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達斯撤離中國工廠，國內代加工企業面臨“轉身”陣痛。阿迪達斯給代加工企業的口頭承諾在法律上恐難奏效，后者要求補償的愿望恐怕要經歷艱難的談判

　　孫英莉焦急地期待著阿迪達斯方面能給個說法，能給予補償。

　　作為上海漫浪紡織品有限公司(下稱“漫浪公司”)的負責人，在過去的3個月里，阿迪達斯解除合同的一紙通知猶如一塊大石頭始終壓在孫英莉的心頭。雖然目前為阿迪達斯代工的車間里機器依舊作響，但她知道這里將在10月份以后由喧囂變為寂靜。

　　去年年底，阿迪達斯方面的口頭承諾言猶在耳，但是今年4月，阿迪達斯終止合作的通知卻讓這一切成為過眼云煙。同阿迪達斯幾個回合溝通下來，孫英莉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阿迪達斯答應跟我們商談了。”至于能爭取到多少補償，尚是個未知數。

　　目前，擺在孫英莉面前的還有另外一個困擾，那就是失去阿迪達斯的訂單后，如何讓企業擺脫困境，如何維系企業的發展……

　　終止合同

　　漫浪公司是一家經營針織服裝、羊毛衫、運動服飾的生產及銷售的服裝企業。自1996年即開始為阿迪達斯代工，2006年雙方簽訂了長期合作協議。

　　簽訂長期合作協議后，為了保證工廠的設備和工藝合乎阿迪達斯方面的要求，漫浪公司斥資近3000萬元專門建立了為阿迪達斯供貨的生產線。目前為阿迪達斯代工大約占到了公司總產能的35%。

　　去年，就傳出消息稱，阿迪達斯即將關閉在蘇州的唯一直營工廠，當時代工企業的“軍心”有所動搖。不過，孫英莉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去年底阿迪達斯中國財務運營總裁Erick Haskell在給幾家代工廠開會時，還口頭承諾與中國代工廠的合作在2015年前不會有任何改變。

　　當記者問及為什么沒有要求阿迪達斯方面出具書面承諾時，孫英莉很無奈地對記者表示：“我們當時也提出出具書面承諾的要求，Erick也表示會盡快給我們書面形式的承諾。會后我們再三催促，阿迪達斯方面卻一拖再拖。”

　　再三催促后，孫英莉終于等來了通知，不過這份通知的內容卻是要提前終止合作。

　　今年4月，阿迪達斯方面表示，出于“優化全球采購架構”的需要，要終止同10家代工廠的合作。其中漫浪公司“榜上有名”，此外還包括上海圣菲達服飾有限公司、上海東隆羽絨制品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阿迪達斯同這些代工企業的合同將于今年10月終止，而同另外兩家100%產能為阿迪達斯代工的企業的合同將于明年4月到期。

　　“本來終止合作是一個很正常的商業行為，雙方事先協商好即可，但是不能見利忘義，等訂單轉移得差不多了，才告訴我們要終止合同。我覺得阿迪達斯就是在欺騙我們。”談到被終止合同，孫英莉的情緒開始有些激動。

　　“這些生產線上的很多硬件和軟件都是阿迪達斯專用的，并不能直接用來生產其他體育品牌。”談及企業這部分投入，孫英莉很是著急，希望阿迪達斯能為其“出爾反爾”的行為給公司造成的損失進行補償。

　　上海東隆羽絨制品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蔣留紅也向法治周末記者表示，目前公司也在積極同阿迪達斯協商，爭取獲得補償。

　　弱勢對抗

　　不過，就在孫英莉和其他被終止合同的代工企業奔走爭取補償的時候，阿迪達斯方面給出的答復給這些代工廠商的頭上潑了一盆冷水：“關于終止業務合同，阿迪達斯已對我們的供應商合作伙伴作出了公正和適當的法律告知。阿迪達斯遵守我們書面協議中的所有承諾，但沒有法律義務進一步承擔損失。”

　　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當初漫浪和其他代工廠商同阿迪達斯簽訂的合同中有一條款是這樣寫的：阿迪達斯方面如終止合同，只需提前6個月履行告知義務即可，不需要承擔任何賠償。

　　如此看來，誠如阿迪達斯所言，2012年10月即將終止合同，4月即告知代工廠商，阿迪達斯的確作出了“適當的法律告知”。

　　不過，孫英莉卻認為當初簽訂合同中出現類似的條款對代工廠商而言，有違公平，是“霸王條款”。“阿迪達斯方面提供的都是格式合同，你只能選擇簽或者不簽，而不能跟他討價還價。”孫英莉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葉林對法治周末記者指出，顯失公平不是簡單指合同對一方有利，而對另一方不利，而是指在合同訂立時因某種特殊的情形，如乘人之危等，從合同訂立伊始就已經形成了利益的不公平，違反了一方當事人的自主意愿，才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對于顯失公平合同，合同一方當事人可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申請變更或者撤銷。如果合同訂立以后因為市場形勢的變化等因素，而使合同對一方不公平，則不視為顯失公平合同，也不屬于可撤銷的情形。

　　葉林認為，盡管阿迪達斯是強勢的一方，但不能依此認定合同顯失公平。目前阿迪達斯單方面解除了合同，就意味著代工合作的結束，至于給不給補償則需根據合同約定來定。

　　此外，對于阿迪達斯公司財務運營總監Eric口頭承諾在2015年之前不會更改合同一事，葉林表示，合同法中規定，如果首次合同是采用書面形式作出的，對于合同中重大事項的變更，必須以書面的形式作出，如果沒有采用書面形式，則視為沒有變更。

　　“承諾在2015年不會更改合同，就意味著阿迪達斯將要在一定期限內放棄單方解除權，是對原來合同內容的實質性變更，必須以書面形式作出方為有效。”葉林解釋，“阿迪達斯方面的口頭承諾、代工企業掌握的錄音證據，頂多只是雙方在補償上要不要考慮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合同能不能解除的問題。”

　　這就意味著代工企業同阿迪達斯要求補償的愿望，還將經歷艱難的談判。

　　艱難轉型

　　阿迪達斯終止代工合同的期限不斷臨近，盡管說失去阿迪達斯的訂單并不會使公司馬上面臨倒閉的風險，但是目前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都讓孫英莉覺得爭取新訂單步履維艱。

　　“從阿迪達斯宣布終止合同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接到一個新訂單。”孫英莉感嘆道。照這樣下去，公司只有縮減生產規模以求生存。這也就意味著，如果再找不到新訂單，到了10月，為阿迪達斯代工的100余名工人將面臨失業。

　　亞洲鞋業協會秘書長李鵬此前對媒體表示：“如果阿迪達斯等企業大規模減少生產線，受到產品工藝流程完整性的影響，很多代工廠很難獨立生存。在這種情況下，代工廠如果還想依靠阿迪達斯、耐克等這些企業的訂單生存，就必須跟著一起轉戰東南亞。”

　　現實中，也確有代工企業跟著阿迪達斯轉戰東南亞的。其中臺灣裕元集團就是一個典型。資料顯示，截至今年3月，裕元集團就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亞設立了286條鞋類生產線。

　　孫英莉對記者坦言，自己也曾動過“轉戰”的心思，并且前往東南亞國家進行考察，不過“不是想轉戰就能轉戰的”。

　　“一是如果都扎堆過去的話，那里的產能也會飽和。再者，東南亞國家的宗教信仰、風土人情、文化背景同中國有很大的差異，企業貿然搬遷過去，存在適應的問題。”考察過后，孫英莉基本上放棄了在東南亞設廠的想法。

　　北京關鍵體育價值研究院院長張慶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出于成本的考量，阿迪達斯將訂單撤出中國是正常之舉。對國內的代工企業而言，在成本優勢喪失的情況下，一部分代工企業肯定會被市場淘汰。剩下的如不能“外遷”的話，也可能需要考慮“內遷”，比如遷往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的中西部地區。

　　不過張慶認為，對實力雄厚的代工企業而言，更重要的還是要盡可能地邁入品牌商的行列。這些代工企業在制造上有很大的優勢。國內晉江系體育品牌的崛起也給了國內代工企業一個很好的啟示。

　　張慶所說的“晉江”，即是361度、喬丹、特步國際等國內體育品牌的孕育之地。這些企業一開始大都有過代工生產的經歷，經過艱難轉型，最終還是走出了一條自主品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