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記者 高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說,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新技術革命;二是中國的城市化。在中國城市化這場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人口轉移和布局重組中,數千年的農耕傳統與生活方式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改變。
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過去5年,我國共轉移農村人口8463萬人,城鎮化率由45.9%提高到52.6%,城鄉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區域發展的協調性明顯增強。
城鎮化如何進一步推進?如何建立新型城鎮化道路?這些話題,是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探討的焦點。
人口城鎮化是關鍵
來自河北的農民劉磊,8年前以地為生,是個地道的農民,3年前女兒出生,為了給孩子一個更好的未來,他和妻子兩年前開始進城務工。
2009年,他們到北京做早點生意,3年過去,他們的收入能夠在老家的縣城里買房,劉磊又開始考慮是不是要回家。
劉磊覺得,像他這樣的小生意者,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定居困難太大。“北京的房價太高了,我們買不起。”
和劉磊類似的進城務工農民工有很多,他們來到城市打拼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留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但離開土地的他們又很難再回歸傳統的農村,賺錢在縣城買房是他們中很多人的選擇。
“買不起房子只是問題之一,更重要的,因不能落戶,我們始終覺得自己是外來戶。”劉磊說。
從2003年開始,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以政協委員身份先后起草了33份關于城鎮化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提案,他認為,戶籍問題、高房價問題,是城鎮化的兩個關鍵節點。
“新型城鎮化要避免‘房地產化’和‘農民被上樓’。”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微博]指出,新型城鎮化的最大特點是強調人的城鎮化,因此,必須處理好人的城鎮化和地的城鎮化的關系,加快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推動農民工實現“職業上從農業到非農業、地域上從農村到城鎮、身份上從農民到市民”的三維轉換。
辜勝阻同時表示,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必須深化改革,從公共服務體制到戶籍制度,到土地制度,涉及到數十項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錢學明也曾指出,2000年至2011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從10.5個百分點擴大到16.3個百分點。這表明,農業人口進城的多,落戶的少。
蔡繼明告訴記者,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中,城市空間擴大了二三倍,城鎮化率也達到了52.6%。但是,并沒有產生與空間城市化相應的人口城市化。“中國有2.6億農民工,戶籍問題把他們擋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們是被城鎮化的,這樣的城鎮化是偽城鎮化的。如果擠掉水分的話,我國只有36%的城鎮化率。”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住建廳廳長何健說:“大城市、特大城市吸納人口的能力強,這是不用質疑的。大城市一定要發展,中小城市也要發展,中小城市能讓農民就地城鎮化,降低農民城鎮化成本。這一點德國做得比較好,值得我們學習。”
城鎮化速度并不快
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任何一個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國家都難稱“現代”。
2012年11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會見世行行長金墉時表示,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
據公開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的數量從l978年的l93個增加到2011年的657個,建制鎮從2173個增加到19410個。
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時間里,城市空間擴大了二三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似的城鎮化率增幅,英國用了120年,法國用了100年,美國用了40年。
這意味著,中國不僅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城鎮化規模,更有著世界上最快的城鎮化速度。
但在蔡繼明看來,我國的城鎮化速度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我國城市化進程不僅滯后于國家經濟發展速度,也滯后于工業化進程。由于進城生活6個月以上就被算入城鎮人口,中國實際城市化水平大概只有36%。因此我國的城市化率還是偏低,怎樣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蔡繼明說。
蔡繼明認為,城鎮化的本質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要把農民吸引進城的前提是工業化。在工業化進程中,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應該足以能夠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
而如何加快城市化進程,蔡繼明坦言現行土地制度必須改革。蔡繼明認為,現行土地制度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一方面,農村大量土地被用于工業開發、商業開發,但農民征地補償往往較低;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把失地農民妥善安置。這種土地制度必然會導致人口的城市化嚴重地滯后于空間的城市化。
大量的勞動力進入城市,那么農業現代化又該如何推進?對此,蔡繼明認為,“技術農業現代化不能只靠農民,城市資源應回流農村”。
蔡繼明還提出,城鎮化要避免千城一面,要造就有特色的城市,根據當地的人文、歷史、自然環境、產業結構進行城市化建設。“城鎮化既要強調政府規劃,也要發揮市場作用,特別是要讓農民有自主城市化的權利。”
蔡繼明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今年他仍將改革建言的重點放在城鎮化和土地改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