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畢馬威中國稅務主管合伙人何坤明

　　文/《中國外匯》記者 劉麗娟

　　過去的30年里，跨國公司在中國經濟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中國“世界工廠”的名片與跨國公司休戚相關。隨著“廉價中國”時代的終結，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面臨哪些挑戰，如何尋找新的增長點？為了更好地了解跨國公司與中國市場的關系的演化，畢馬威中國深入到十幾家跨國公司中國區高級管理人員中進行調研，最近發布了其調研報告《跨國公司——未來的“中國之路”》。帶著對同樣問題的思考，《中國外匯》采訪了畢馬威中國稅務主管合伙人何坤明。

　　C=《中國外匯》  H=何坤明

　　C：畢馬威中國發布的報告凝聚了十幾家跨國公司高管對中國市場的分析，涉及不同的行業，規模有大有小。綜合來講，您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總體情況如何判斷？

　　H：我們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全球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今后幾年們仍將會不斷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很多跨國公司都看到了中國具有的巨大競爭優勢：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消費市場的潛力巨大、新興的中產階級正在崛起。從長遠看，跨國公司以中國市場為目標，在中國全面建立和發展業務，無限的商機。跨國公司之所以仍對中國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市場規模大是重要原因，變革的速度也是關鍵因素，新興市場幾乎崛起于一夜之間。

　　過去20年里，中國和跨國公司都從大幅增長的全球貿易和投資中獲益：據聯合國(微博)貿易和發展會議《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從1990年的4% 上升到如今的14% ，而跨國公司的總份額則達到了驚人的25% ，其國外分支機構的銷售額更是增加到32萬億美元。然而，大家也一致認為，未來5年將比過去10年更加艱難。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和跨國公司之間的關系出現一些調整。一方面，中國正在全面反思其對外商的開放政策，如是否要引入新的許可制度或技術轉讓新條例；另一方面，一些跨國公司也不再將中國視為它們唯一的增長來源地，它們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國以外的其他新興經濟體，盡管其規模較小，但卻顯現出同樣旺盛的經濟活力。一些跨國公司也在擔憂它們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因此，“中國 +1 (往往更多)” 戰略或 “鄰近采購”成為跨國公司普遍談論的話題，即跨國公司正在尋求更接近本國市場、交貨周期更短的制造地以降低成本。例如，北非備受青睞，因為它鄰近歐洲、擁有低廉的勞動力，且大多數國家與歐洲都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

　　C：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繼續吸引著全球頂尖的跨國公司落戶，留下在中國市場拓展的足跡。然而，中國市場的競爭也愈益激烈。為適應這種變化，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有哪些新的趨勢與變化？

　　H：與10年前不同的是，現如今跨國公司在加速擴張步伐，而不是簡單的進入市場。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范圍、投資模式趨于更加復雜。

　　首先，跨國公司的投資將向價值鏈的高端延伸。此前，投資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領域，中國因此也成為跨國公司的“世界工廠”。但是現在，不少跨國公司將研發中心、人力資源中心等提供共享服務的部門搬到了中國。中國商務部有望明年出臺一個行業規劃，包括面對世界其他主要共享服務中心，如印度和菲律賓，中國將如何自我定位。這將有可能吸引跨國公司將更多的后臺業務遷往中國。

　　其次，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開拓向三四線城市轉移。跨國公司開始把中國一個省份的重要性提高到與新興經濟體相同的高度。畢竟，中國的內陸省份在國內生產總值或人口基數上，與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東或拉丁美洲等其他新興地區相當。所以，在外國人眼里，我們所謂的三四線城市可能相當于一些規模較小的歐洲國家。

　　再次，跨國公司和中國公司均再次表示出對建立合資公司的巨大愿望。這也是我們在報告中特別強調的一個正面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跨國公司希望在本土企業的幫助下進入中國內地市場和三四線城市；另一方面，中國企業也希望尋求幫助進行海外擴張，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經濟局勢。從跨國公司的角度來看，與地方企業合作比收購或有機增長更有助于拓展市場；從本土企業的角度來看，合資企業不僅是現金池，更是其獲得戰略優勢的源泉。由合資到獨資再到合資的變化趨勢，體現的是跨國公司投資從最初的政策主導到現在市場主導的變化趨勢。

　　最后，跨國公司也將參與國內的整合與并購。小型跨國公司受實力所限，無法承受開拓新興市場的前期成本，只能固守沿海城市的已有市場，或難以為繼。咨詢行業初露端倪，員工只有30人至50人的小公司舉步維艱，它們迫于壓力已經開始處置資產或退出中國。

　　C：跨國公司在華的投資策略雖然已是市場主導，但政策調整的指導作用還是非常明顯。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出現放緩趨勢的背景下，哪些公司在加大對華投資，哪些公司在逐漸退出中國？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跨國公司如何結合自身情況，尋找自己的發展機會？

　　H：從政府的“十二五”規劃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外商投資更加注重質量，而不是此前的數量，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性。現在，政府比較鼓勵高科技、服務業的發展，跨國公司投資開始從制造業逐漸向服務業等第三產業轉移。這是跨國公司對政府規劃的回應，也恰恰與中國“走向價值鏈上端”的方針相吻合。而一些傳統的低成本、技術含量比較低的加工行業在投資力度方面會減小，跨國公司會把技術含量比較低的加工工序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比如越南或一些東歐國家。

　　到目前為止，跨國公司在服務業的投資大多局限于物流和金融行業。如果中國放開更多服務類行業，允許外資參與，跨國公司必將積極響應。我們也看到，新一代企業高管精英正活躍在中國市場。隨著中國經濟恢復平衡增長并強調本土消費，創新發展和清潔能源、高科技與服務行業等將會越來越成為市場重點關注的領域。在此次調研中，物流運輸的聯邦快遞、馬士基航運，消費領域的捷成洋行、樂購，從事專業咨詢服務的仲量聯行、美邁斯律師事務所，以及高科技領域的微軟(微博)、甲骨文(微博)，都在加大對中國市場的關注與投資。

　　中國政府鼓勵在三個關鍵領域做出重大投資——共享服務與外包、支付和云計算。“十二五”規劃同樣鼓勵此類創新，以促進中國虛擬化技術的發展。這為跨國公司帶來了巨大商機，尤其是那些瞄準不斷增長和高度復雜的中國高科技消費市場的企業。中國政府已確定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無錫5個城市先行開展云計算服務創新發展試點，將惠及眾多消費者及跨國公司。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如微軟和惠普(微博)，正在中國建立世界級的云計算中心。

　　C：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我國正在逐步告別“廉價時代”。在此過程中，跨國公司存在哪些機遇，其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么？

　　H：許多跨國公司發現，在華的經營環境日益艱難。它們普遍有一個看法：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廉價的產品制造和服務外包的國家了。調研中幾乎所有受訪的跨國公司都認為，在中國營商環境不斷轉變的情況下，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是最大的問題。消費品行業在這方面的問題尤為嚴峻，因為中國以往勞工成本低廉為它們提供了重要的成本優勢，但隨著中國人口老化，這種成本結構出現了徹底變化。少一些中國制造，多一些中國銷售，將為跨國公司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

　　隨著“廉價中國”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消費中國”，跨國公司逐漸將中國視為消費市場，而不只是一個采購基地。中國城市收入統計數據顯示，按人均年收入5000美元計算 (以美元購買力平價為基礎)，中國城市中產階級人數規模為2.75億人，以10000美元為標準，則降至只有1億人。能向數以億計消費者出售汽車或房屋裝修商品，令不少商業機構垂涎不止。

　　問題是，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也曾遇到重重障礙，以中產階級為銷售對象并非總是一帆風順。舉例來說，消費模式可能在一夜間完全改變，并產生新的市場。因此，企業需要在新的業務領域靈活投資，或迅速應對市場變化。市場突然出現變化的最大問題是，你無法從最初的統計數據分辨出成功與否。捷成洋行集團董事總經理海寧在調研中認為，應對這種多變市場的代價，就是承擔過度投資的風險。并且，通脹壓力持續升高和經濟增長放緩都可能引致中產階級的衰落。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就業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遭遇雪崩，造成無數中產階級家庭掙扎在貧困線以下。對于瞄準中產階層市場的跨國公司來說，中國應對通貨膨脹及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至關重要。

　　C：從公司經營的微觀層面看，目前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哪些，應如何應對？

　　H：首先，跨國公司向中國三四線城市進軍時，面臨著地區差異帶來的困擾。跨國公司很自然地會注意到，廣東和河南的市場差異，就如同法國和德國市場，或者加利福尼亞州和俄亥俄州市場之間的差異。它們在中國投資發展的策略要根據投資區域的改變而有所調整，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量體裁衣，進行增加適應性的調整。如今，多數跨國公司在中國普遍采用多層次的經營策略，以適應沿海和內地、不同等級城市及南部珠江三角洲、中部長江三角洲和北部環渤海地區的地域特點。

　　此外，中國消費市場已經不再向跨國公司一邊倒了，跨國公司也面臨越來越強的內資企業的競爭。內資企業的競爭力在不斷增強，內資企業提供的的產品、服務水平在不斷提升，它們也進行自己的研發，也借鑒外國的經驗來改進管理模式，已經成為跨國公司不可小覷的競爭對手。熱衷于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卻在談判桌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除非擁有奔馳或通用汽車這樣吸引力強大的品牌，否則，它們很難說服本土企業與之合作。

　　最后，從處于價值鏈低端的生產制造業，轉移到處于高端的現代服務業，跨國公司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要保持本地高端人才的持續供給。在制造領域，跨國公司看重的是國內低成本的勞動力。但是，當跨國公司轉向現代服務業時，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就不斷提高。尤其是現代服務業，不但有硬性專業知識的要求，在文化素養、語言能力、社交禮儀以及經驗技能等方面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當高端人才的需求量很大時，只能走本地化培養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