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機到包航線

　　代理過很多民航業(yè)內大案的藍鵬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張起淮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則直言，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某些握有審批航線的官員希望把手中的權力“變現”，而南航作為國有企業(yè)，想公關，卻不如民營企業(yè)那么好做賬。“因此，他們需要通過第三方的民營公司去斡旋。同時也希望像日美航空這樣的包機公司通過包機把航線做大，然后反過來，航空公司再來接手承運。”

　　南航有飛機，龐漢章通過黃登科間接管航線，這一組合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此時此刻，龐漢章手里的包機業(yè)務和傳統(tǒng)包機業(yè)務已有根本不同。他實際在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通過包機，進而包銷航線，控制和壟斷一些利潤看好的空運航線。

　　一位業(yè)內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數據顯示，“日美航空與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旗下12家分(子)公司進行包銷航線、合作經營航線等業(yè)務，2005年至2008年其與南航股份所屬12家公司共簽署52份包銷或合作經營協議，估計總價值在30億元人民幣以上。至2008年，南航股份下屬的9家分(子)公司與湛江日美公司在北京往返三亞、北京往返長沙、北京往返鄭州等13條航線開展包銷業(yè)務，其中北京航線11條。2007年至2008年南航股份所屬10家分(子)公司分別與其在北京往返武漢、北京往返深圳等24條航線(83個航班)上簽署了合作經營協議”。

　　“這些人都很富有，幾年賺幾十個億。業(yè)內人士都知道審批一條好的航線，審批一個好的包機就等于是一個搖錢樹，就是一個印鈔機，這里面的盈利何止200%？”張起淮說，在業(yè)內，因審批、倒手航線，不管官員還是商人，大多是一夜暴富。

　　像龐漢章一樣充當民航局和航空公司之間中間商的，并非龐漢章一人。“不會少于五人，甚至有人和龐漢章一樣手里都握有四五十條航線。”上述業(yè)內人士稱。

　　然而，在這些利益糾葛的背后，卻是國有航空公司的連年虧損。就在2008年，中國民航業(yè)全行業(yè)巨虧280億元，是中國民航業(yè)30年來的最大虧損。

　　審計牽出案中案

　　一切的改變，源于一次審計。

　　2008年12月，南航原總經理劉紹勇轉任東航總經理，審計署要為劉紹勇做例行的離任審計。結果，審計人員發(fā)現了一個新的名目，叫“航權協調費”，即南航作為一個中央直屬的國有大型企業(yè)每年卻向提供航空代理服務的日美航空支付幾個億的各項費用，其中包括有包銷分成、合作經營費等各種名目。于是，審計署對日美航空進行了延伸審計。

　　上述業(yè)內人士為《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數據顯示，在2005年至2008年，關于航班申請協調費的審計事項中，“運輸成本-其他直接運營費，航班協調費”和“銷售費用-國內業(yè)務，交際費-航班申請協調費”科目列支相關費用共計45467306.31元。南航公司的運營成本上列支的上述航班申請協調費，用于對民航總局、華北、新疆空管局和民航華北、西北、中南、新疆管理局等贈送禮品、茅臺酒及支付接待餐費、旅游費等。“此外還有巨額的非列支項目，具體數據就不得而知了。”這位業(yè)內人士說。

　　審計署某相關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審計機關自2009年5月進駐日美航空，與南方航空相關的審計調查于2009年8月6日正式遞交總署。該人士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波折，比如，審計署將審計報告交給中紀委，但是中紀委一開始并未重視，“因為案中可能涉及的民航華北局局長黃登科的級別，尚輪不到中紀委來查”。但是審計署認為事情嚴重，繼續(xù)上報，經高層領導批示，最后中紀委直接接管此事。

　　天衢酒店一位員工稱，2009年11月13日，龐漢章從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出發(fā)，前往沈陽出差，之后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后，龐漢章給公司打回一個電話，通知財務協助審計機關查賬。

　　2009年11月底，河北省衡水市故城縣檢察院的檢查人員到湛江日美航空了解情況，公司的人才意識到，“龐總可能真的出事了”。

　　龐漢章被調查后，黃登科也在短短一周內，從頂峰跌落到谷底。

　　2009年11月23日，黃登科被免去已擔任了6年的民航華北局局長職務，轉任中國民用航空局離退休干部局局長。一周之后，他的新職務也被免去。

　　2009年11月30日，周一，離退休干部局的員工遲遲等不到新局長，卻聽到了黃登科被“雙規(guī)”的消息。“他的妻子和兒子也被要求接受調查。”天衢酒店的員工告訴記者。

　　拔出蘿卜帶出泥。隨后，黃登科牽扯出了已經在雅寶路銷聲匿跡多年的魏景波。魏景波，一位非常有名的“俄羅斯包機大王”，曾經是雅寶路上最大的貨代商——聯洲國際物流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像龐漢章、魏景波這樣早年從事貨運包機業(yè)務的包機商，都和分管航線和時刻審批的官員關系密切。魏景波被調查后，又“抖”出了首都機場集團原董事長張志忠。自1996年至2003年期間，張志忠擔任了民航局運輸司司長，后調入規(guī)劃財務司任司長，而這兩個部門歷來被視為民航局最“肥”的實權部門。前者主管航空市場準入和航線、航班時刻審批，后者任職的財務司則掌管民航發(fā)展規(guī)劃和投資、財務安排等。

　　衡水市檢察院某相關人士強調，張志忠并沒有被“雙規(guī)”，而是直接刑拘。這說明，有關部門已經掌握了張志忠比較確鑿的證據。

　　由時間上來看，張志忠出事與黃登科犯案并非“共同案件”，而是共同類型的案件，沒有直接聯系，但都是與航線和航班時刻審批有關。而上述四個人的案件，都指定由河北省衡水市檢察院調查偵辦，通過這一司法安排也可見一斑。

　　從龐漢章和黃登科的線索往下繼續(xù)延伸，黃登科是批航線的人，龐漢章是中間商，那么需要航線的人也慢慢進入了檢查人員的視野。2010年6月9日，包括南航總工程師張和平在內的7名南航高管被湖南檢察院從辦公室?guī)ё撸�半個多月后，南航運力網絡部前任總經理和運力網絡部一位副總被帶走調查。運力網絡部主要負責南航的航線時刻布局和對南航旗下分公司航線時刻申請的協調。隨后，中國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也有一名負責航線時刻審批的處長被調查。

　　令龐漢章沒有想到的是，一場猛烈的反腐風暴正刮過民航系統(tǒng)，而他本人成了整個事件的導火索。

　　看守所里的“龐”“黃”

　　在衡水市故城縣的看守所里，龐漢章和黃登科依舊是鄰居。

　　《中國新聞周刊》獨家獲悉，黃登科住在2號房，龐漢章住在4號房。“2號房條件好一些，4號房里共住著二十多個人。”而包機女富豪魏景波也曾住在故城縣的看守所里，不久前剛被轉走。

　　這是中紀委指定衡水市檢察院調查的案子，衡水市檢察院近年來低調處理了很多大案要案。7月2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來到距衡水市一百多里外的故城縣。看守所坐落在故城縣的東北角，不大，像個鄉(xiāng)鎮(zhèn)小學，門口是一座白色瓷磚的二層小樓，周圍是七八米高的紅磚墻，紅墻內又是一層紅墻，外層紅墻的兩個角上有哨兵塔，四個角上都是轉著圈的鐵絲刺網。

　　如果在看守所里，根本看不到緊挨著白色小樓駐扎的武警部隊，以及墻外半米來高的向日葵田，滿田的向日葵剛剛露出巴掌大的黃色小臉。

　　龐漢章的早飯是粥和饅頭，中飯和晚飯是米飯和菜，《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去的7月2日當天，龐漢章的午飯是米飯和魚。“有時候他們也可以從外面叫燒雞或扒雞吃一下。”看守所的看守人員說，龐漢章目前在看守所的狀態(tài)不錯，剛一開始來的時候態(tài)度不是很好，后來轉變了。“對這些事情看得開了。”

　　在看守所里，要求早上五六點鐘起床，晚上十點鐘睡。龐漢章大多是在看一份河北省的法制報和《燕趙都市報》《衡水晚報》，以及他自己讓看守所幫忙訂閱的《參考消息》。

　　在看守所里，龐漢章一直擔心自己“出去后一無所有”，擔心“員工的遣散費”。他希望檢察院能給老母親留點錢，希望“自己能有個緩刑”，希望出來后能“東山再起”。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黃登科的案子已經刑偵結束，馬上就要起訴。但是龐漢章等到起訴最快也可能要到年底，知情人士透露，“他牽扯得太多，前兩天廣州和湖南的檢察院還過來提審過。”  ★(實習生田春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