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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9—23日,歐委會官員對奧康等七家中國企業進行實地核查。作為“日落復審”中的一個關鍵程序,核查結果將在歐盟的最終裁決中作為重要證據。而歐盟是否會維持16.5%的懲罰性反傾銷稅,這對于參加集體應訴的六十多家制鞋企業乃至更多關聯企業來說,攸關未來生計。
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正在向實體經濟漫延,中國雖然有應對此番危機的資金儲備和積極的經濟刺激措施,但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不可能獨善其身,首當其沖的便是浙江、福建、廣東這樣出口導向型產業居多的地區。其中,浙江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地區受到影響,會相當深入地影響到全國的其它地區。春節后,僅內地涌向廣東一地的農民工就有900多萬人,而當地的崗位需求僅只有190多萬個。
一邊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金融海嘯中加緊備戰過冬的“御寒工事”,一邊是愈演愈烈的國際貿易爭端為這些簡陋工事施加更為強勁的壓力。中國制造業能否從八面來風中突出重圍?能否以集體智慧和協同行動融化恐懼和敵意的堅冰?本刊就相關熱點問題專訪了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蒲凌塵先生,并配發了奧康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振滔先生的兩篇文章,以饗讀者諸君。
蒲凌塵:聯合應對貿易爭端是當務之急
文、圖/本刊記者 侯耀晨
2009年1月9—23日,歐委會官員對奧康等七家中國企業進行實地核查。作為“日落復審”中的一個關鍵程序,核查結果將在歐盟的最終裁決中作為重要證據。而歐盟是否會維持16.5%的懲罰性反傾銷稅,這對于參加集體應訴的六十多家制鞋企業乃至更多關聯企業來說,攸關未來生計。
一邊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金融海嘯中加緊備戰過冬的“御寒工事”,一邊是愈演愈烈的國際貿易爭端為這些簡陋工事施加更為強勁的壓力。中國制造業能否從八面來風中突出重圍?能否以集體智慧和協同行動融化恐懼和敵意的堅冰?六十多家制鞋企業的應訴經驗和內部調整可能只是眾多貿易爭端中的一個小插曲,但足以成為一個可資借鑒的案例。而在當事企業的焦灼與期待中,有著中國反傾銷應訴第一律師之稱的蒲凌塵再次被推到前臺。
自1992年起,蒲凌塵代理過七十多起反傾銷案件,為中國企業挽回數百億美元的的損失,卻并不認為自己是“最貴的律師”。他所供職的中倫律師事務所占據了SK大廈36、37層作為辦公場地,但當記者找到蒲凌塵時,還是很意外,因為他的辦公室雖然臨窗,卻相當狹小。歐州的對手們可能也很難相信,蒲凌塵就是在這里,對似乎不可挑戰的歐美游戲規則醞釀出合理合法的破解之道。也正是在這間小小的辦公室,蒲凌塵接受了《中國商人》的專訪,以下是此次訪談實錄:
奧康等多家企業可能在
九月前迎來歐委會復審裁決
中國商人:首先請您介紹一下,今年1月份歐盟委員會對奧康等國內制鞋企業進行日落復審的結果如何?
蒲凌塵:現在都在正常的程序中。2008年10月3號歐盟委員會啟動日落復審程序,有六十多家中國企業參加了抽樣調查程序,其中七家有代表性的企業被抽樣作為全面程序的調查和實地核查對象。2008年12月2日,七家應訴抽樣的企業將反傾銷調查表的數據、論點正式提交到歐委會。歐委會于2009年1月9號開始對這七家企業進行正式的實地核查,一直到23號才結束。目前歐盟官員正在對實地核查情況做匯總、分析和評議工作。同時他們對歐盟當地進口商和起訴的產業也要進行實地核查,我估計三月份應該會有一個綜合性的匯總數據和評議出來。
中國商人:您認為歐盟是否會繼續維持16.5%的反傾銷稅?
蒲凌塵:是否繼續征收現在很難講,因為法律上只能是兩個結果,一個是繼續維持原來的反傾銷稅,一個結果就是取消掉。最終結果應該是今年夏天之前,最遲不會過九月份。我們在三月初會舉行第二次聽證會,第一次是去年的12月18號舉行的,由中國輕工商會帶隊,協同溫州、福建、廣東地方商協會做了第一次聽證會。第二次聽證會是今年3月6號,這次聽證是比較關鍵的,主要涉及法律技術層面的問題,將由廣東鞋業聯盟為主,協同抽樣企業和中國皮革協會進行抗辯。
中國商人:這些都是屬于日落復審中的程序?
蒲凌塵:這都是必須要走的,而且不僅僅依靠聽證會來陳述中方的觀點,我們將通過一切可行的途徑傳達中方皮鞋產業的聲音,在法律和技術問題上表達我們的關注。
中國商人:從這次日落復審的情況來看,你認為此次參與日落復審的企業今后還應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蒲凌塵:首先必須要走穩程序,不能有任何的瑕疵。對于企業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在律師的指導下,主要是在程序當中要保住合作的地位,還有他們審訴的權利必須要保住。
中國商人:這個合作地位是市場地位嗎?
蒲凌塵:不是市場地位,指的是在法律程序當中,每個涉案企業都具備自己的申訴權利,但是這個權利的獲得必須符合歐盟法律程序。達到合作地位,歐委會才能將該企業認定為合作企業,有資格進行法律上的申訴!
中國商人:說話要有人聽。
蒲凌塵:但是人家為什么聽,要先符合法律程序。不符會法律程序,企業也就失去了這個權利。
中國商人:與前些年相比,您認為國內企業在應對國際貿易沖突中,哪些方面的表現是今您滿意的,哪些地方又是讓您感到擔憂的?
蒲凌塵:總體上我覺得中國企業維權意識比過去大大提高了。最起碼當它的產品出口到一個市場受到法律的阻礙,或者遇到諸如貿易保護措施時,它第一個反應是我如何來維護我的權利和出口市場。這個意識的提高非常大,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中國企業對自己的權利概念不清楚,F在好多了,遇到了問題他知道我該怎么去做,這是一個好的跡象。我覺得這和對外交往的擴大,各級政府大量的培訓,媒體的正確引導都有關系。這幾個因素導致中國企業在應對國際貿易糾紛方面出現了積極的變化。
政治因素使中國企業
容易遭受貿易制裁
中國商人:就您代理的多起反傾銷案例來看,中國產品頻繁遭遇歐美國家包括反傾銷等貿易壁壘限制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蒲凌塵:也不敢說是深層次,從貿易角度上來講,如果說某一種產品的出口量過大同時價格又低,就容易誘發國外貿易壁壘的限制。價格過低同時銷量過大,導致進口國產業損害,那么進口國就有可能對你的產品采取措施,在這種前提條件下,你反我我反你都是正常的。那么問題的背后是什么?其中的原因就比較復雜,這里面不排除政治原因,有長線的政治原因,也有短線的政治原因。長線政治原因表現在法律上,比如說在主要的發達國家包括印度等某些發展中國家,不稱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樣,中國企業在反傾銷過程中就會遭遇到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你的產品成本和內銷價格這些國家是不承認的,也不依此來取證比較計算。進口國只取我們出口企業的出口價格,而在反傾銷案件中如果沒有自己的成本價格去比較的話,這實際上等于是缺了一條腿。
中國商人: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我認為你的產品過多,相對于我的同類產品價格過低,我就可以對你發起反傾銷訴訟。而對于我們的企業來說,其產品在國內的成本和價格可以被忽略。
蒲凌塵:對。這是用所謂的參照國價格計算傾銷幅度。所以這個問題導致的另外一個結果就是,進口國的同類產品競爭產業很容易起訴,很容易找到傾銷幅度,比較容易獲得本國政府的救濟措施。這是這些國家對中國的長線貿易措施:不承認你的市場經濟地位。這種情況大約還要持續5到6年。
中國商人:你剛才提到的短線政治原因又是什么?
蒲凌塵:一些國家的大選,黨派之間的競爭,和另外一個國家的關系,這時候如果有一個強勢的利益群體發出貿易保護的呼聲,它很容易立案。這樣在政治上一長一短的操作,中國企業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