發了國內外輿論的質疑與批評。

　　事實是，李克強在擔任河南省長期間，曾下令嚴打非法采血。他曾從省政府撥出專項資金1.6億元用來規范建設了18所市級血站。2002年成為河南省委書記之后，他明確提出：“即使砸鍋賣鐵，也要讓這些病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基本醫療保障，不使一個適齡兒童失學�！�

　　2003年，河南開始對因賣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進行免費治療、免費檢測、免費母嬰阻斷、艾滋孤兒免費上學等救助措施，成為國家現今對艾滋病患者“四免一關懷”政策的前奏。在他的強力主導下，河南進行了首次省級艾滋病情普查，公布真實疫情，并且將機關干部和大批醫護人員派到“艾滋村”進行重點幫扶。而他本人，也一年內三次前往艾滋病村，與患者握手交談。

　　《亞洲周刊》報道稱，在他任上，河南的艾滋病疫情得到控制，疫情最重的駐馬店市，死亡率由2001年的11.6%下降到2006年的5.6%。另有數據顯示，全省病死率由2002年的12.36%下降至2012年3.39%。

　　時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代表處代表魏英瑛曾對河南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給予高度贊譽。她說：“河南的防艾經驗值得在國際范圍內推廣。”

　　“別看他平日里儒雅謙和，關鍵時刻，他會施展‘鐵腕’”

　　與李克強曾經共事的干部回憶，多數時候，他很隨和，沒有一點架子。

　　李克強對自己的衣食常常不太在意。在河南時，有位干部發現，他穿的羊絨衫胳膊肘處磨爛了，露出了里面的襯衣。另一次，他的手表壞了，要換個新的，但安排的“預算”不超過200元。而在遼寧時，一位工作人員發現他的腰帶都卷邊了。

　　河南的很多干部群眾至今還記得他襯衣領子洗得發毛了、皮鞋開口了還在田里蹚來蹚去的情景。

　　作為上級，李克強總是平等地跟下級交換意見。遼寧一位干部說，他有口頭語，“你覺得怎么樣”，“你看行不行？”他從不將自己的思路強加于人，而是通過自己的詳細闡述讓大家形成共識。

　　河南一位干部甚至覺得，“敢于在他面前表達不同的意見的人，他反而更喜歡”。他還記得，有一次出國考察，李克強想吃西餐，但其他人希望吃中餐，于是大家投票表決。結果多數人選擇中餐，而身為省委書記的李克強也只能 “服從多數”。

　　但在另一些問題上，他卻毫不通融。據說，他在主政河南時曾一再聲明，凡是打著他旗號的都不是他親屬。

　　鄭州市官場大多知道，李克強在河南這么多年，各級官員從來沒能成功地請他出來吃頓飯。有一次，一位官員去他住處匯報工作，正巧碰上他跟秘書正忙著收拾行李，一問才知道，他的父親去世了，他要趕回安徽老家奔喪。李克強當場跟這位官員“約法三章”：這個消息不能告訴任何人；什么東西都不能送；誰都不能去追悼現場。

　　至于干部提拔問題，官員們說，“跑官也沒用，踏實工作才有機會提拔�！�

　　相比于生活中的隨和，在重大決策時，李克強往往堅定不移。從主政河南，到主政遼寧，再到進入中央，他的思路不止一次面臨反對的聲音：農業大省該不該將工業化排首位？一個還沒有走出老工業衰頹困境的省份要不要投入那么多錢去搞棚改？控制艾滋病疫情，有沒有必要投入那么多人力財力？……

　　但幾乎所有與他共事過的人都知道，只要是他看準的事，一定會堅定不移、不遺余力地往前推進。

　　另一位河南官員則回憶說：“別看他平日里儒雅謙和，關鍵時刻，他會施展‘鐵腕’�！�2003年，黃河蘭考段決堤，時任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從北京緊急趕回河南，到現場發現情勢嚴重后，他當機立斷，重新任命搶險總指揮，同時緊急協調部隊參與救災。

　　現場工作人員回憶，當時，現場真是千軍萬馬，有軍隊、公安、消防，還有地方民兵，協調起來十分復雜，但李克強的決策始終當機立斷、條理清晰。

　　一位參與搶險的官員記得，一開始，現場運來一些堵決口的麻袋，質量不合格，往決口一倒，袋子就爛了，根本堵不住。他馬上給李克強打電話匯報說，有人在“發國難財”。

　　李克強“非常震怒”。他立刻通知政法委書記、省紀委書記連夜趕到，通宵研究問題，第二天就拿出了處理意見，對違法違紀的干部現場作出處理。

　　這位官員透露，那次黃河決堤搶險，共有20多名干部被現場處理。李克強甚至專門派出一位組織部副部長、一位紀委副書記、一位政法委副書記駐守現場，“誰該處理？誰該提拔？現場拿出意見”。

　　他事后回憶說，時年48歲的李克強所表現出的應急能力和掌控能力，“給整個河南官場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克強為人寬厚，但行事毫不含糊，大刀闊斧；他隨和，卻意志堅定；他低調，大學同學陶景洲曾注意到一個細節，大學時拍集體照，李克強幾乎總是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邊上。但正如他的另一個同學何勤華所言：“他外表溫和中庸，但內心有一番雄心壯志。”

　　眼下，57歲的李克強站到了中國這艘經濟巨輪的舵盤前，目光堅毅。幾個月前，他為十八大所作的輔導報告的聲音仿佛重新回響在國人耳邊：“發展必須轉變，轉變必須改革，改革未有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