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金融資本只能套利投機，產業資本才能創造財富，我們中國該要哪個？沒有折中的手段，如果說我既要用一點市場手段，又要用一點監管手段，最后會雞飛蛋打。市場手段把實體經濟折騰死了，拿實體經濟利潤補貼給了金融資本，金融資本也留不下，他們不在乎那點補貼，所以沒有折中的路線。

　　文 | 《中國經濟周刊》 特約撰稿人 鈕文新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陳惟杉

　　“再工業化”前傳：從產業資本到金融資本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標志著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

　　實業、制造業的發展，應該是從工業革命開始的。工業革命起源于英國，之后泛化為一場全球性的工業革命。我們觀察美國的情況會發現，當英國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美國尚在經濟起步的初期，后來一些基礎設施建設熱潮，包括像福特和GE這樣一些大的實體公司紛紛興起，實際上是整個英國工業革命后續性的發展。而那次工業革命的一個特征就是產業資本輸出，從歐洲到美國，這是一次大的變革。

　　從工業革命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其間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工業體系遭到非常嚴重的摧毀。這里面有幾個不同的時期，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以及20世紀70年代。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此前整個世界或者說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世界，還在經歷實業發展的過程，但到那個時候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倫敦是全世界有名“霧都”，其實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霧霾，而那就是工業時代的現實。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實際上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這個新時代就是所謂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此前，工業革命時代以來一直屬于產業資本時代，而產業資本時代突出的特征是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五化”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當政時期推行的所謂新自由主義，實際上使整個世界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有什么樣的特征？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產業發展有怎樣的路徑？其實就是所謂的“五化”：全球化、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證券化。

　　全球化就是要讓所有國家都打開國門，然后任由資本流動，而最先流動的是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上世紀80年代里根任美國總統時，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當時的一大成就是解決了美國的通脹問題，即用所謂加息的市場、貨幣主義的方式解決了通脹問題。但實際上那是假象，保羅．沃爾克本人都在說那是政治，不是經濟，他應對了全球化的過程，并通過全球化，把美國實體經濟逼到發展中國家去從事低成本生產。當保羅．沃爾克把利率提高到20%時，整個美國工業就垮掉了。當時在華爾街還有所謂的“大收購”，就是金融資本用很低的價格把實體經濟買下來，然后將其拆碎，再賣出去，就是把整個實體經濟當成一個資本升值的工具，像玩具一樣買來賣去，這是實體經濟最沒有地位的時候。當時有一部電影叫《華爾街》，里面講的就是那樣一個時代。

　　在那個時代，全球化如果沒有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證券化的配合，是實現不了的。如果沒有市場化，大家不認同市場，怎么讓資本能夠自由流動？如果不認同自由化，總是采取管制措施，資本也不可能自由流動。私有化同樣，如果都是國有資產怎么流動，一定要變成私有資產才能流動。而那個時代就是金融慢慢走向強勢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金融不斷短期化，使用的杠桿越來越高，交易頻率越來越高。那么金融的強勢從何而來呢？實體經濟從事生產需要資本，而這個資本需要很長的期限，但是靠金融可以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賺到錢。這樣一個過程，使得實業資本不斷短缺，表面上流動性充足，但是真正投向實體經濟的錢很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短期化，而金融短期化必然導致金融強勢，實體經濟必須求得融資，這是一個特別殘酷的過程。

　　金融“設計”出互聯網產業

　　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有一個產業是在金融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就是互聯網產業。推動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節點，就是納斯達克的誕生。其實之所以能夠誕生蘋果、微軟這樣一些企業，和金融的需求密不可分。例如個人電腦業，金融業既是它的用戶，也是它的投資者，這樣培養出一個個人電腦市場。通訊業也是因為金融的需求，形成了越來越快的投資，實際上這個過程都是金融的需求。

　　這個過程很多人沒有看懂，以為納斯達克是可以培養小企業長大，讓新的產業在這里生發出來。納斯達克成功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就是它不是市場自然的選擇，而是被設計出來的。相當于“我給你錢，你去發明個人電腦、通訊工具、軟件等等，你發明出來以后，我構建一個納斯達克電子交易市場，所有證券從業者、所有銀行都用這些成果”，于是這些企業的成長就為投資者帶來了收益。然后它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先進，不斷升級換代，走到今天變成一個巨大的產業。不要以為互聯網是因為實體經濟而興起的，是因為金融而興起的。

　　因此，金融有這么強大的設計能力，它能夠設計出這么一個龐大的產業，這個過程也是為滿足金融全球化的需求，整個體系都在美國的掌控之中。現在要讓互聯網為實體經濟服務，為什么這么難？因為實體經濟需要貨物流，不只需要信息流，貨物流你沒有辦法通過互聯網完成，這個銜接的過程和實體經濟的需求之間沒有那么大的聯系。實體經濟不用那么快，要那么快干嗎？一個杯子早用一天，晚用一天，能怎么樣？但是金錢不一樣，金錢可是慢一分鐘、慢幾秒鐘可能就出大事兒。

　　美國的“再工業化”：從奧巴馬1.0版本到特朗普2.0版本 

　　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到2008年結束了，因為大家都發現金融資本主義時期，金融不斷短期化、杠桿不斷放大，實體經濟沒有了。回過頭去看美國，實體經濟占到GDP的12%，而且這里面還有6個百分點是軍工產業。整個歐洲變成一個福利社會，為什么歐洲除了德國以外，變成了福利社會？為什么金融危機對他們的沖擊甚至比美國還要大？這涉及歐洲的財富從何而來，它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世界上最先富起來的地區，人們的財富是比較充裕的，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是通過政府在華爾街的投資形成收益形成的，包括購買美國的債券等。所以當華爾街出事后，歐洲的收益沒有了，馬上就變成窟窿，一方面收入是負的，另一方面要支付國民的社保。歐洲在金融危機之后拼命壓縮所謂社會保障，老百姓意見很大，就是因為它對于華爾街財富依賴太嚴重。

　　人們看到實體經濟都沒有了，所以當時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筆者此前也曾提出相同的問題，就是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問題。其實在整個西方世界也都在反思，沒有實體經濟，一個國家行不行？正是這樣一個浪潮，使得奧巴馬競選時的主張就是change，改革什么？非常明確，就是再工業化。但是奧巴馬推不動，因為金融勢力非常龐大，包括其任內推出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對于華爾街重新進行監管，能夠讓華爾街更多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樣一個過程受到了美國金融勢力強大的阻撓，最后的法案是妥協的結果。特朗普在競選時曾表示上臺后就會廢除這項法案，很多人認為特朗普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是希望重新放松金融監管，其實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特朗普在競選之初就曾表示他非常喜歡羅斯福時代的金融體系，而羅斯福時代的金融體系最重要的法案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那是分業監管，還有利率管制條例的存在，是更加嚴格的監管，比多德-弗蘭克法案嚴厲得多。特朗普要恢復實體產業，他要讓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因此奧巴馬是1.0版本，而到了特朗普，變為2.0版本，目標更加明確了。特朗普會打電話逼美國的制造業回來，那不是市場的行為，而是政府干預，所以特朗普完全是反自由化的，包括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的貿易。他不光反對TPP，他連WTO也反對，認為其是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東西。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反對TPP，但是背后的背景不一樣。希拉里反對TPP，是要回到WTO，但是特朗普是都反對。所以這是特朗普的2.0版本。

　　“再工業化”時代的中國選擇

　　中國面臨的兩種選擇

　　中國工業的起步從新中國開始，那時候講的工業都是所謂的傳統工業，當時鋼產量就代表一個國家的工業實力。但是經過十年浩劫，整個經濟癱瘓了，實際上中國現代工業真正起步，應該是從改革開放，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

　　為什么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要推動改革開放？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全球化的趨勢，看到美國有大量的產業要轉移出來，如果這時候中國不打開國門，中國將失去一個時代。如果那時候不放開國門，沒有引入加工業，中國能有今天這樣的工業基礎嗎？今天我們雖然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整個現代工業的基礎是從那時候開始建立的，是從代工、加工當中學習的，包括工業規則、工業標準。走到今天，確實走不下去了。我們也出現了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問題，出現了污染，但是沒辦法，這是工業時代必然的產物。

　　怎么辦？我們能不能走向后工業時代？我們認為中國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因為我們技術儲備、人才儲備以及資本儲備都不足以說明我們已經跨越了工業化時代，在這三個方面我們都沒有太多的儲備。我們確實看到了格力，確實看到了華為，但是到底有多少類似這樣的企業？我們連一支圓珠筆都做不好，我們談什么工業的發達？我們有第四代戰機，但是我們第四代戰機上裝的是第三代發動機，連俄羅斯都能生產第四代戰機的發動機，我們卻不行。這就說明我們的技術能力真的沒有達到世界最高等級的工業化水平，我們在下面，所以憑什么說我完成了工業化？

　　但現在卻有好多人這樣講，“投資、出口不行了，我們拉動消費。”表面上看好像是“三駕馬車”，這個弱那個強，且不討論這樣的情況行不行，但拉動消費就說明中國已經進入消費型社會了嗎？消費型社會是典型的后工業化革命時代的特征。同樣，我們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不行了，那么拉動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是服務業，拉動服務業增長也是后工業化時代的特征。拉動服務、放松金融監管，大量的金融投資，近幾年實業投資不斷走弱，金融投資一路高歌。這個社會肯定走向“脫實向虛”。

　　現在面臨兩條路，一是要繼續振興實體經濟，繼續完成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二是走向后工業化時代，就是我們說的金融資本時代。

　　中國絕不能轉向金融資本主義

　　實際上近幾年，尤其是2010年以后，我們看到中國非常快速地和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某些特征相吻合。創造財富的人越來越少，分配財富的人越來越多，而實體經濟是創造財富的，金融則是分配財富的。所有人都削尖了腦袋想金融，形成所謂“全民金融”的現象。中國的杠桿越來越高，中國的金融出現短期化現象，重要體現就是表面看流動性極其充足，但是實體經濟仍然缺錢，融資難、融資貴，錢去了哪里？都在金融圈里空轉，都在分配著那些微薄的實體經濟利潤，企業融資貴就說明有太多的企業利潤被金融分走。

　　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貧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那么這幾年我們是不是在放松金融監管？如果不放松金融監管，會有那么多互聯網金融騙局爆發嗎？今天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會有那么多的杠桿嗎？這都是放松金融監管一個很重要的結果，能使用杠桿的人就多分配了財富，但是給社會帶來了風險。這些都是金融資本主義重要的特征。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金融短期化導致了一個非常重大的風險，就是投融資期限錯配。用短期資金投資長期項目，靠短期資金不斷地周轉來支撐長期的項目，但是只要是短期資金端出現了一些風險，立即就出現大的問題，這也是金融資本主義特色。

　　為什么2010年以后我們快速走向金融資本主義？因為2010年以后有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加速推進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第二件事是加速推進匯率改革。

　　匯率和利率是貨幣的定價，這是金融最本質的兩個價格。當最本質的價格推向市場方向時，就一定會導致這個市場不公平。比如說中美匯率，如果是一個有效的市場，那這兩種貨幣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即地位平等，你能到我這兒投資，我也能到你那兒投資，你能到我這兒買東西，我也能到你那兒買東西，大家的貨幣是相互通用的，或者是兩者互不通用，你也不能買我的，我也不能買你的，兩者地位是一樣的，這樣的交易才是公平的。但由于美元的霸權地位，我能買你的，你不能買我的，我拿美元到你那兒都能買，你拿人民幣來，別說拿人民幣，你拿美元我都不認。那這個匯率的形成，能是一個公平的價格嗎？能是一個市場化的、公允的價格嗎？這就導致扭曲的發生，在這個扭曲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扭曲了利率，匯率和利率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樣的。這兩個關鍵價格扭曲的話，中國實體經濟不受到傷害才怪。過去是無度的升值，突然就變成無度的貶值，這種大起大落誰受到的傷害最大？實體經濟。

　　振興實體經濟，持續推動工業化，是中國的重要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這兩條路中的一條，我認為一定要摒棄金融資本主義，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整個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馬克思所說的“否定之否定”。金融資本主義否定了產業資本主義，而新的產業資本主義在否定著金融資本主義，這就是所謂的輪回。在這樣一個輪回之下，中國又該如何選擇。我們是不是還要進一步加快使中國進入金融資本主義？對不起，那已經過時了。因此中央提出振興實體經濟特別重要、無比重要，重新讓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源無比重要。

　　如果我們不趕上這樣一個潮流，我們在這個時候發生危機，不用說過去那30年，我們可能永遠失去未來。

　　所以我們必須趕上這個時代的步伐，而在這個狀況之下，筆者堅決反對再按照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方向改革我們的金融。

　　振興實體經濟，關鍵在“降成本”

　　降成本是振興實體經濟的抓手

　　這個時候強調振興實體經濟意義非同小可，但是做得到嗎？怎么做？“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實體經濟的，降成本是核心，五項任務實際上是一個經濟系統當中的五個環節，一個經濟系統就包括生產、庫存、金融、成本等環節，生產過程對應去產能，庫存就是生產過剩的體現，杠桿率過高就是金融不斷短期化導致的，而企業的成本則包括人力成本、財務成本、土地成本等等。

　　這其中哪一點是抓手？我們認為其中的抓手是降成本。只有降低成本，企業利潤才能得到推升，這時股票市場會上漲，而股票價格的上漲，才會給企業提供最多的股權融資。股權融資多了，杠桿率便會下去。同時會增加社會的需求，社會需求增加后，庫存就會下降，產能過剩就沒那么嚴重了，這時候調整就容易了，而且那時候短板也好補，因為需求出來了。你的短板就不那么短了，所以降成本是抓手。

　　要從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的立場看待金融問題

　　此外，我們該如何看待人民幣貶值，對此實體經濟的立場和金融資本的立場并不一樣。我們總說貨幣貶值使大量的資本逃離，那什么樣的資本逃離？因為從宏觀上講，資本有不同的偏好，有金融偏好的資本，有產業偏好的資本，而這兩個資本對于貶值這件事情有不同的感受。金融資本不喜歡這樣的環境，金融資本喜歡加息和升值的過程，所以過去在我們加息升值的過程中，大量熱錢涌入中國。但產業資本在這一過程中很痛苦，總是加息，成本不斷提高，導致出口萎靡，這都是產業資本的感受。相反貶值的過程，恰恰是產業資本感受良好，而金融資本感受不好的時候。所以貶值是導致金融資本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者是相輔相成，金融資本的流失導致了貨幣的貶值，也是因為過去進來的熱錢太多。

　　有人說曹德旺不是“跑”了嗎？要注意，曹德旺是前幾年“跑”的，而非現在，現在不過說出這個問題而已，而前幾年恰恰是升值環境。不要混淆這個時點，混淆這個時點特別大的問題就是看到曹德旺在人民幣貶值的時候跑了，我們是不是在貶值的時候也要跑？我們一定要區分產業資本的偏好和金融資本的偏好是不一樣的。

　　站在產業資本的角度，貶值就貶一點，站在金融資本的角度，就會認為千萬不能貶值，得讓它升值，一定要加息，一定要讓利率提高。但中國經濟目前的狀況能經得起加息嗎？所以千萬不能用加息來對付人民幣貶值。越加息，貶值越兇。理論告訴我們說，利率提高可以讓即期貨幣升值，但是遠期貨幣是貶值的。為什么？因為利率提高以后，經濟狀況可能變差，更差的經濟怎么能夠支撐得起貨幣升值。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就有兩個不同的立場，我們一定要站到實體經濟的立場，告訴國家應該怎么做，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要讓人們區分清楚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從金融角度如何“降成本”？

　　我們現在能夠做的事情是什么？其他角度像減稅等各種措施都很好，但是從金融角度看，我們應該壓低利率，讓中國的貨幣政策變成中性適度偏寬，或者是略微偏寬。在這樣的背景下壓低市場利率，讓我們實體經濟有存活的空間，壓低它的財務成本。

　　目前企業的財務成本有多高？我們可以算算，2016年第三季度中國有約104萬億元人民幣貸款余額，現在企業貸款利率平均可以達到5%~6%，一年利息是5萬億到6萬億元，而一年新增貸款是多少？10萬億，也就是說我們中國現在的財務成本，新增貸款有一半以上是還利息的。再去看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利潤才有多少？跟利息率比起來太可憐了，說明大量的錢是被金融拿走了，16家銀行利潤占了整個上市公司總利潤的一半。不要以為我們利率很低，其實很高，跟世界比很高。

　　而在人民幣貶值問題上，一方面要壓低金融成本，保住企業貨源，讓他們留在中國；另一方面用非市場化的手段，即監管的手段，去“折騰”金融成本。資金流走可以，但要先告訴我是怎么進來的。要追溯一些資金過去非法流入的過程，過去一些資金藏在經常項下進來，現在又要出去，得用這樣的方法來滯澀資本的跨境流動。這個時候要有強大的主權能力，要用主權能力來面對這些熱錢的逃逸、金融資本的逃逸。

　　我們不能用市場化手段，為什么？因為中國的貨幣地位和金融地位沒辦法跟美國比，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以我們只能這樣做。而歐洲和日本都在這么做，你看他們收緊貨幣嗎？并不收緊。你看他們在意金融資本的逃逸嗎？不是特別在意。但是它為什么要維系低利率水平？甚至是負利率水平？就是因為他們需要產業資本增加，他們知道未來是產業的時代，而不是金融資本的時代。

　　金融資本只能套利投機，產業資本才能創造財富，我們中國該要哪個？沒有折中的手段，如果說我既要用一點市場手段，又要用一點監管手段，最后會雞飛蛋打。市場手段把實體經濟折騰死了，拿實體經濟利潤補貼給了金融資本，金融資本也留不下，他們不在乎那點補貼，所以沒有折中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