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公司！？

　　《中國好聲音》和它販賣的產品

　　正宗好聲音，正宗好公司。

　　這是一家在國內炙手可熱的創新“公司”，它誕生的背景是如經濟危機一般的選秀市場——充斥著緋聞、潛規則和信任危機。

　　“公司”的核心團隊是旗下擁有星空衛視、Channel [V]、制作過《中國達人秀》的星空文化傳媒，以及《我愛記歌詞》的東家浙江衛視。“公司”的大投資人是加多寶。在后來的融資中，啤酒、毛巾、飲料等“風險投資人”也紛紛入股，從巨大的影響力和利潤中分羹。這家“公司”從成立開始，便從國外尋找可獲利的大項目，大牌的核心團隊最終從荷蘭人手中買下《The Voice of Holland》版權，他們把它帶回國內，然后就火了。

　　主筆 郝博聞  新金融記者 王海琦 淮純菊

　　特約撰稿 阿蘭 上海 杭州 北京報道

　　“公司”的發言人、HR兼PR，是從前名不見經傳，但之后蜚聲圈內的華少——他經常以令人費解的語速和VC、投資人進行溝通，并了解每個員工的幕后往事。他們的員工，那些生產者，都是百里挑一的種子選手。他們和他們的產品、故事，將被放大、包裝，在投放市場的時候，為“公司”帶來更可觀的利潤。

　　劉歡、那英、庾澄慶、楊坤——沒有比他們更了解如何挑選制作出更好的產品、提升員工價值的人了。他們曾經是老師、樂壇一姐、能說會道的歌手兼主持人、擁有數字“32”殺手锏的經紀公司小老板，但在這家“公司”里，他們是生產線上的“產品經理”。

　　未來，他們可能還是合伙人。這家“公司”的聰明之處在于，綁定了所有參與者的利益，產品經理不遺余力地選擇和訓練員工，并向市場投入產品，公司高層則開始利用市場的狂熱需求進行進一步融資。他們甚至正在嘗試“股份化改革”——成立新的經紀公司，將產品經理、員工與高層的利益鏈綁定，出產專業的員工和更多的產品，并將所獲利益分攤。因為有好項目、好創意、懂包裝、會用人、精制作、玩大牌，所有這一切看起來妙極了。在登陸市場后，這家公司創造了最高11.39%的收視份額。

　　這家“公司”還會講故事，并懂得煞有介事地包裝產品——聲音。它提供的舞臺讓“公司”中所有員工都為之利用——有的產品經理在之前已經銷聲匿跡多年，卻通過進入這家“公司”讓普天下都知道“32”這個數字。

　　這家在販賣聲音、故事、彩鈴、廣告的“公司”就是《中國好聲音》。某種意義上，用公司化的形式來解構它，就是解構了一家如何在經濟危機中站穩腳跟，并持續做強的好公司榜樣。

　　聲音 秀場 操盤手

　　一家好公司如何“賣唱”

　　2012年8月24日深夜11點30分，接受新金融記者電話采訪時，金磊還在從杭州回上海的路上，近兩個月來的每個周四、周五，他需要盯著《中國好聲音》節目的后期制作，直到播出結束。

　　金磊是《中國好聲音》總導演，倘若把這檔節目比作一家公司，他應該是公司的操盤手。他的工作就是搭建一個舞臺，引入“最好的商業模式”，說服那些苛刻的投資商過來砸錢，并讓一個嘴皮子快得不得了、腦子反應神速的人充當公關經理。之后，他還需要找到如同每個選手那樣好的“員工”，讓他們保持最佳工作狀態，并生產出最有賣點的產品——好聲音。當然，為了把控什么是“最好的”，還需要更懂行的“產品經理”作為合伙人——四位評委導師。

　　這就是總導演——這家“公司”的高層應該做的事情。現在，他們賺了錢，并開始讓那些原先的“雇員”成為現在的“股東”。

　　立項

　　8月24日晚，《中國好聲音》第七集播出，這是“盲選”結束后，“導師考核”部分的第一場，劉歡隊伍的隊員們捉對廝殺。

　　節目收視率數據還沒出來，但前幾期的收視率早已足夠讓金磊興奮。

　　就在上一周的周五晚，《中國好聲音》第六集播出后，收視率突破了4.0，這一成績超出了金磊的預期。“導師盲選的最后一集，我們的期望是收視率突破3.5。”金磊說，他對導師考核階段第一集收視率的期望，也只是4.0，“沒想到提前完成了期望。”

　　直到節目播出結束，金磊才能離開浙江衛視，然后回到上海，繼續其他的錄制工作，“每周四、周五，節目要做最終版的修訂。”金磊告訴新金融記者。

　　兩天前的8月22日晚，金磊還在做楊坤隊伍的“導師考核”錄制。這一天，楊坤要求他的“楊家將”們穿上印有32的T恤，并戲稱“這是屬于我的‘32之夜’”。這是兩周后要播出的內容。

　　而現場導演則在熱場時高喊：“這是全國最頂尖的音樂節目，這是全國最二的音樂節目。”他舉著話筒，蹺起食指和中指，比劃出《中國好聲音》標志的手勢。

　　自開播以來，《中國好聲音》一次次占據同時段電視節目收視率第一的寶座，“好聲音”這家“公司”無疑是一家“能賺錢的好公司”。但在金磊看來，“最好的模式”則是支撐起這一切的最重要的因素，這是一次成功的“立項”。

　　這一模式舶來于《荷蘭之聲》節目，他們制定所有與節目相關的規則，并擁有版權。

　　2010年，金磊初次接觸到《荷蘭之聲》，當時，他和燦星制作總裁田明便認定，“這個模式在中國一定能做出影響力。”他說：“這個模式太強大、太純粹。”

　　這是一個真人秀的節目，關注小人物的大夢想，在這一點上，與金磊之前做過的很多節目相似，不同的是，“它只關注音樂”。

　　那個時候，國內已有許多家電視臺在做音樂類選秀節目，而在金磊看來，“有些做得急功近利，或者有點變形走樣，不那么純粹，摻雜了過多的偶像選秀因素，他們需要考慮選手的長相、氣質、談吐，甚至在將來市場上的走向，他們有太多訴求。”

　　彼時，音樂選秀節目的市場正趨向低迷。

　　“其實市場低迷是有原因的。”金磊告訴新金融記者，“所有的音樂都像碎片一樣，已經很久沒人去梳理。”

　　而“好聲音”的模式要求節目必須只能尊重音樂和聲音本身，“在選擇之前，導師只能聽到學員的聲音，看不到他們的形象。”

　　于是，《中國好聲音》甚至還產生了“這是一場為中國音樂正本清源的運動”的概念。

　　今年年初，燦星制作花了近300萬元人民幣從一家國際性模式代理公司買來“好聲音”三季的中國版權，并開始啟動。

　　買下模式版權后，便要按照模式方的要求來操作，節目的所有流程，包括燈光舞美，甚至音樂導師的轉椅，都已在模式中做了規定——這是一樁從一開始就很苛刻的生意。

　　合作

　　項目成立后，這家“創業型公司”的發起人所要做的則是尋找能與之資源互補的“合伙人”，而在此之前，燦星制作還必須讓人相信，它的模式一定可以成功。

　　“我對這個節目的模式有信心。”金磊向新金融記者介紹，近兩年國內收視率較好的電視節目，用的大多是國外的模式。

　　就像西藥需要長時間的臨床試驗一樣，產生于歐美國家的電視節目制作的標準也需要通過層層科學實驗與數據搜集的論證。“好的模式需要在上千個方案中精選淘汰后才能錘煉出來。”金磊說，“通過一個非常苛刻的標準制定下來的，一旦成為模式，就可以在全世界所有國家獲得成功。”

　　而事實也已證明，“好聲音”在近50個購買版權并播出的國家中都已經取得成功。

　　實際上，燦星制作曾操作過不少電視節目，金磊說：“我們是操作國內電視真人秀節目最優秀和最有經驗的團隊之一。”

　　另一方面，模式中已有規定，音樂導師必須為這個國家里最頂尖的音樂人。倘若能達到這一要求，無疑又為這門“生意”的成功增添了砝碼。

　　隨后，燦星制作將尋找合伙人的方向定在浙江衛視，金磊說：“浙江衛視本身已經有六七年一直在做大眾的歌唱類節目，我們覺得它們的平臺適合做音樂類節目。”

　　但雙方的談判并不順利，最早談的模式是最基礎的制播分離模式，全部由浙江衛視出資。然而，缺乏利益捆綁，與以往的模式并無差別，燦星制作不能完全保證節目收視。

　　燦星制作還有另一方案：整個節目由燦星自己全額投資，最后由浙江衛視直接播出。這一方案等于浙江衛視僅是一個播出平臺，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分成。

　　幾十輪談判后，雙方才敲定最終的“緊密捆綁式的合作關系”，兩家共同投入，浙江衛視主要負責整體運作和營銷推廣，而燦星主要負責內容制作。

　　共同投入的同時，燦星制作與其合作伙伴還需共擔風險。有媒體報道，燦星制作與浙江衛視最初簽訂的合約中提到，“如果《中國好聲音》在每周黃金時段(周五21：15-23：00)的收視率超過2%，則燦星參與浙江衛視的利益分成。否則，廣告商的損失由燦星單方負擔”。

　　燦星制作似乎為自己下了一個必須要贏的賭注。

　　節目收視率越高，獲取的利潤越大，雙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為了更高的收視率，就必須提高節目的品質，這也使得燦星制作不吝惜成本，以換取可觀的收視率。

　　“我們與浙江衛視合作是投資分成的模式，節目的制作是燦星全額投資，最后的廣告收入兩家分成。”金磊告訴新金融記者，節目一季的制作成本接近8000萬元。

　　至于兩家如何分成，外界并不知曉。

　　PR

　　接下來，燦星制作需要考慮的是如何負擔高昂的節目制作費用，它需要讓這家剛成立的“公司”獲得大筆融資。

　　《中國好聲音》需要廣告贊助，正如節目主持人華少向新金融記者所言：“我們節目投入很大，基本上，靠廣告才能持續進行。”

　　事實上，這家公司的融資環節還算順利，它拿到了國內多家知名企業的廣告贊助費，網上傳言，僅國內一家涼茶企業拿出的冠名費，就高達6000萬元。

　　但贊助商的權益必須在節目中得到最大化的體現——他們才是這家“公司”真正的“投資人”。

　　在上海市源深體育中心的《中國好聲音》節目錄制現場，獲得冠名權的涼茶企業LOGO隨處可見，錄像大廳的后墻上，四塊屏幕不停播放冠名商的廣告。節目正式錄制之前，先要錄下這幾塊廣告屏幕，以便在播出時植入。

　　工作人員也會有意或者無意地將贊助商的廣告植入節目。現場導演在暖場時會高喊：“氣氛再熱烈一些，就可以喝到免費的加多寶涼茶。”音樂導師偶爾也會拿冠名商調侃：“我砸你一個加多寶。”

　　但金磊告訴新金融記者，這些并非贊助商的要求，“他們很隨意地說出來而已。”

　　在節目中，向廣告贊助商不停反饋情況，是主持人華少的工作，他在這家“公司”中擔任“PR”(公共關系)的職位，他要跟所有人溝通，包括“投資人”。除了需要告訴“投資人”，這個“公司”有一個好的前景，他還需要讓“投資人”知道，他最大限度地維護了他們的權益。

　　華少因節目開始時的一段廣告串詞“貫口”，被網友稱為“中國好舌頭”。

　　在錄制中，為了將時間更多地留給節目本身，他只能加快語速，但他也清楚，必須保證贊助商的權益，“我就耍了小聰明，其他內容可以快，但讀到贊助商名字的時候，必須特別放慢語速，至少要保留基本LOGO。”

　　有時候，這位PR還需要滿足“投資人”的其他要求。

　　通常情況下，節目錄制之前，華少要先把播出時節目中間的廣告串詞錄下來。“有時候贊助商會告訴我說，我覺得你在錄制的過程中狀態會比較好，能不能在錄制時再幫我錄一遍廣告？”

　　這時候，他也只能在不影響節目錄制氛圍的情況下，重錄一遍廣告。

　　但華少的工作不僅于此，他還兼任這這家“公司”的“HR”(人力資源)，他要讓音樂導師們更加了解他們的隊員。

　　如播出的節目中一樣，制作組中只有他一個人陪伴所有的學員和他們的親友團，從頭到尾，了解他們所有信息。“所以我可能更了解他們更多的臺前幕后的狀況。”他說，“我是一個人力資源總監，我需要跟每一個學員和他們的親友團溝通。”

　　四位音樂導師在節目錄制過程中，會向華少詢問關于學員的情況，“因為他們做什么，我看得到，我做與學員的溝通，他們是看不到的。”

　　產品

　　在這家販賣聲音的“公司”里，四位音樂導師一直扮演著“產品經理”的角色，他們的“生意”是需要挑選出最好的員工——學員，然后指導他們生產出最好的產品——聲音。

　　但“模式”對“產品經理”的人選有要求，他們必須是國內一線的頂級音樂人。“如果不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音樂人，效果會大打折扣。”金磊告訴新金融記者。

　　拿到版權后，燦星就已經打算請劉歡和那英，稍后他們又確定了庾澄慶和楊坤，“至少兩位頂級大腕，而且我們自己希望還能有一位受年輕人喜愛的港臺歌手和一位經歷很勵志的歌手。”金磊說的勵志歌手，便是楊坤。此外，作為“公司高層”的金磊，在選音樂導師上，還要考慮很多問題，包括他們的檔期、表達能力，以及是否適合做電視節目。

　　他們曾考慮過王菲，“但她不是一個愿意表達和善于表達的人，不適合做電視節目。”

　　在港臺歌手中，制作組也考慮過陳奕迅、王力宏甚至張學友，聯系張學友時，他正準備在暑期陪女兒去世界各地旅游，時間上起了沖突，也只好作罷。

　　后來，制作組想到了庾澄慶，“因為我們跟哈林很熟，他的音樂很多元，掌握了各種音樂類型，而且他非常懂電視，也是優秀的主持人。”

　　然而，這些大牌的“產品經理”們并不能從“公司”里拿到類似于“按月酬勞”的出場費，他們只是以“技術入股”的形式進入“公司”，而報酬只存在于節目的后期產業鏈開發，說白了，把所有學員的現場演唱制作成彩鈴，提供給全國的手機用戶下載來收費，然后他們拿到分紅——這樣作為“產品經理”的評委們，又成了“公司”的“股東”。

　　這便生成了簡單直接的利益邏輯關系——更好的聲音催生更多的下載，也將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分紅，這迫使“產品經理”們愿意在錄制現場搶奪“好員工”。

　　他們的“員工”不用通過前期海選，也不能報名參賽，“我們自己找學員，這也是模式要求。”節目組要自己去全國各地尋找，“我們每次下去都會有幾個星探隊伍，每個星探隊伍都帶有專業的聲樂老師，到各地，包括藝術院校、酒吧、演藝機構，去尋找有才華但默默無聞的有天分的人。”

　　標準在星探和聲樂老師那里，只要先打動他們，就可以參加節目——這簡直像極了一家初涉業務的公司，在汗流浹背的天氣里跑市場，并試圖根據大眾及公司高管的需求，尋獲被雪藏的有利可圖的商品。

　　然后，這些費盡辛苦找來的“員工們”還需要生產出足夠好的“產品”來打動他們的“產品經理”，才能最終進入這家“公司”。因為“產品經理”已經無數次告訴他們：“你跟了任何一位導師，都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雖然目前還沒人知道，“光明的前途”是什么。

　　但“好聲音”也只是這家公司前期的“粗加工產品”，他們還要打造更寬廣的產業鏈。

　　有媒體報道稱，燦星制作后期會成立一個經紀公司，簽約學員，將來由導師幫他們做音樂上的指導，市場開發是由燦星完成，雙方共同去推動這個產業。

　　目前四位導師都利用一些圈內的人脈和各類資源來共同打造這個產業，最終是由燦星考慮如何進行產業化運作的問題。

　　這是燦星制作總裁田明所要考慮的問題，而金磊所要做的，是回到上海的錄制現場，使盡渾身解數來確保收視率的好勢頭。

　　涼茶 正版 投資人

　　一分鐘貫口中的風險生意

　　如果將《中國好聲音》的制作、播放團隊看做是一家公司，那么《中國好聲音》實際上是一個“項目”。而主持人華少，在一分鐘“貫口”中所提到的公司，實際上是這個項目的投資人。

　　接洽

　　8月23日，加多寶集團品牌管理部副總經理王月貴第一次因為《中國好聲音》接受媒體專訪。當天上午10：30，他還和同事、律師團隊一起面對十幾家媒體，并接受記者的提問和質疑。那時的他，情緒里充滿無奈，甚至有些憤憤不平。

　　午餐間隙，他和身邊的人聊到了《中國好聲音》，還提到前一天節目錄制應該到了什么階段。偶爾還會陷入思考狀態。13：00，在與新金融記者聊《中國好聲音》、并以投資人的身份去回顧投資過程時，他傳達的訊息卻是：堅定且愉悅的。

　　投資給《中國好聲音》，加多寶以一種看似“賭博”的方式進入這樁有“風險”的生意，但在王月貴的記憶中是“一拍即合”的。

　　今年5月下旬，他接到了浙江衛視方面有關《中國好聲音》的電話，“對方想問問我們的態度。”按照慣常的流程，電話之后，還發了一些資料給王月貴。

　　“看完資料，我們覺得這個項目不錯。”王月貴說，“正宗版權”的概念很好，與“正宗涼茶”的訴求完全吻合，甚至是“絕配”。當時的判斷是：“這會是一個互相印證、互相提升的結合。”王月貴說。

　　很快，由加多寶高層組成的5人核心團隊誕生，并與浙江衛視方面約定了面談時間。一個星期后，浙江衛視的團隊、燦星的團隊到了北京，“大家開始溝通。”

　　對方將這個項目做了詳細的介紹，主要是節目本身的特性、未來推廣的方式方法，以及雙方如何結合。“當時的合作方案實際上是為加多寶量身定做的，他們事先做了很多事情。”王月貴對新金融記者說。

　　因為節目本身是固定模式，所以，討論的核心就放在了如何推廣、傳播，如何在社會上放量——讓他更大，還有就是雙方的權益。

　　“畢竟，加多寶是冠名商，在商言商，是一定要考慮投資回報率的。”王月貴強調。

　　當然，這樣的溝通，一次是不夠的。第二次，加多寶團隊去了上海。可雙方溝通最多的并不是錢，錢很快就搞定了，“我們一直在要資源，想讓對方拿出更多的資源來做這個節目，同時，我們也告訴對方，我們能拿出多少資源，能為這個項目做什么。”王月貴說。

　　據王月貴回憶，決定投，包括談判、溝通一共用了十來天。“速度很快，也很順暢。”

　　風險

　　從目前《中國好聲音》的火爆程度來看，加多寶的投資無疑是物超所值的。但，并不代表節目本身沒有風險。

　　有媒體報道，浙江衛視在尋覓冠名商時，曾經聯系了很多以往浙江衛視的大客戶，但均無功而返。“別人沒投，可能是風險問題或策略的匹配問題，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現在大家紛紛跟進，這值得思考。”王月貴說。

　　王月貴始終不肯透露冠名費用，說與浙江衛視簽有“保密協議”。而外界的版本很多，最多的版本是6000萬元。不論其真實性與否，毋庸置疑的是，這是一筆較大的投資。

　　當然，對這次投資行為，在加多寶的核心團隊里，并不只有一個聲音。后來能夠達成一致，也建立在內部有效溝通的基礎上。

　　“第一，涼茶與項目本身在‘正宗’訴求上是匹配的；第二，在和廣藥PK的這個階段，我們也需要這樣的品牌資源，浙江衛視的平臺也很好；第三，節目本身是原版引進的，還有燦星這個制作團隊對品質的保證。”很快，加多寶的核心團隊達成共識。

　　對此，王月貴解釋說，加多寶在理念和營銷方面的原則是：關鍵時期把握關鍵資源。所謂關鍵資源，有的時候真的只是一種契機，沒有復制的可能，過了就過了，這個時候，企業要有投資的戰略性眼光、要有前瞻性。

　　“《中國好聲音》是一個全新的東西，肯定有風險，但通過與浙江衛視的溝通，加上之前運作一些電視節目的經驗，還是比較樂觀的。當然，企業有時候要敢于冒一些風險，我相信，這個團隊能夠承受壓力。”王月貴說。

　　正如王月貴所言，亞運會期間，加多寶與廣東衛視合作過一檔娛樂節目——“先聲奪金”。因此，他們非常清楚，對一家衛視而言，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同的是，奧運會、歐洲杯、亞運會，這些必然會成為當時社會關注的焦點，其成功率要高很多。

　　其實，加多寶對項目的投資回報率進行了詳細的評估，不論是在定性還是定量方面。也采取了非常系統的評估手段極其模型，“項目的投資是在評估的預算之內。”王月貴說。

　　參與

　　《中國好聲音》的成功，王月貴清晰地感受到了。他說，他覺得現在大家對加多寶冠名該節目的關注度，遠遠高于加多寶和廣藥的爭奪戰。

　　對觀眾而言，節目的成功依賴于“項目”的管理、運營團隊能夠開發出好的產品——聲音。但對加多寶而言，其成功與自己的付出不無關系。“其實是合力，是雙贏。”

　　之所以如此定性，是因為加多寶除了項目投資人之外，足以配得上“項目合伙人”這個身份。

　　“從開始的權益談判，到后期的利用線下、終端、網絡做推廣。加多寶實際上是一個參與者、一個合伙人。不同的是加多寶沒有參與節目制作，只做了自己擅長做的。”王月貴介紹說。

　　他還強調，加多寶一貫的風格是：確定了一件事，并不是看著對方做、不是盯著對方說你沒有這、沒有那，而是“一起來做”，不是把錢扔給對方就不管了。浙江衛視作為媒體，線上是它的強項，但線下絕對是加多寶的強項。組合起來，影響就會變得很大。顯然，這種執行，從上而下。所以，“正宗涼茶、中國好聲音”很快就出來了。

　　事實上，《中國好聲音》的每期節目，鏡頭總會在加多寶涼茶上稍作停留，也會有哈林“砸你一罐加多寶”的“真情流露”。當新金融記者去質疑加多寶“植入廣告”時，王月貴當即否定——“沒有，完全是隨機的。是在那樣的情境下，導師們的正常反應。當然，在現場擺放產品，是加多寶作為投資人的權益。”

　　王月貴坦言，因為版權來自荷蘭，在談“權益”的時候，浙江衛視、燦星、版權方代表、加多寶四方是在一起談的，有些環節還跟荷蘭方面進行了現場溝通。最終實際上是互相理解、互相妥協的結果。索性，《中國好聲音》中的很多元素與加多寶涼茶的元素不謀而合。除了正宗，還有紅色、黑色。

　　如果說加多寶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投資人，用較短的時間做出了明智的判斷。并在第一時間投入線下推廣，使得《中國好聲音》能有立體化的呈現，并最終促成了項目的成功。

　　那操作這個項目的“公司”也自然是個好公司——它尋找投資人的眼光、它為投資人量身定制的回報方案、它最大程度地為投資人提供資源等，這些都是促成投資人豪擲千萬的理由。正如王月貴所言，“有時候，盈虧之間是需要去平衡的，它是一種科學、一種理念、甚至是一種藝術，全在自己把握。”

　　學員 轉椅 產品經理

　　大牌評委的聲音與自我營銷術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楊坤今年要開32場演唱會了。

　　但在《中國好聲音》這家“公司”里，楊坤與劉歡、那英、庾澄慶一樣，是音樂導師，更是產品經理。所不同的是，楊坤利用“好聲音”，完成了自我營銷術——完美地將“32場演唱會”打造為最“霸道”的植入廣告——免費、不限次、不限時、還有樂壇大腕兒即興配戲，這讓他在入行十年之后再次登上事業的巔峰。

　　逆轉

　　《中國好聲音》首期節目播出之后，在社交網站、微博上瘋傳，在見識“好聲音”之前，節目最大的賣點是四大音樂導師——劉歡、那英、庾澄慶、楊坤。這個組合的搭配非常講究：劉歡、那英是電視綜藝節目的“冷面孔”。這四個為“公司”把關聲音的產品經理人，代表了資深、分量、嚴謹、靠譜——庾澄慶是臺灣綜藝紅人，是港臺流行音樂代言人；相對來說，楊坤從資歷到人氣并不占優，曾有的北漂經歷使他成為親民、勵志的草根代表。

　　在《中國好聲音》的前兩期中，作為導師的楊坤略顯被動，不但轉身次數最多，還逢心儀選手便拿“32場演唱會”說事兒，求才之心溢于言表，前兩期的數據統計顯示，楊坤共為學員轉身13次，其中有8次都是第一個轉身，但兩期下來，只有3位學員選擇了楊坤。然而在盲選的最后一期節目中，楊坤卻是第一個完成組建隊伍的導師。

　　談到為何總是“沉不住氣”第一個轉身，還總拿自己的演唱會“誘惑”學員，楊坤告訴新金融記者：“其實爭取學員的形式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喜歡一個好聲音，不能錯過。我的初衷很簡單，就是希望給學員一個鍛煉的機會，舞臺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而我的演唱會太合適不過了。”

　　從楊坤團隊的學員組成來看，當中有農民歌手鄒宏宇、屢敗屢戰為音樂最后一搏的丁少華、渴望從幕后走到前臺的倪雅豐……他們的經歷都或多或少暗合了楊坤曾經的人生軌跡。

　　楊坤對此解釋說：“這是一檔音樂評論節目，它不是比賽，更不是選秀。它是承載希望的舞臺，我想讓更多有音樂夢想的年輕人得到一個離夢更近的機會，也許他們不完美，但有潛質。我也曾漂泊追夢，深知不易！”

　　眼光

　　有關《中國好聲音》，網上盛傳一個調侃四位導師的冷笑話，說哈林是來做主持人的，楊坤是來做宣傳的，那英是來嘮嗑的，劉歡是來開家長會的，而華少就是來賣涼茶的。玩笑間總結了幾位導師的分工。楊坤并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這有點兒偏激。

　　楊坤加盟《中國好聲音》是通過那英的推薦，他和他的團隊考慮再三，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靠譜的事情，“到現在也確實證明了這點。”

　　四位導師的工作是負責挑選心儀的好聲音，但是否為了節目效果做一些分工，這件事在楊坤這里得到了否認，“我不知道別的導師是什么情況，我的位置完全沒有設定的，節目組對我的要求就是說我想說的話，挑我喜歡的好聲音。可能這也跟我之前給大家的印象有關聯，我比較直，敢說，節目也讓大家看到了我更加真實的另一面。”

　　導師的選擇代表了他們的眼光，楊坤這樣總結自己挑選好聲音的標準：一要有個人特點；二要有唱功；三要傾注情感。在盲選階段，楊坤最看重的部分是個人特點和演唱情緒，技巧還在其次。因為他堅信，登上好聲音舞臺的學員都是很厲害的，在導師的指導下一定會有很大的突破，但具體發展還是得靠他們自身的努力。

　　在第一期節目錄制前，楊坤對“好聲音”的理解是，“只要是好聲音，并且有自己的特點，就一定能夠打動我。我要尋找的就是有特點的好聲音！”而在盲選的六期節目結束之后，他說收獲更多的是感動，他對自己親手組建的隊伍非常滿意。

　　8月24日晚播出了節目的導師考核第一場——劉歡團隊，質疑聲隨之而來，導師的選擇似乎越來越偏向于人氣高、形象好的學員，身經百戰的網友認為電視節目終究是奔著收視率和廣告去的，《中國好聲音》也不會例外，這個節目將會越來越不純粹。

　　楊坤卻不這么認為，“這是《中國好聲音》，不是‘中國好長相’，這不是重點。但在后面的節目中，長相靚麗的學員肯定是有優勢的，因為越往后，就會有多一些的舞臺表演，最優秀的往往是綜合的、全方位的學員。”他一再強調，“我們是靠譜的人在做靠譜的事，我們呈現的是好聲音，真感動！我之前承諾過的也會一一兌現。”

　　收益

　　《中國好聲音》在舞臺上營造了一個被好聲音、夢想、堅持、熱情填充鼓脹的音樂烏托邦，而在臺下，盈利模式、風險承擔、利益分配早已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制作方、電視臺、廣告商、導師、學員之間有一條非常嚴肅清晰的利益紐帶，在這個層面，作為挑選聲音的“產品經理”，從挑選、包裝、上市，伴隨每個環節的推廣，他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在營銷這些“好聲音”，讓他們在每個環節都能產生價值。

　　在楊坤看來，這些“好聲音”的確是有價值的，但是他更愿意給自己定位為一個伯樂，“如果非要給我一個角色的話，我應該是一個伯樂，我可能挑到的不都是千里馬，有的還有不足，但我堅信我選的每一個學員都是非常有潛力的，在我們師生共同努力下一定能跑得更遠。”

　　在四位導師中，楊坤是一個純粹的“個體戶”，他的楊坤工作室是一個自負盈虧的公司，作為老板的他也打著自己的小算盤——選擇優秀的“好聲音”簽約自己的工作室。

　　“的確考慮過這個問題，但簽約還是挺復雜的，我和工作室的高層討論過看重的人才，但具體程序還是要經紀人去談。”

　　而對于《中國好聲音》要成立經紀公司的傳言，楊坤表示聽說過，但不清楚具體情況。

　　不管怎樣，楊坤已經是贏家了，因為《中國好聲音》，他的身價至少漲了10倍，微博粉絲猛增至140多萬，“楊32郎”、32號戰袍、還有因為演出商追加價碼已經不止32場的個人演唱會……

　　故事 創新 經濟危機

　　秀場危機下的“好聲音”創意

　　就算夾雜著各種荒誕事、奇葩人、生意經的音樂大秀場垮臺，好聲音也一直存在。好生意也是。

　　這個秀場，在《中國好聲音》火爆之前，另一個由燦星制作、東方衛視播出的《中國達人秀》，曾在總決賽中達到了全國收視率5.7%的紀錄。

　　再次炒高的收視率并不意味著這片市場的持續火熱，這也許只是一種幻象。

　　事實上，無論怎么看，歌曲選秀市場都和當下不景氣的經濟環境堪有一比。前者緋聞滿地、亂象叢生，糟糕的創意羅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丟人現眼，其中的潛規則和叢林法則幾乎注定了每個節目生而赴死的結局；而這正是后者鮮明的寫照——哪一家公司不是在有“特色”的環境中巧取豪奪地賺得第一桶金，經濟危機下的信任危機又何嘗不是各種叢林法則和壞創意造就的成果；人們像厭倦無聊又吹噓的收視率一樣厭倦經濟指標，而那些好公司——哪有好公司？好比人們會相信哪個選秀節目沒有潛規則？

　　《中國好聲音》的成功模式之一在于真正的制播分離——由專屬公司制作節目，賣給電視臺進行平臺播出。“這也是一家好公司應該具備的特點之一：知道自己能干什么，需要外包什么產品，以便讓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星空文化傳媒首席執行官田明說。

　　除此之外，讓《中國好聲音》從歌曲選秀這片糟糕的藍海中脫穎而出的緣由，還在于它的真實性——那些釋放出的好聲音，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屏蔽了“以臉選人”這種幼稚的規則。就好像人們很久沒有見過真的東西——假報表、假財務、被披露的假信息，甚至是假的產品——要知道，一個接近“真”的公司，確實是大時代下人們好奇心所追逐的對象。

　　而每個選手都能心酸地吟詠出一段與音樂有關的夢想和故事，田明稱其為“符合中國年輕人的夢想。”但這些令人潸然淚下的橋段，在微博上總被冠以對選手的“包裝過度”。    

　　“什么是包裝？這不是包裝出來的。”田明說。

　　但無論是否在乎被指為過度包裝，《中國好聲音》也算暗合了經濟危機下那些被券商包裝上市的公司——他們總是在一段時期內特別有人氣，不過，但愿好故事能一直講下去。

　　新金融：歌曲選秀類節目在國內實際上已經不景氣了，你們當時是怎樣考量購買《荷蘭好聲音》版權的？

　　田明：實際上，雖然選秀類節目整體來說不是很景氣。但《中國好聲音》具備了三大看點：一是草根真人秀的看點，這點和《中國達人秀》如出一轍；第二它還具備了明星看點，這一點又比較符合《舞林大會》的看點；第三點還有把老百姓變成大明星，把大明星還原成老百姓的看點。它實際上將現在比較火的幾個節目的看點進行了一個融合。

　　新金融：“好聲音”帶回國內后，針對國內的市場和觀眾群，做了哪方面改變？

　　田明：這個節目的模式只是一個殼，我們做的還是國際模式，中國表達。在《中國好聲音》里，我們很注重選手背后的自信與自強，除了歌聲，還有更高的一層價值追求。因為不管是《中國達人秀》還是《中國好聲音》，我們拿到版權后，都加入了很多的中國元素。比如更多的情感和故事元素。這是中國觀眾不同于老外的看點。老外的這類選秀，總是愛看很多奇特新鮮的玩意，但中國人不喜歡這個，中國人重情義，總是愛聽故事。

　　新金融：你們將選手的故事在這里放大，并試圖用觀眾“重情義”這一點來推廣選手？

　　田明：我們首選的當然是歌聲，另外就是選手的故事。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傳遞什么樣的正能量，整體來看《中國好聲音》就是一個大的故事。我們也會對不同選手的性格特點進行進一步的描述。

　　新金融：有沒有一個團隊，來負責包裝選手背后的故事？

　　田明：這種故事，不屬于包裝，每個VCR都有故事，這些故事都是這個人的點而已。

　　新金融：從荷蘭購買版權后，《中國好聲音》的制作就脫離了模式方了么？

　　田明：荷蘭方面參與到《中國好聲音》的制作。也就是模式方，他們當時派了兩個人過來，幫助完成的節目制作，這兩個人相當于監理的意思。

　　新金融：合作中的分成模式，是中國獨有么？這種分成模式以后還會在哪個節目上做推廣？

　　田明：我們之前，實際上和東方衛視也采用過這種對賭的分成模式。包括《中國達人秀》、《舞林大會》，我們要在這兩個節目上將分成模式做推廣嘗試。這種模式，全世界只有我們采用，其他的一般都是委托制作，收視獎成。因為模式方只把節目的殼給你，怎么賺錢是你自己的事情。當時這種模式是我們提出并原創的。

　　新金融：網傳今后你們要借這檔節目組成新的公司，好像湖南衛視(微博)借《超級女聲》成立天娛。

　　田明：我們今后會有音樂公司，但這種利潤不是簡單的分成模式。

　　就是產業鏈合作，從節目到后期的音樂產業鏈的整體合作。和天娛還不一樣，不過我不了解天娛。

　　新金融：導師們在出場費的問題上也頗受關注，他們最終參與到這個合作的哪個環節，會有怎樣的利益兌現？

　　田明：實際上，出場費的問題是，我們有自己的合作分成模式，并且這種合作會很長久，但不是按照導師的出場費來計算的，具體的細節不便透露。但整體來看，不是外面傳言多少分成，多少出場費，不是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