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需求稀少的廉價產品容易招致反傾銷

　　中國商人：中國企業和產品因此變成了一張牌。

　　蒲凌塵：這是外部政治因素導致的中國企業頻繁遭遇反傾銷，外部的經濟因素對我們的影響則相對較少。從我們自身來講也有一些問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導致了一個特別情況：你只要看一下那些受到反傾銷的案例，都是幾十家上百家在做同一個產品，中國產業的這種結構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具備的。有人說美國市場也很大，可是為什么沒有出現中國的情況？美國是處在另外一個工業發展的水平上，它的產業發展以研發、科技和品牌為主，而我們是以制造業和某些輕工業為主。這種產業結構很容易沖擊兩個市場：第一個是發達國家正處在轉型過程中的競爭產業，第二個是中國產業發展與其它發展中國家在比較廣的范圍當中發生了撞車。我們國家大部分被反傾銷的產品除了某些化工原料以外，基本上都是國外需要的簡單加工或低附加值的產品，而這些產品在國內需求量并不多。

　　中國商人：國內消化不了這些產品。

　　蒲凌塵：是的。因為很多產品是出口導向型的。產品的用途在國內，目前找不到太大的消費市場，而國外確實需要我們生產的廉價產品。國際市場的產品不一定在中國市場上銷路好。出口導向型產業不僅僅是產品以出口為主，而且產品本身在中國的消費量比較低。例如，搬運手推車產品。這種產品在發達的歐洲是很暢銷的產品，勞動力昂貴，必然促成用工節儉，用工節儉，必然導致體力工作以設備機械來替代。但是，在我國市場上，搬運用手推車用量少，因為產品價格貴，勞動力眾多而且廉價，比較的結果是多用人工完成西方用設備完成的相同工作。假如這種產品生產量過大，出口市場看好，企業會將投資投放到手推車。然而，市場的容量是有限的，產量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為了爭奪市場，導致價格競爭，其后果是沖擊了進口國的同類產業，由此引發貿易糾紛。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你提的問題。

　　中國商人：在簡單產品類型上我們是規模生產。

　　蒲凌塵：確實如此。再舉一個例子，蠟燭在中國的需求并不大，可是在歐州是作為一種時尚、浪漫、給生活增加情調的日用品。而中國人講究的是高堂明鏡、燈火輝煌的感覺，只不過在一些酒吧和飯店里會有蠟燭。但是，我們國家生產的蠟燭規模卻相當可觀，如果大量地進入歐州市場，沖擊了當地的蠟燭產業，自然會引發貿易糾紛。

　　所以，出口導向型產業不僅僅是表現在產品以出口為主，而且是國內消費量或消費習慣模式，容納不了規模產業的生產量。

　　快速釋放的產能

　　與內需市場協調發展是根本出路

　　中國商人：我想鞋子和食品不屬于這種情況。

　　蒲凌塵：鞋子是屬于另外一個問題。美國過去生產鞋，到1960年代末被歐州人擊垮了，然后轉移到臺灣和拉美國家，把生產移出去，但把品牌研發和銷售網絡渠道留在了美國國內，其一是掌控品牌；其二是掌控流通環節。因為鞋子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一個美國人一年平均消費鞋要比歐州人高兩到三雙。但是鞋子生產從美國轉移出去了，歐州正在轉呢。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不可能把一些轉型的產業置之不理，它一定要保護一下讓它實現正常的轉型。我們看貿易糾紛一定不要看得太單一，這里面的深層次問題非常復雜，其他國家可能不具備。有客觀、主觀的，也有經濟方面人為的因素。當然我們做的鞋子是中低檔，意大利是高端。如果市場上只有意大利生產的皮鞋，那么作為一個消費者到商店里去選擇皮鞋，其選擇的面比較狹��；如果有其他的皮鞋，譬如進口皮鞋，消費者的選擇余地會加大，價格也會呈現多層級，購買兩雙中國產的皮鞋，可能比買一雙意大利的皮鞋還便宜。消費者自然獲益，零售店也由此獲益，分銷商也從中獲益。所以，很多經濟學家對反傾銷一直持不同的觀點。然而，現實中的產業發展不是經濟學家所能平衡解決的。貿易摩擦一定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特定的條件和特定環境下爆發的，它不是經濟貿易發展的全部。但是，在我們發展經濟和貿易的時候，我們考量更多的是硬性指標，并不考量內需外貿的總量，投資的規模和市場的研究，比較單一認定可銷與不可銷。我們注意到有些產品的發展和增量是在短短5年中出現成倍翻番，硬性或表面發展指標很好，一旦國際市場出現變化例如金融風暴到來，我們的某些產業顯得比較脆弱，市場又消化不了上百家企業產能所釋放出來的產量。怎么導致的這一情況，我想答案人人皆知，我就不必闡述。

　　中國商人：硬性指標的影響？

　　蒲凌塵：或許是吧。

　　中國商人：地區競爭，以短平快為主的短線競爭造成這種過度依賴外貿的經濟。

　　蒲凌塵：也不能這樣講。發展外貿，帶動經濟發展，其本質是好的。我們在分析問題時要綜合宏觀考慮，不能脫離當時的條件和環境，不能以現在的發展來考量過去的政策，更不能在考慮將來的發展時脫離現有的條件。在產業布局上一定是需要長遠規劃的，產業的建立壽命不是五年或十年的時限。短期當中出現的效益不說明該產業具有實際意義上的競爭力，經濟發展靠的是長遠戰略，不是短期的硬性指標的增與減所能說明問題的。某些手段是必要的，但是，手段必定是短暫的，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長遠戰略而服務，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會臨時解決或隱藏了問題的實質，在一定的階段還會出現，而且愈加嚴重。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將問題在微小狀態中解決可以避免問題的擴大，同時花的力氣也小。

　　中國商人：就你分析的這些情況來說，歐美國家也好，發展中國也好，之所以頻繁對中國設置貿易壁壘是因為恐懼，害怕沖擊到它的產業發展或生存。但對于中國企業來說覺得冤枉，對方是一種惡意，百多年來一直在找各種借口打壓我。

　　蒲凌塵：這種惡意是絕對不能排除的，但是我們沒有必要把問題看得過重，形成負擔。事情一旦演變成了負擔，就會產生不必要的顧慮，不必要的顧慮就有可能使得我們看問題的眼光變得狹隘，抓不到問題的實質，容易走向表象化工作。這就不好了。我說過，貿易保護措施不是經濟貿易發展的全部。一個國家的整體經貿發展不會因為貿易保護措施的頻頻發起而受到阻礙。雖然從局部上來講，不合理與不公平的貿易保護措施直接影響某一個產業或某一個產品的發展，甚至導致就業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由此就變得被動了。政治、經濟、法律三個要素如何綜合巧妙運用是我們考慮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孤立看待這三個要素都會導致解決方法上的“偏離”。

　　缺少品牌、法律意識，缺少聯合應對是中國企業的軟肋

　　中國商人：有一種情況我覺很明白。各地區企業的不正常競爭，對資源的無序開發使用，依靠價格進行市場的占領，壓縮人力等各種成本，導致中國產品的價格持續降低，結果中國企業的相互廝殺，依靠廉價資源和勞動力所積累的成果對方可以借用法律的、資本的各種手段一下子拿過去。

　　蒲凌塵：我覺得中國企業和產業在發展過程當中一直沒有一種品牌意識，沒有合作的意識，即使有了品牌的意識也是比較膚淺，或者覺得開創品牌束手無策，不像賣別人直接下訂單的產品容易。我覺得這是目前咱們某些企業的一個特點。產品出口了，意識仍然停留在三分自留地上。所以，一旦遇到突發性的貿易保護措施，或者政策上的調整，產業的發展一定會有一個反應。譬如皮鞋這個產業，政策上和反傾銷的措施上都導致了很多企業把它的產業移向了越南、柬埔寨、老撾、印度和印尼等國家。為什么這么轉移？ 其中當然有成本的因素。為什么成本會顯得如此重要？我覺得有些問題出現了之后不是一個壞事情，要換個角度看這個問題，不能風吹草動，波動太快，這樣會疲于奔命，而且顧此失彼。產業和企業的發展需要一個比較穩定明確的政策導向，需要顧全市場的規律。移出去的不一定就是精華，沒有走的也不一定不是精華呀。一個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和水平后，應該形成特定產業的一個強有力的技術或品牌核心，而不是“廉價”核心。 讓我最擔心的是當一個產業逐步形成規模，逐步走向高端，逐步接近技術層面的時候，因為政策或反傾銷措施而放緩或延遲核心的最后完成。歐盟的反傾銷措施確實影響了我國皮鞋產業向深層發展，譬如：廣東地區主要以“貼牌”生產或以運動鞋為主，浙江皮鞋產業卻以自有品牌為主。但是話又說回來，難道產業在反傾銷措施的阻礙下就不能生存了嗎？我看了，廣東的幾家大企業還在。

　　中國商人：哪幾家還在？

　　蒲凌塵：這幾家應訴反傾銷的企業都在啊。鞋的質量確實是做得不錯。管理得很好，廠房建得很漂亮。工人宿舍比我們很多的公寓都好啊，運動場、娛樂室、職工食堂都很好。這一次金融危機對我們國家某些產業和中介機構實際上是注入了一劑冷靜劑。快速的發展掩蓋了很多我們本應注意到的問題，財富的輕松聚集，使人容易喪失了明智的判斷、風險控制和管理意識，價值觀失去了應有的坐標，所以某些產業一定會顯現出實實在在的泡沫以及在應對這種大的經濟波動時的脆弱性。

　　中國商人：有一個比較困惑的問題，就是企業如何走出去，您能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嗎？

　　蒲凌塵：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個好的倡導，但這需要一段時間，不是一個怎么走出去的問題。這里有教育問題、意識問題、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等問題的制約。過去中國企業試探著以不同方式走過，比如說在其它國家建一個貿易公司，這是一種走法，不是很深入。第二種走法是出去設工廠，深入一些，但是風險大。中國企業對如何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還不是特別成熟，在外國投資和設公司的過程中很少找律師。想到律師的時候都是出了問題才找不過來。我看過一些發生貿易糾紛的企業簽的合同，很吃驚，合同怎么能簽成這樣？不出問題則已，出了問題就是一個難以填補的大窟窿。

　　對使用貿易措施過激的國家應建立應急對話機制

　　中國商人：當前正在加深的全球金融危機同時也激發了更多的貿易保護措施，奧巴馬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就有鼓勵“購買美國貨”的限制性條款，而歐盟之外，印度等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沖突也在加劇，中國企業勢必將面臨越來越多的麻煩，您對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都有什么建議？

　　蒲凌塵：這種金融危機是不期而遇的事情，在正常情況下，貿易的發展有其特定的模式和規律，如果忽然一個環節受損了，它一定會引起一種反作用力。那么這種反作用力如何來體現，它的力度和廣度有多大就很難說。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貿易摩擦會不會上升？會，它上升的原因第一是人的信心喪失。一旦人的信心喪失，整個產業或者某些產業就會顯得非常敏感，非常謹慎，因為它可能會覺得自己非常脆弱，就會采取一些平時不必要采取的措施。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全球貿易發展的鏈條會受到嚴重扭曲。某些國家可能反應激烈些，既面對國內的發展遲緩，又面臨國際市場的萎縮，如何來平衡內部產業的正常發展和全球貿易正常的發展，這是一個矛盾點。當矛盾點在短期內找不到平衡的調節閥時，有些國家可能就會采取一些貿易的措施來應對“內憂外患”局面。比如印度，從去年十月份開始到現在立了大約十八個案子，中國產業占了絕大部分。

　　中國商人：反傾銷嗎？

　　蒲凌塵：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都有，設置一個屏障。

　　中國商人：防火墻。

　　蒲凌塵：在這種大環境下隨意啟動防火墻，看似一個明智之舉，但措施過量過激，會砍了別人也傷了自己。一定是這樣的，所以說貿易保護措施不是一個簡單的救濟措施，它一定會引發其它問題。那么會不會有借題發揮來過度使用這種貿易保護的情況，我覺得不排除。過去我防范你的措施可能要經過半年的調查，現在是大大地提前了，馬上提起審請，馬上采取措施。這也是由金融危機這個大前提決定的，但是G20不是希望各國在動用貿易保護措施時要克制嗎？不要采取不必要的，超越正常法律需求的措施。不管怎么講，這段時間會增加摩擦。

　　中國商人：那你的建議是什么？

　　蒲凌塵：走好法律程序。企業要協調一致，要有合作，集思廣議、聯合應對，加強與對方產業的溝通。對于頻繁發起訴訟的國家應該建立在目前國際經濟條件下的應急對話機制。雙方之間必須要有很好的溝通，政府與政府，企業與企業也要取得諒解。這不是印度一家的問題，也不單是歐洲問題，美國問題，這是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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