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秋艷服裝廠的女職工正在加工出口到東南亞地區的服裝

　　服務型政府仍是目標——專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

　　吳琪

　　告別高增長 進入中低速

　　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中國GDP的增速跌破了8%，過去我們總說GDP“保八”是個底線，破八對我們到底意味著什么？

　　魏杰：GDP增速8%的底線是我們在1998年定下來的。當時是按照我國要在2030年基本完成工業化的大目標來倒推的。農村人口要轉移到城市，我們每年必須新增1000萬個非農業就業崗位，要保證這些就業崗位，GDP的增長就必須高于8%，但也不要超過11%，我們叫作“八九不離十”。

　　那時候我們非農業人口只占人口總量的20%，現在已經占到50%了。現在按照2030年的工業化目標再來推算，我們只用每年新增就業崗位900萬個，與之相對應，GDP的增速保證7%就可以了。我們城市化的成熟度改變了，對經濟增速的要求也不一樣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認為這種改變是個主動的過程，還是被動的過程？中國經濟受到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外部環境會影響發展速度。

　　魏杰：這個過程是一個主動與被動相結合的過程。一方面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還未復蘇，歐洲在債務危機中仍未抽身，我們去年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7.6%，這之前我們的出口可都是保持兩位數的增長。我估計未來我們的出口增長不會超過10%。世界經濟對中國的機遇期在調整，這也決定了今后我們的GDP增速很難超過8%。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發展到今天的程度，我們的GDP增長也無需像以往那么高，那會帶來另外一些問題。我認為未來中國GDP增速的底線是7%，上線是8%，一般情況下會在7.5%左右徘徊。有些聲音認為中國新一屆政府上臺后，中國經濟會再現9%以上的增速。我認為無論從主動還是被動條件上，都不可能。中國經濟已經過了高速增長期，我們剛剛進入中低速增長。我們目前的增速放慢與國際經濟的不景氣重合在了一起。

　　三聯生活周刊：去年第四季度，我們的GDP增速擺脫了連續7個季度下滑的局面，開始止跌回升。我們的經濟形勢已經徹底好轉了嗎？

　　魏杰：我們看待今后的經濟形勢，首先觀念上需要改變，保增長不是一切。從1986到2000年，中國是一個低成本國家。無論勞動力成本，還是各種環境成本都很低。2000年以后進入了高成本時代，所以政府再要保增長，就只能投放貨幣，結果是通脹壓力很大。可是貨幣稍微收縮，我們的優勢就下來了。

　　我對中國未來五年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是：經濟進入中低速增長，通脹壓力將持續。對于中國的一線城市，我覺得可以房價作為一個參考指數。如果我們的GDP增長在7%以上，同時一線城市的房價增長控制在5%以下，我覺得這個比例是基本合理的。

　　三聯生活周刊：可是在前幾年政府對金融危機救市之后，再繼續動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空間已經非常小了。

　　魏杰：空間確實不大，不過從目前高層傳遞出的信息來看，今年國家在積極財政政策已經確定三個重點。第一是穩定中小企業，主要辦法就是減稅。減稅規模大致在1萬億元左右。據測算，2013年稅收增速只是10%，而過去每年稅收的增長速度是20%以上，這就表明政策不再希望把過多的財富向國家集中，而是要讓企業有休養生息的過程。如果減稅政策兌現，按照減稅對經濟的貢獻率1比6的比值判斷，這對今年經濟增長的推動將會是6萬億元，無疑對今年穩增長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點，國家會加大對民生的支出。具體就是指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今年估計要比去年增加3個百分點。數據顯示，我國對民生的支出增加1個百分點，消費會增加5個百分點，這對今年的消費構成利好。

　　第三是繼續重視基礎設施投資，估計今年的基礎設施投資在2萬億元左右。本來2012年上半年，積極財政政策實際上是在階段性淡出基礎設施建設。但現實表明，中國目前如果只是簡單依靠消費還沒有辦法使增長保持在7%以上，因此2013年還要繼續重視基礎設施投資。

　　在穩健的貨幣政策方面，估計2013年新增貸款會在9萬億元以上，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可能在15%左右。因此2013年貨幣的供給要比2012年更寬松。這樣也會導致價格的反彈，估計2013年無論是消費者價格還是投資品價格，都有反彈的可能。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

　　通脹壓力與社會分層

　　三聯生活周刊：中央在2008年采取的救市措施，今天遭到不少經濟學家的質疑，現在來看，它給我們的經濟帶來了什么樣的實質影響？

　　魏杰：2008年的救市政策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具體到救市的方式和力度，是有很多地方值得討論的。救市政策帶來的一個重要的負面影響是通貨膨脹。我判斷通脹的狀況不會很快就過去，它可能是較長時期內壓在我們頭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通脹就是貨幣發多了，2009、2010年這兩年政府發了多少貨幣呢？這兩年加起來是25萬億元左右。25萬億元是什么概念呢？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到2009年的貨幣發行總量的53.4%。兩年時間央行所出來的貨幣達到我國貨幣發行總量的一半還多。所以我一直不贊成我們老提中國在2009、2010年經濟增長一枝獨秀，實際上我們惹的麻煩也很多。

　　現在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和GDP的比例是51%，而且我們研究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發現，它的貨幣供應量和GDP比例達到100%以后，貨幣就開始回落了。而我們是190%，大大高于美國，但是我們GDP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所以財富和貨幣早已不對應了。貨幣確實太多了。

　　三聯生活周刊：2009、2010年兩年時間央行所出來的貨幣達到我國貨幣發行總量的一半還多，數字挺讓人吃驚的。這次通脹與以往有哪些不同？

　　魏杰：這一次通貨膨脹這么多貨幣出來，表現為兩個特征：第一，這次貨幣80%以上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中小企業沒有獲得太多的貨幣資源。這就導致我們緊縮性貨幣政策不敢用，一用就會使大量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

　　第二個特征是多出來的貨幣轉變成理財和收入了，一方面推動了融資成本上升，一方面推動了勞動力成本上升，這種通脹叫成本推動型的通脹。所以傳統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基本沒用，這次通脹解決是很艱難的。

　　三聯生活周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受到這一輪通脹怎樣的影響呢？

　　魏杰：我們從2008年開始的救市政策，在一年多之后它的通脹壓力就明顯體現在樓市了。具體到北京來說，2009年之前在北京買房的人，房價已經翻了五六倍；可是2009年之后還沒買房的人，國家的貨幣超發對他們是最大的利空消息。

　　2009年6月是通脹壓力在中國社會集中顯現的一個分界點。在一線城市，2009年6月之前有多套住房和買了房的人，他們在貨幣超發效應顯現出來之前置辦了最重要的財產。隨后房價大漲，同樣一平方米的房屋，在此之后買房的人要付出好幾倍的代價。所以我認為2009年6月成了中國正在形成中的社會階層的一個分界點。這也是中國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中國的階層差異不是按照他們對經濟貢獻的大小來劃分的，而是按照某個特殊時間點上有房還是無房。

　　三聯生活周刊：老百姓對于“十八大”關于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提法，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是我們應該考慮到通脹的因素，而不是單純的收入增加。

　　魏杰：對，其實我倒是不太擔心中國經濟增速回落的問題，它有其內在發展的必然性，我更擔心通脹的壓力。2012年底我國M2(廣義貨幣)是97萬億元，GDP為51萬億元。如果與改革開放初期比較，1978年我國的M2是850多億元，GDP為3000多億元，這34年來我國GDP只增長了100多倍，而M2增長了1000多倍。也就是說，貨幣的生產大大高于財富的生產，普通老百姓的感覺是“錢不值錢”。

　　而這種通脹主要不是表現在消費品價格，而是表現在房價、股價等資產價格上。這幾年中央控制通脹，主要是控制消費品價格，這樣做能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但是我們往往忽略的一點是，中國正在富裕起來的階層，他們的財富被通脹剝奪得更厲害。這種財富縮水主要表現在資產價格的縮水。單純提高居民收入用處不大，要看他們的實際購買力是否提高了。

　　三聯生活周刊：這次我們的經濟增速放慢，最直接地傷害了哪些群體？

　　魏杰：2008年我們經濟受到打擊時，主要體現在對實業的傷害大，除了民營企業家群體外，對農民工的傷害最大。很多沿海地區的密集制造業倒閉，農民工成批返鄉。但是2012年的經濟增長放慢，倒是沒出現太大的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服務業的發展非常快，雖然制造業受到一定沖擊，但快速發展的第三產業吸納了很多勞動力，所以農民工的就業沒有受到很大影響。

　　不過一些傳統產業的日子還是很不好過的，比如水泥、鋼鐵、鋁合金等產業，它們是按照過去“保八”的目標來設定發展的，現在經濟下行，可是它們的規模太大了，慣性還在，一下子轉不過來。所以我們經濟結構的深層次調整是不可避免的。

江蘇省2012年度人才交流年會現場，大批求職者前來應聘

　　三聯生活周刊：調整經濟結構的說法由來已久了，但是轉型比較緩慢。我們這個傳統的制造業大國，轉型會怎樣慢慢發生？

　　魏杰：我們原來維持增長的這三大元素已經逐漸在消失。我們應從過去強調外需、人口紅利、投資，轉向強調內需、技術創新，目前增長方式轉變中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辦法就是轉軌，即從過去的增長元素轉向尋找新的增長元素。

　　經濟學界強調未來5年重點不應該放在保增長，而是深化改革。因為保增長無非是政府進一步加大投資，可是我們建高鐵、高速公路這些，不具有持續性，再使用空間會越來越小，效果會越來越差。

　　政府應從經濟活動中退出

　　三聯生活周刊：說到深化改革，你一直強調必須理順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政府能否準確定位是我們今后改革成敗的關鍵。

　　魏杰：我們目前的體制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政府基本壟斷了四大資源：第一是貨幣資源；第二壟斷了物資資源，石油、煤炭、電力基本壟斷；第三，壟斷了物流，像航空、運輸、鐵路都是政府的；第四是壟斷了信息，從電信到郵政都被壟斷。

　　鄧小平時代我們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需要搞經濟建設；但是我認為下一步政府應該退出經濟建設的中心，即政府是社會公共管理主體，它將成為一個社會公共管理主體。因此我們未來對政府的考核不應該以GDP作為目標，GDP這一概念屬于財富增長的范疇，政府應該是一個社會公共管理主體。

　　三聯生活周刊：也就是說，政府需要從經營性的活動中全面退出，只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公共服務而存在。可是2008年中央4萬億元往下投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正是因為國家在經濟中發揮了強大的調控作用，認為我們應該為有中國特色的體制自豪，這是西方資本主義所缺失的。

　　魏杰：這其實是深化市場經濟的一種阻礙，2008開始的這幾年救市造成“國進民退”，如果這種局面不改變，民營經濟的活力就沒了，結果是很可怕的。調整的重點是重新鑒定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我們在最近的調研中間逐漸形成八個要點：

　　第一，政府和企業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兩大平等的社會組織。它們之間不是誰引導誰的關系。我在德國調研時發現，德國政府只對藥品和食品加大監管；別的企業，政府從來都不去管，它們完全是平等的社會組織，這才是市場經濟下政府的準確定位。第二，配置資源將不再是政府的事，市場才是資源配置最主要的機制。第三，政府必須從審批制轉向備案制。第四，政府的公共權力要受到一定約束才行。第五，企業對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訴訟權，即企業可以告政府。第六，政府不能作為國有產權的所有者代表。如果政府作為國有產權的所有者代表，有兩個問題就決不了。一是這種管理產權的政府機構和它所管的企業永遠會政企不分。另外一個問題是，政府難以平等地對待所有企業，因為有些企業的老總由當過政府官員或政府背景的官方人士擔任。這些背景在中國很管用，這對其他企業是一種不公平。第七，政府對企業稅收的收取，不應該以經濟增長速度為依據，而應該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為依據。政府是公共服務的主體，它為我們服務的時候需要成本、需要貨幣，這樣就應該收稅，但到底收多少稅應該以政府提供的服務為依據，不應該以經濟增長的速度為依據。第八，政府不能與企業爭利。政府如果要投資的話，也是以公共產品為界；如果是盈利項目，就應該由企業來投資。比如修一條高速路，如果修成后不收費就是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來投。如果修成后是商業運作，就應該是企業投，而不應該由政府投資。

　　三聯生活周刊：央企這十來年已經形成了極為強勢的一股力量，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很少見吧？

　　魏杰：在市場體系健全的發達國家，代表全體人民行使自己財產權的是各種資產管理公司，這些公司是企業，而不是(行政)政府。它們只對掌握著財稅大權的國會負責任，而不用對屬于行政機構的政府部門負責。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作為國有產權的所有者或代表者存在，說明對我們現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還須進一步深化才行，我們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還遠遠沒有到位。

　　從穩增長的階段來看，我們如果按照上述八個要點來重新塑造政企關系的話，中國經濟增長達到7%以上沒有任何問題。政企關系重新界定以后，政府主導型經濟體系就必然轉向社會經濟體制。這是深入改革最為迫切的一件事。

　　三聯生活周刊：你提到的這幾條，核心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從經濟主導型政府變為公共服務性政府。在現實的改革路徑中，你認為政府自上而下主動改革的可能性大，還是由基層推動改革更現實？

　　魏杰：中國的改革不用那么復雜，我認為強調核心的一點就可以了：保護產權。產權一旦得到保護，價格自然市場化、投資者有信心進行長期投資，創新有了動力，政府的權力自然會受到限制，權力不會像現在這樣無限擴大。保護產權直指我們改革的核心，這個過程中各方利益需要經過艱難交鋒后互相妥協，這樣中國的改革才有希望。現在誰都無法超越利益，那么怎么在多方格局里達成一致，會是今天改革的一個現實路徑。

　　期盼“民進國退”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經對中國的企業進行過長期調查研究，是研究中國企業制度最好的專家，為企業說話也比較多。民營經濟在這一輪“國進民退”的浪潮中，受到的沖擊到底有多大？

　　魏杰：我前邊提到2008年開始的救市政策，資金基本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民企的發展空間被大大擠壓。許多民營企業家對政策顧慮重重：政府越想讓他們進入投資領域，他們就越感到害怕，越覺得經濟出了問題。況且對民營經濟只開放投資領域，卻不放開控股權，這種開放實際上只是參股而已，等于是讓民企把錢給別人，然后由別人來運作。從這個角度講，民營經濟的境況不是靠喊兩句口號就能起來的問題，改善民營經濟要解決深層次問題。

　　民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有兩個非常深刻的障礙，一個是理論障礙，一個法律障礙。我們一直被教育的是，資本不創造價值。但我們看到的現實情況卻是投資者分走了那么多的收入。按照以上理論，民營經濟肯定要被視為剝削經濟。在這種理論大背景下，作為“剝削者”的民營企業家一定會考慮自己的未來，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擔心，總有一天他們會被“理論”掉。所以民營企業家移民的現象很普遍。

　　民營經濟增長遇到的第二個障礙是法律障礙，在所有的法律障礙中，首先是憲法障礙。我們的憲法有一個重要的法律規定，即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我們憲法從一開始就聲明“公”“私”有別，以“公”為主。既然憲法有差別，那么民法、刑法不可能做到平等，一定是一個有差異的狀態。

　　這個問題在最近引起很大的爭論。有人提出修改一下這個提法，建議修改成“中國實行混合經濟”。這樣，所有經濟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種成分都有劣勢和優勢，他們相互補充相互競爭共同發展，在法律上處于平等的地位。我覺得這個提法挺好的，而且我也研究了一下，如果我們繼續提公有經濟為主，多種成分并存的話，我們就對現制度解釋不清楚。

　　三聯生活周刊：怎么來衡量目前民營經濟的地位呢？

　　魏杰：我認為評價哪一種經濟成分為主有四個指標：一是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二是它對稅收的貢獻，三是對就業的貢獻，四是對技術創新的貢獻。按照四個貢獻來評價的話，我們發現中國的民營經濟已經占到主體地位。從2004年到現在，民營經濟的增長貢獻在63%以上，對稅收的貢獻在60%以上，對就業的貢獻在80%以上，而技術專利局的絕大部分專利來自民營經濟。從這些方面來看，民營經濟已經不是并存，而更好像是主體了。

　　前一輪救市政策的效應正在慢慢減弱，國企就又不怎么行了。2012年國企利潤下降5.1%，較2011年下滑20個百分點，這與前兩年國企的快速擴張和高福利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民營企業利潤仍然取得了同比20%的增長，說明民營部門是創造就業的生力軍。如果未來國家不再搞上一輪那樣大規模的政策刺激，國企獲得壟斷性收益變得困難，民企將會獲得重要的發展機遇。國家凡是出臺投資性的政策，對民企來說就是巨大的利空。國家凡是出臺改革性的政策，對民企就是很大的利好。我認為接下來5年很可能是“民進國退”。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經擔任國務院國家國有資產管理研究室主任，對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參與得比較深。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市場化改革和今天的改革，面臨的局面差異大嗎？

　　魏杰：有相似之處，但差異也很明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的時候，我們主要是與意識形態抗爭，為發展民營經濟、市場經濟鼓與呼，改變大家的認識誤區，是市場經濟的啟蒙年代。另外，那時候中國是真的“摸著石頭過河”，需要專業人士提供市場化的方案和意見。

　　現在我們的改革早已過了“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大家都知道“石頭”在哪兒，知道核心問題是什么。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已經形成了頑固而龐大的利益群體。改革不是個技術問題，而是有沒有決心，因為現在的改革每往前推動一步，都涉及關鍵利益。上層有沒有決心去觸動這些利益，這才是關鍵。

　　現在中國的社會階層形成了，不是20年前，社會群體還是含混的一片。我們再往前動一步都會觸碰到某個階層的利益，政府的公信力比以前差了，國企改革的難度大大增強了。

　　三聯生活周刊：朱镕基時代的國企改革強調“抓大放小”，小的放給社會，大的政府抓住了，但是這些大的國企現在變成了沒有力量與之抗衡的利益集團，這是我們國企改革的初衷嗎？

　　魏杰：當然不是。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是將地方性中小企業“租改賣”，放向市場。剩下諸如中國電信[微博]、中國電力這樣的大企業，政府希望走向股份制。而且不一定是國家控股，希望高管市場化，形成真正的企業家階層。

　　但是國資委成立之后，國資委管理著大型國企，他們成了大股東，當然利用一切資源將國企做大做強。可是國資委作為管理者，一個領導年薪才幾萬元，企業高管的年薪有幾十萬至上百萬。那么管理者就會阻止被管理者的改革。那些在政府部門的人，經常空降到某個企業做高管，發幾年財后回到政府上班。政府部門的人輪流下去發財，企業高管知道自己的前途有限，領導是空降的，高管的積極性就會打折扣。所以出現了中國特色極強的國企，叫什么副部級企業、司局級企業。副部級以上的央企，高管由中組部任命，國資委只能任命中層干部，這是多么奇怪的設置。在這個系統工作的人，一方面獲得經濟上的高收益，一方面享受公務員待遇，尾大不掉。

　　國資委現在成了推進股份制改革的主要反對者，你與它去商量改革，不是與虎謀皮嗎？國企的壟斷勢力已經形成，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電力等，它們可以說自己關乎國家戰略、國家安全，你又沒法動它。這些壟斷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障礙。中國的改革早已不再只是個經濟問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已經深深地嵌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