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2日電 英國《金融時報》刊登文章稱，中國兩會歷來備受關注，今年兩會更引人注目。這不僅因為中國新一屆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名單即將揭曉，還在于人們更期待中國政府制定出新一輪增長的政策。文章認為，可改革的體制成為中國經濟成功的秘笈。

　　2010年后，經濟增速下滑讓中國政府處境更加復雜。多數經濟學家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前途開始表現出悲觀情緒。這些經濟學家常常把日本被作為一個鮮明的參照，即在經歷之前20多年超高速增長后，日本經濟增長率在1973年出現了陡降，不僅從9%跌到了4%，而且隨后40年內，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都沒有超過3%。他們擔心，今天中國正在重演日本當年的一幕。

　　但文章認為，在悲觀的逐項理由當中，多數討論其實并不具備很強的說服力。比如，日本在1973年經濟出現“跳水”時已算是一個高收入國家，其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估計已經超過了美國的60%。把今天人均GDP只有美國20%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相提并論，并不符合經濟學的“收斂論”。也就是說，這樣的判斷大大低估中國經濟追趕前沿國家的潛力。

　　此外，針對“糟糕的模式”或“糟糕的體制”將把中國經濟拖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文章指出，動輒拿體制說事或把所有問題歸因于體制，是一種典型的本土思維范式。

　　文章稱，今天中國經濟，在經濟體制上是由計劃經濟經市場化改革演變而來，其成功之處在于實現30年的高速增長；正因為如此，該體制在過去30年的發展階段上必有獨到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某些優點可以一成不變。增長和發展會導致既有體制某些方面不能再適應新的增長階段，不再能提供經濟增長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成為增長的桎梏。

　　文章指出，因此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重要的。

　　文章稱，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有沒有一個可改革的體制至關重要。一個體制聲稱再優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為其長期的增長提供支持。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體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確保改革體制的成功。

　　以日本為例，盡管日本曾取得了超常的經濟奇跡，但由于其體制缺乏可改革性，最終還是陷入40年的超低速增長，難以扳回失去的國際競爭力。相反，韓國在遭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創后還能成功站到國際技術的前沿，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是韓國能成功推進體制改革的結果。有意思的是，韓國在“漢江奇跡”后演變出來的體制常常被西方經濟學家詬病不已，但這個體制卻是可改革的，在一些關鍵的階段上，可改革的體制表現出了巨大的韌性和靈活的優勢。

　　文章指出，中國經濟正在步入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體制中那些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十分迫切。但即使國有部門的權勢日益增長，中國看上去依然沒有變得更像俄羅斯或墨西哥。相反，這些財富的增長極有可能增強中國政府掌控局面和推進改革的能力，這是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成功的秘笈。

　　文章稱，當下和未來20年，中國政府繼續保持“中性”至關重要，在政治上要力圖避免被利益集團綁架和俘獲，換句話說，中國需要長期保持體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適應未來發展階段升級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