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漏油僅13天開罰數千萬美元，康菲事件逾半年仍懸而未決 中外漏油處置凸顯三大落差

　　南方日報記者 謝慶裕 近日，大洋彼岸另一起漏油事件的曝光，令曠日持久的渤海康菲漏油事件再度刺激國人的敏感神經。

　　11月21日，巴西環境與可再生自然資源協會對原油泄漏的美國雪佛龍公司處以5000萬雷亞爾(約合2750萬美元)的罰金。同時，巴西里約州將通過司法程序要求該公司進一步賠償，“初步估計總賠償金起碼超過1億雷亞爾”。此時，距離海域被查出原油泄漏只有13天。

　　對比鮮明的是，自渤海康菲油田6月4日出現漏油至今，已經過去了近200天，油花依然此起彼伏，國家海洋局所判定的20萬元人民幣罰款遲遲未見結果，相關民事賠償也遙遙無期。

　　不少專家表示，如果說此前漏油事件多發生在發達國家，中國因為環保意識、環保法律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一句“國情不同”或可以成為擋箭牌，那么在同為上世紀80年代頒布環境保護法的發展中國家巴西，卻能對跨國企業漏油事故迅速作出重罰，中外如此迥異的處置不免讓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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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罰力度：數千萬美元VS 20萬元人民幣 處罰力度偏低凸顯環保發展意識未充分

　　事實上，類似的強烈對比并非頭一次出現。今年初，同為美國雪佛龍公司，就因一場18年前的水污染被厄瓜多爾法院裁定罰95億美元。去年5月美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發生后不久，BP就宣布創建一筆200億美元的基金，專門用于賠償漏油事件的受害者。

　　而康菲渤海漏油事件，國家海洋局根據現行環境保護法，對康菲的罰款最高僅為20萬元人民幣。

　　中山大學地球環境與地球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周永章表示，長期以來，我國在污染治理問題上存在處罰偏低的問題，反映出政府部門、先行法律規范對環境成本的代價還未有充分意識，特別是涉及國企、納稅大戶時，往往比較“包容”。這變相鼓勵了企業偷排污染行為的發生。

　　“環境成本長期被低估，也反映在我國出口的一些產品價值偏低，偷排污染后的違法成本大大低于其治理成本”，以水污染為例，據專家介紹，我國修訂后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增加了企業違法的處罰力度，將原來的1萬至10萬元的處罰，改為應繳排污費的1至3倍或2至5倍的處罰，同時規定對造成重大和特大環境污染事件的，最高可處以不大于其違法損失30%的處罰。

　　但對于執行效果，北京大學法學院環境法學教授汪勁卻并不看好。2008年全國環境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國共有50余萬家一般工業污染源申報單位，繳納排污費185億元。汪勁據此數據分析：不管企業大小平均一下，一個企業月均排污費不到3000元，3倍處罰也才不到1萬元。

　　而康菲漏油最高處罰20萬的說法則來源于《海洋環境保護法》，該法于1982年制定，并于1999年修訂，目前仍在沿用。

　　“目前的處罰限額仍是依據過去環境保護法的價值觀，要為促進經濟發展服務，沒有直接和環境損害掛鉤。”接受媒體采訪時，中山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摯萍如是說。

　　損害索償：公益訴訟VS單打獨斗 公民環境權利亟待重視

　　截至23日晚，國家海洋局網站顯示，北海分局22日繼續開展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環境監視監測，C平臺附近仍有油花溢出，最多每分鐘達到9個，估算當天溢油量約0.14升。而大批沿海扇貝養殖戶面對慘重的損失，賠償依舊遙遙無期。

　　“污染事件目前在民事索賠上是不告不理的原則，受害者如果主動起訴的話，往往因為單打獨斗、取證困難等問題，難以與企業抗衡。”周永章表示，外國的環保NGO組織很發達，對于一些造成嚴重污染的事件，西方國家有集團公益訴訟制度，即政府或NGO可以損害公共利益為由，起訴污染企業，為受害者追討民事賠償。

　　“然而國內NGO顯然未能發揮如此大的作用，政府部門很強勢，但這種強勢主要體現在經濟建設上，在環保上也要有這種強勢的態度，并引導公民參與環境事務，倡導全民環保共識。”周永章說。

　　“在巴西，提起公益訴訟、請求環境審判的來源是公民環境權，這是環境保護領域中的核心權力。”李摯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從國內實際情況來說，可以考慮先由檢察機關去完善民事、行政的公訴制度，推動檢察機關更積極地介入到公益訴訟中。

　　據了解，過去幾年中，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動下，各地紛紛成立環保法庭，昆明、海南法院系統先后制定了地方性的關于開展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司法規范性文件，承認依法成立的環境組織的訴權，海南省高級法院更是有條件地承認公民的環境公益訴訟訴權。

　　有了上述試點的成功之鑒，有法學博士也在網上撰文建言，政府承認和推動民間環保組織開展有效的工作，可以彌補行政執法的不足；而人民法院放開對環境公益組織和普通公民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原告資格的限制，能讓司法權發揮更為積極的能動作用。

　　處罰時間：13天VS 200多天 多龍治水不如整合力量強勢介入

　　不單處罰金額相距甚大，人們對國內的執法效率也疑問叢生。

　　早在6月4日，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接到負責油田生產作業管理的康菲中國公司的報告，稱蓬萊19-3油田B平臺東北方向的海面發現不明來源的少量油膜帶。但直到兩個月后的7月5日，國家海洋局才召開發布會向社會通報初步調查結果。

　　回顧近年來，中國發生多起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如大連灣輸油管爆炸事件、紫金礦業水污染事件、渤海油田漏油事件等，有媒體評論員指出，“總體上看有關部門反應遲鈍、處罰和應急處置不力，信息披露不及時、不充分。”

　　周永章等專家指出，從體制上看，九龍治水的局面沒有被打破，所謂環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污染影響到了海洋，又變成海洋部門來監管執法，這往往造成互相扯皮，降低執法效率。

　　中國的海洋管理目前也是政出多門，但出現康菲事件后，到目前為止，似乎始終只有國土部下屬的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在出面。專家建議，可以考慮成立海洋國土安全部，整合海監、海事、海巡、漁政、海關緝私、邊防武警等各種海洋管理機構和部門，并配備足夠執法警力，比如建立統一的海岸警衛隊，負責所有沿海執法，賦予它足夠職權。

　　“并非確定了所有的環境損害數據，才能夠采取行動。”李摯萍說，“民事索賠也不會影響追究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而在此次巴西漏油事件中，有專家介紹，巴西警察能夠迅速介入、且相關組織能立即作出處罰的關鍵在于，巴西的環境司法制度賦予了檢察機構強大的權力，檢察機構廣泛介入環境保護之中，形成獨特的檢察機構環境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