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張華 發自廣州
對于中國民企收購皮爾·卡丹在華授權后的戰略,兩種聲音平分秋色。一種聲音即重新瞄準奢侈品市場。另一種聲音是仍按照目前“規模制勝”的模式,重點盯住中國的二線和三線城市的市場潛力
一位法國老頭兒給自己準備了一份特別的生日禮物——決定將旗下產業全部出售。
這是位不同尋常的老頭,他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2009年7月2日,他迎來自己87歲生日。
皮爾·卡丹極富“中國緣”。1979年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的時裝表演和模特走秀,給彼時“不動聲色”的中國人帶來了一股沖擊波——以其名字命名的服裝品牌,連同金發女模特的三角褲,不約而同刻在了中國人的腦海中;30年間,他來中國的次數超過30次。
亦不例外地,吃完87歲的生日蛋糕,他將從中國為起點拉開出售旗下業務的序幕——將“皮爾·卡丹”32種產品的品牌經營權出售給兩家民營企業——廣州健升公司和廣州卡丹路公司,價格約為2億歐元(約20億人民幣)。
“年齡不饒人。”皮爾·卡丹說。在接受法新社記者電話采訪時,他的聲音有些急促:“我們會盡快簽署合同,盡快。”
爭議四起
皮爾·卡丹“高雅平民化”的愿望成為一地雞毛;在華品牌經營權的潛在收購者劉健學與孫小飛浮出水面。
正如通用汽車將旗下的“悍馬”售與中國民企騰中重工所引起的波瀾一樣,皮爾·卡丹高價甩賣32種產品的品牌經營權給兩家中國民企,同樣引發了坊間熱議。
質疑者說,“皮爾·卡丹”早已是“沒落的貴族”,沒必要花這筆冤枉錢。
質疑者的論據是,“皮爾·卡丹”在全球的“海量授權”——如今在全球140個國家授權了900多個各種類型產品的許可(每天有超過20萬人在全球600家工廠為皮爾·卡丹工作)——大大損傷了其品牌價值,“高雅平民化”的愿望成為一地雞毛,“山寨版”反而風生水起。
支持者則說,在全球經濟危機中“抄底”海外企業,未嘗不可。最近幾月,“抄底大哥”隊伍中的國企身影有中國鋁業、華菱鋼鐵、中石化等,而民企軍團中則有吉利汽車、蘇寧電器、騰中重工等。
有趣的是,自從6月26日“皮爾·卡丹”出售品牌在華經營權的消息傳出,兩家將參與交易的民營企業甚為低調,甚至玩起“字謎游戲”。
廣州健升公司于6月29日發布了一紙聲明,稱自己“不具備2億歐元整體收購皮爾·卡丹在華商標所有權的經濟實力”。
而幾個小時之后,皮爾·卡丹接受記者采訪時,證實確與廣州健升公司在進行實質性接觸。這與廣州健升的聲明并沒有沖突——目前“皮爾·卡丹”在中國有近20家代理商,單一代理商不可能完成這筆巨額交易。
廣州卡丹路公司態度相對明朗,稱公司負責人正在歐洲與皮爾·卡丹洽談收購事宜。
兩位撲朔迷離的幕后人物逐漸浮出水面——劉建學與孫小飛。
劉建學是廣州本地人,如今的頭銜為廣州健升貿易公司董事長、香港嘉迪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路寶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等,并(曾)任廣州荔灣區政協常委、海外聯誼會副會長、鞋業協會理事長等職。1993年,27歲的劉建學開始做“皮爾·卡丹”鞋類產品在中國的總代理至今。
如今與皮爾·卡丹對接的廣州健升貿易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從事批發和零售貿易業務,注冊資金為100萬元,法定代表人即為劉建學。6年后,他又出資3000萬元成立廣州健升實業有限公司,經營范圍擴大至生產和加工(鞋業與皮具)、企業投資策劃等,代理的品牌除皮爾·卡丹,還有名仕及自有品牌路寶等。
孫小飛是浙江溫州人,亦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在紐扣行業攢下第一桶金,于2000年轉戰廣州,兩年后將此前所代理的意大利服裝與皮具品牌“卡丹路”購入囊中并出任董事長。他是廣東商界中的“溫州活躍分子”,社會職務有廣州永嘉商會會長、廣州溫州商會副會長等。孫小飛愛交朋友,喜歡“抱團作戰”,去年更是與同鄉組建成立廣東浙商投資集團。
顯而易見,與民企騰中重工從未有過汽車行業運營經驗而收購“悍馬”有所不同的是,廣州健升與卡丹路浸淫紡織行業多年,前者深獲皮爾·卡丹的信任,后者更是有收購國際品牌的經歷。
“兒子未必合適,我要親自選定品牌的最佳繼承人。”皮爾·卡丹正將自己兩年前的這句話變為現實。不過,對成為其在中國的繼承人而付出2億歐元的代價的看法,一百個人眼中似乎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中國時鐘
從1949年到1979年,再到2009年,踩著三個重要的歷史時點,60年間皮爾·卡丹的舞步與轉型引人深思。
在去年《挑戰》雜志出品的法國富人排行榜中,皮爾·卡丹以5億歐元的身家排在第71位。然而他至今未娶,他有一位年近百歲的姐姐,并曾收養了一對法國夫婦五胞胎子女中的一男一女為義子義女。
7月2日是皮爾·卡丹的87歲生日。有人戲稱,沒想到他的這個生日會的“埋單者”是中國人。
皮爾·卡丹的創業歷程用“中國時鐘”來計算似乎再為合適不過了。1949年,他辭去迪奧公司大衣與西服部負責人的職務,開始構建屬于自己的設計和服裝王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了北平城。
30年后,皮爾·卡丹已兩次獲得法國時裝界最高榮譽獎——金頂針獎。他設計的時裝風靡歐洲,同時完成了從高級時裝秀“落地”至普通市民中間的轉變;他旗下的產業已增加了家具、燈具、裝飾品等類別,法國古董級餐廳馬克西姆亦被他巨資吞下。
這一年,被稱為“20世紀最重大事件之一”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伊始,皮爾·卡丹便來到中國推廣時裝、舉辦時裝秀。“不愛紅妝愛武裝”的中國女性看到金發女模特“衣服穿得極不雅觀”,在臺下屏住呼吸、好生緊張;而有人看到后臺的男女模特在一起換衣,便自告奮勇要在他們中間拉塊“簾子”,結果被皮爾·卡丹阻止,人們驚詫于這位“法國來的裁縫”的大膽。兩年后,皮爾·卡丹再來北京,模特隊換成中國姑娘,“皮爾·卡丹”的品牌旋風開始在中國刮起,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與中期達到頂峰,成為中國消費者眼中的頂極奢侈品及身份的象征。
2009年的今天,中國成為奢侈品的兵家必爭之地,路易·威登(LV)、愛馬仕(Hermes)、古馳(Gucci)等頂極品牌攻城略地,氣勢洶洶。“皮爾·卡丹”早已被拋到了后頭,沒有人清楚它到底屬于第二梯隊,還是第三、第四梯隊。“它與我們遠不是一個檔次。”登喜路(Duhill)銷售部門一位人士說。
皮爾·卡丹正在為40年前他所提出并一度為其賺得盆滿缽滿的“授權代理”模式付出沉痛的代價,中國市場便是一處縮影。盡管皮爾·卡丹中國區首席代表方方女士對記者稱這一品牌每年的銷售增長幅度都在20%左右,為路易·威登等品牌“不能比擬”,但毋庸諱言的是,高增長數字的背后卻是對品牌品質的透支。
有人說皮爾·卡丹是個頂級的設計師,卻不是一個優秀的品牌運營者。他不以為然:“我每次提出的設計理念都很新,但未必能馬上制成衣服去賣,不過可以作為一種‘基金’的經典形式被保存在品牌設計史上,消費者畢竟要講求實用嘛。”
這似乎與一直以來人們對其諸如公司不設董事會、不搞股份制、從不進行任何財務預算和業務計劃會議、從不向銀行借貸更不上市以及幾乎事必躬親等風格所引發的議論如出一轍。
有時他心態又非常平和,“在與我同時代創建的品牌中,我的品牌是目前唯一的存活者,對此我已很是慶幸。”皮爾·卡丹說。
再造卡丹
如果實現不了“從-1到0”重回奢侈品市場原點的艱難突破,到二三線城市做個“龍頭”又如何?
中國民企重金收購皮爾·卡丹在華產品授權,因素之一無疑是看到了中國奢侈品市場的巨大潛力。
全球經濟陷入低潮拖累奢侈品市場,“世界奢侈品市場預計還有長達兩年的蕭條期”,法國愛馬仕集團代表在上個月初于巴黎舉行的奢侈品論壇上說。歐洲前幾大奢侈品集團公布的今年一季度業績顯示,路易·威登一季度營業額為40億元下降7%,古馳(PPR集團)下降約5%,迪奧(Dior)降幅達8%。
中國奢侈品市場顯然非常“另類”。世界奢侈品協會報告稱,中國奢侈品消費目前占據全球四分之一的份額,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亞軍(屈居日本之后)。英國《金融時報》評論稱:“全球各大奢侈品公司在利用過去十年間在中國小規模、試探性地投資,現階段則無一不希望迅速擴張。”
“實際上皮爾·卡丹已算不上奢侈品,將來新的‘新皮爾·卡丹’若仍試圖在中國大力布局奢侈品市場,將首先要實現‘從-1到0’的突破,而這一突破的難度比‘從0到1’大多了。”《VOGUE》雜志中文版一位負責人對記者說。
圣羅蘭(YSL)十多年前曾遭遇過如今皮爾·卡丹類似的境遇,因為“撒網式授權”,導致品牌形象嚴重受損,口碑急轉而下。不過,后來為古馳收購后,陸續收縮授權,重構業務模式和品牌規劃,不久后便重新崛起。去年又被歐萊雅以11.5億歐元的高價納入麾下。
皮爾·卡丹也曾希望將旗下產業悉數售與如今天的奢侈品“一哥”路易·威登,卻未能成行,后轉而采取如今這種分批打包出售授權的形式。
對于中國民企收購皮爾·卡丹在華授權后的戰略,兩種聲音平分秋色。一種聲音即為收縮授權,重新瞄準奢侈品市場,“富二代及將來的‘90后’正成為或即將成為奢侈品市場消費的主力,他們對皮爾·卡丹可能了解甚少,沒有‘陳舊印象’的牽絆,回到奢侈品的定位就要容易得多。”一位奢侈品品牌管理專家稱。
而在易凱資本CEO王冉看來,并無必要緊盯奢侈品市場,“仍按照目前“規模制勝”的模式,重點盯住中國的二線和三線城市的市場潛力和皮爾·卡丹的性價比,也不失為一種良策。”當然,團隊資源、資本資源與品牌資源一樣不可或缺。
第三種聲音其實從來沒有消減過,那便是堅決反對中國企業收購皮爾·卡丹在華授權:“誰買誰燒錢,瘋子的行為。”
30年前,當皮爾·卡丹來到中國并沉浸于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識形態的一種文化語境時,有人稱他是一個“瘋子”,而后不久卻無不艷羨其“捷足先登”。當中國企業如今競相收購海外企業急欲轉手的資產時,他們會像當年的皮爾·卡丹一樣幸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