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蘊彰

　　關于延遲退休爭議的聲音近期又熱烈起來。上月末，人社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在談到延遲退休政策時，用了“穩慎推進”四個字，同時還表示，“各國在實施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時候，都是采取逐步延遲的具體操作辦法”。

　　在尹成基透露上述政策信息之前，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對外稱，延遲退休是社保改革的唯一途徑，與此同時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原所長何平也提出，需要通過增加個人繳費的辦法來解決養老金缺口問題。

　　對此，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對本報分析說，所謂延遲退休年齡、提高養老繳費標準，其實是把社會保險當作“商業保險”來看待了，純粹的“商業保險”只涉及保險者和被保險者也即繳費者兩個角色，而社會保險除了企業和個人繳費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是政府�！霸诨�本養老保險方面，政府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應考慮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

　　本報從民盟中央人士處獲悉，在民盟中央提交至中央高層的一份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建議中，已經提出應該將占財政支出的30%左右投入社會保障。

　　“延退”爭議

　　國內對延遲退休的爭議由來已久。早在2008年11月，何平在任人社部社保所所長時就公開稱，正醞釀條件成熟時延長退休年齡，法定退休年齡將逐步提高至65歲，引發當時輿論熱議。

　　今年再度引發延遲退休熱潮的直接誘因是6月5日人社部一位官員“相應推遲退休年齡已是一種必然趨勢”的表態。在隨后人民網[微博]進行的“你怎樣看待彈性延遲領養老金年齡”調查中，僅僅10多天的時間，就有232萬名網民參與投票，而投了反對票的竟高達94.8%。

　　在普通網民激烈反對延遲退休政策的同時，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于風政等人也公開表示，國內實施延緩退休政策并不可行。

　　于風政分析說，有關部門在討論社保基本建構制度時，完全聽不到工人的聲音，甚至沒有人想起農民這個最大的群體，這已經是要不要有基本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此后，對延遲退休的爭論就一直持續不斷。唐鈞是一直堅持反對推進延遲退休政策的專家之一，對于上個月鄭秉文表態所持“延遲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途徑”的觀點，他認為，鄭秉文在得出這一結論之前，事先就人為地劃定了一個框框，說目前社保改革只有三種選擇，一是進一步提高繳費標準，二是通過投資運營實現增值，三是推遲退休年齡。因為現階段前兩種選擇都不可行，所以就只能走推遲退休年齡的改革路子。

　　唐鈞認為，所謂對延遲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途徑的判斷，是撇開了政府的責任，不考慮長期以來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一直偏低，而推進延遲退休政策不僅與中國國情不符，也與以往國企改革中的政策有所違背。

　　對于何平提出需要通過增加個人繳費彌補養老金缺口的辦法，唐鈞分析表示，以常說的社保“五險”計算，目前單位繳費包括養老20%，醫療6%，失業2%，工傷1%，生育1%，共計30%；個人繳費包括養老8%，醫療2%，失業1%，共計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達10%以上的住房公積金，對企業職工實施的社保繳費就超過51%了，“這樣的社保繳費率在全世界最高”。

　　改革建議

　　今年下半年世界銀行[微博]發布了一個報告，專門討論中國的勞動所得偏低的問題，其中特別提到政府的稅收過高。世行報告認為，政府稅收就像嵌入需求和供給之間的一個楔子，會使供求關系出現異化。就勞動力市場而言，中國政府稅收過高既減少了勞動者的實際所得，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的人工成本。中國社保繳費的快速增長是稅收楔子增長的“主推手”。

　　世行調查數據顯示，從1998年到2008年，中國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而同期被認為“超高速增長”的稅收只增長了七成。為此，世行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大幅度降低勞動者的稅率，尤其是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繳費，這其中包括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

　　在唐鈞看來，社保、養老等問題，其本質是社會收入分配，主張延遲退休、提高養老繳費都是局限在用純粹的“技術眼光”尋找改革出路，而撇開了政府的責任。

　　與唐鈞同樣主張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投入的還有多位國內知名的社保專家。在11月初，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就對外表示，以2008年為例，我國社�？偼度雰H占財政的7.5%，遠低于德國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國的30.2%。

　　任玉嶺認為，我國每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長的國家財政，其使用重點應該逐步轉移至社會保障上。建議國家應將財政收入的30%以上用于社會保障和福利。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在近期提出了相同的建議。

　　建議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投入的還有一些中央政策部門。本報從民盟中央內部人士處獲悉，在國家發改委將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上報國務院之前，民盟中央在提交至中央高層的一份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建議中提出，國家應將關系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公共資源投向比重，在現有基礎上再增加一倍以上；將民生福利投入增長高于財政收入增長列為剛性約束指標，爭取到2020年達到占財政支出的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