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文

　　遠在海外的任靖璽對學生家長說：南洋的倒塌，我并非沒有道義上的責任，而是無力回天，如果南洋的資產沒有通過公正拍賣程序而造成你們的損失，我愿意用余生努力掙錢償還。

　　廣東學校爭戴“綠帽子”

　　陽春剛到，廣州華僑外國語實驗學校的老師們實在累著了舌頭，他們一遍遍地向家長們解釋：咱家的華僑外國語實驗學校與廣州荔灣區赫赫有名的省一級公立學校華僑小學，就是同一所學校！如假包換！

　　但家長們依然疑惑：為什么在同一幢教學樓里上學的學生有著不同的身份——有的屬于華僑外國語實驗學校，有的又屬于華僑小學？尤其讓家長們不放心的是，華僑外國語實驗學校據稱是由華僑小學工會舉辦的民辦學校，它不僅沒有獨立的校園，連專職的學校領導也沒有。“實驗學校沒有校長，都是華僑小學輪流派人到校了解、指導教學工作，華僑小學的校長就是實驗學校的董事長，董事會成員也都是華僑小學的老師和職員。”

　　沒有疑惑的是，實驗學校收費高昂：不包括午餐等雜費，一學期學費4500元。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全國許多民營企業玩命地把自己往國營企業身上拉扯，被稱之為戴“紅帽子”。如果把國企稱為紅花的話，民企就相應地應該是綠葉了，紅花配綠葉吧。那么，公立學校如今為什么急火火地要戴民營的“綠帽子”？

　　干脆將實驗班改為民校

　　近七八年來，廣州市出現了大量的公立名校辦的“民校”，舉辦者幾乎都是公立學校的工會。有學校打的招牌是解決廣州外來務工子女入學問題，但一學年光學費就是5000元。而在公立學校，義務教育應該是免費的，至少在法律上是這么說的。戴“綠帽子”的秘密就一個字：錢。

　　按照有關規定，公立學校招生不能收錢。但許多地方給學校開了個收錢的口子：學校在上級教育部門的默許下，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擇校生，這些擇校生要向教育部門繳納一筆擇校費，每個學生3萬元至10萬元不等，教育部門將擇校費的50%左右返回給學校作為設備設施購置費，納入正常財政撥款，專款使用。

　　雖然上級主管部門給公立學校們開了一個來錢的口子，但大家還是不滿意，誰會討厭錢呀。學校既不敢擅自擴大擇校生的招生比例，花錢也不方便，尤其不能發福利發獎金，不高興呀。窮則思變。于是，一些學校以辦實驗班的方式擴大擇校生的招生，后來大家干脆將實驗班改為民辦的實驗學校，這樣既可規避擇校生比例過高，又可把原來須納入國家財政的擇校費變成小團體可自由支配的款項，名正言順。“民校”們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卻又諱莫如深。

　　公立名校辦民校一直為社會各界不斷質疑。按照《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第六條的要求：“公辦學校參與舉辦的民辦學校應當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具有與公辦學校相分離的校園和基本教育教學設施，實行獨立的財務會計制度，獨立招生，獨立頒發學業證書。”

　　這4個獨立？問問廣州華僑外國語實驗學校吧。

　　閻錫山讓人記住的是辦教育

　　公立學校變著法兒地往私立上靠，那正是因為他是公立，所以才要私立的便利。如果他本身就是私立，是純民辦教育，苦啊，只恨為什么沒投胎到公家。比如任靖璽。

　　任靖璽曾是南洋教育集團董事長，是中國民辦教育的老大。任靖璽10多歲便開始養家，做過小商販，干過黑包工，當過生產大隊的副業頭頭，采購員，汽車司機，廠長，經理，后來上大學，當記者，還混過一家小報社的社長，然后下海經商。對一個有這樣經歷的人來說，生命的意義已經不在于掙多少錢了。

　　任靖璽說，我的山西老鄉閻錫山現在還能讓人記住和肯定的，不是他作為山西督軍的輝煌，而是他對山西教育發展做出的貢獻，我經歷了官場和商場，對社會人生有些體悟，此生幸甚，善莫大焉！—辦教育。

　　對于現行教育制度，任靖璽多次扼腕而嘆：多少教師墨守成規，成了管卡壓的機器；天性璀璨的孩子面對升學壓力身心受到摧殘，甚至被逼跳樓自殺；這個以計劃經濟的嚴控加科舉時代的應試教育的教育制度，任憑萬民所指，卻20多年竟巋然不動，在各種特權壟斷利益的驅使下反而變本加厲。

　　支撐任靖璽堅持下去的是南洋的孩子。這些學生或是因為不適應應試教育而被趕出校門，或是因為個性鮮明而不被認可，還有的是家境貧寒但學業優秀而被南洋免費資助。“看著他們在美麗的校園享受著全新教育模式而活蹦亂跳，聽著他們稚嫩無邪地叫老師好、校長好，我們的身心疲憊會一瞬間煙消云散。”

　　經過10年的掙扎，到2003年底，南洋教育集團發展成為一個由10所基礎教育學校(含高中、初中、小學的15年一貫制)和兩所高等學校組成的民辦教育集團，學校面積1800畝，校舍建筑面積56萬平米，資產評估價值13億元，2001年南洋學生達到1.8萬名，教職員工2600多名。

　　民辦學校萬戶蕭條哀鴻遍野

　　但此時，情形開始黯然，任靖璽終于撐不住了，他萌生退意。2003年12月，北京中亞財富投資有限公司入主南洋教育集團，控股70%，任只保留了18%的股份。 2004年7月，任將這18%的股份分給了南洋部分高管人員，退出南洋，移居新西蘭。

　　任靖璽說：“10年創辦南洋，煉獄10年，身累，心苦，意冷！近年來教育部門把夾縫中民辦學校那點可憐的空間都一一填滿了，我們愈來愈被關進鐵牢中，我的教育夢開始破碎。”

　　任靖璽說，2002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出臺，對民辦學校取得合理回報和銀行對民辦學校貸款開了口子，當時大家很樂了一陣，以為熬出頭了。但隨后，《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很快就鞏固教育部門的權力，頃刻，《實施條例》廢了《促進法》。接著，2003年又連續出臺三大政策：獨立學院、名校辦民校和取消民辦學校學歷文憑考試。這一收一放，將那些真正的民辦高校逼入了死角。《實施細則》一出臺我就明白了，這不是民辦教育促進法，而是民辦教育破產法。

　　果然，在此前后，民辦學校萬戶蕭條，哀鴻遍野。

　　墻倒眾人推南洋被撕碎了

　　災難很快降臨了任靖璽苦心創辦的南洋教育集團。

　　2005年底，太原、濟南、洛陽的南洋學校相繼發生現金流中斷和教育儲備金償付危機，在當地政府部門的干預下，這些學校被關閉，整個南洋教育鏈條斷裂，南洋教育由此崩潰。

　　任靖璽欲哭無淚，“像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在集中營被殺死而自己無力救援一樣。”2003年10月，佳木斯紙業老板帥建倫找上門來希望并購南洋，他計劃把南洋的資產直接裝進上市公司，為南洋套現10億元現金。直到2005年底青島南洋學校首先引發儲備金危機時，任靖璽才斷斷續續得知，帥建倫接手南洋后并未按承諾向南洋注入資金，遂導致儲備金危機出現。

　　2006年4月，新華社一則報道引用太原教育局一位副局長的說法，將南洋說成“一開始就是一個騙局”。南洋教育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對南洋教育的責難和對中國民辦教育的妖魔化紛至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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