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儲備金就是民辦教育的原罪。1993年廣東英豪私立學校率先實行教育儲備金的融資辦法，繞過了當時政府不與民間教育貸款的政策鐵欄，部分解決了民辦教育發展的資金瓶頸難題。教育儲備金模式是一種特殊教育收費形式，學生入學時交付學校數十萬元的款項，學校運用其銀行利息或投資收益辦學，學生離校或畢業時退還本金。這個籌資模式經北京專家組成的課題組的論證，在主流媒體傳播，一度被認為是政府、社會力量、家長三方共贏的民辦教育發展之路。從此，各地民辦學校紛紛效仿。而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媒體，都予以極大關注，10年間沒有人說這是犯法，沒有人認為這是犯罪，政策和法律都對此未置可否。

　　但教育儲備金制確實蘊藏著危機。2000年廣東省開始干預，允許民辦學校在5年內分期償還教育儲備金。當南洋遇到資金鏈危機，教育儲備金一下子上升為中國民辦教育的原罪，被扣上非法集資的罪名，不像廣東，連個緩刑都不給。據初步估算，南洋教育集團的資產總計不低于12.7億元，負債約6個多億。理論上講，如果按照市場化清算，南洋不僅能償還學生家長所交教育儲備金，還會有盈余。但是，事發后各地政府和公安部門聞風而動，各行其是，拘押人員，查封學校，墻倒眾人推，中國最大的民辦教育機構不清不白地被撕碎了。

　　雖然已沒有法律責任，但遠在海外的任靖璽還是對學生家長說：南洋的倒塌，我并非沒有道義上的責任，而是無力回天，如果南洋的資產沒有通過公正拍賣程序而造成你們的損失，我愿意用余生努力掙錢償還，中國有個史玉柱，巨人集團倒閉5年后最終還上了客戶的錢，他能做到的，我也一樣要做到。

　　任靖璽很無奈。

　　公立名校辦民校利弊紛爭

　　南洋倒下的導火索是教育儲備金，因為借了學生家長的錢。但公立學校是不怕借錢的。

　　近10年來，國家花了上萬億來發展高等教育，新增了5000個億的固定資產，但各高校也累積了2000億的巨額債務，平均每校1億。僅每年的利息就讓不少學校透不過氣來。

　　在2009年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上，北大校長周其鳳認為，“大學的債務應該全社會承擔。”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則提出，“允許招收高價生解決大學債務。”顯然，任靖璽是沒有底氣說這個話的。納稅人的錢，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對照大學債務，還有另一個2000億元。2004年10月，教育部部長周濟批駁了“教育亂收費達2000億元”的說法，他認為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推斷，建議不要把個別學校的問題通過乘法變成整個教育界的問題。當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做客人民網也表示，教育部歷來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

　　確實，教育部門成功地限制了民營教育機構“惟利是圖”的欲望，但卻阻止不了公立學校伸向錢的手。比如公立名校辦民校。

　　公立名校辦民校究竟是利是弊？張鐵民是廣州現代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他認為，公辦名校與民間資本的聯姻是一種創新，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擴張了公立名校品牌，無形中為國有資產增值；二是借助公立名校的社會公信力和積極的同化作用，民間資本可以減少進入市場的時間成本；三是由公立名校參與管理，可以避免管理失控；四是保持骨干員工的穩定，促進社會分流。

　　廣東信孚教育集團是一所民辦教育機構，董事長信力建說，我們并不是一味地反對公立名校辦民校，關鍵是這些學校是否按照市場機制在運作，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們并沒有斷乳。另一家民辦教育機構廣州英豪學校校長朱家健認為，教育部門和公辦學校都屬于公共服務產品的掌管者，如果他們成為利益主體的話，肯定會導致權力尋租和腐敗。

　　公立名校辦民校除了高收費違背義務教育的原則，廣受議論的主要有兩項：一是背靠公辦名校的大樹實行低成本運作，依靠不平等競爭擠死大批民辦學校；二是財務、股權和運營不透明、不規范，最終肥了某些當權者，淪為教育官員的小錢柜。

　　任靖璽引述了這樣的說法：教育行政部門幾十年來的做法就是“集權－養權－分權－享權”的歷程。集權是指改革前30年教育全部公立化；養權是指改革開放以來教育部門將國家財政資源集中起來養出了一批最強的公立學校，在高等教育領域表現為“211工程”；分權和享權指的是2000年以來以獨立學院和名校辦民校為代表的公立教育資源的私有化進程，是享用教育權力資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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