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毅達：這三個屏幕跟我們原來的傳統消費需求——吃飯、睡覺是兩種層次的需求。以前是關注實際的需求，現在則進入了人們高端的需求。

　　技術就是超越身體的需求而滿足腦子的需求。當你的腦子有了需求，技術會讓你的需求更加強大、更加有力，當人們用腦子來創造東西的時候，創造力會更多。所以，中國的文化作為一個頭腦中的東西，通過現代的技術，能夠給世界更多的影響力。

　　林正剛：如何看互聯網的發展，今天的中國已經領先全世界——中國的網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其實，無論推什么技術、什么內容，用戶不接受還是沒有用。比如上網，如果沒有網民的需求，最終就不會有網絡的發展，也就沒有這么多的網民出現。所以，技術只是手段，最后能否成為趨勢，完全是市場的需要。

　　因為金融海嘯的關系，所有的公司都會受影響，大家的第一個反應是降低成本。思科降低成本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安裝一個視頻系統，一年中思科大概節省了1億美元的會議往來交通費。

　　關志華：有兩個很簡單的詞：一個是生命周期，一個是生活方式。我們看一個產品要看它的整個生命周期，包括發明、制造、使用的過程。所以，我們可能是問題的制造者，但是綜合來看，有些則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第二個是生活方式，就是我們以什么樣的方式去生活。我們要反思生活的需求。我們告訴所有的生產商，我們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

　　制度創新

　　高群耀：外企進入中國分為好幾個階段。原來講引進，與之對應的是沖向中國。今天講走出去，所以，已經在外企工作和即將工作的人，他們即將是中國走出去的力量。外企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最難的是人，現在中國走出去最難的也是人。

　　外企在中國做事，常常得益于政策的變化和制度創新。我想請幾位老板談一談，你在中國有沒有這樣的體驗，如果有，你在什么地方曾經做過制度創新？

　　林正剛：過去幾年來，我沒去特別追求創新，沒去追求在美國沒有做過的東西，只是根據需要，想了一些方法，自然就變成了一種創新。這代表什么呢？實際上，我覺得今天的中國市場是很大的，所以有很多機會創新。

　　張亞勤：我舉一個例子。幾年前，很多的優秀人才都希望得到博士后學位。但是，博士后本身是外企或者是跨國企業所沒有的。這對于我們是一個限制，微軟就很難吸引這樣的人才。最后，我們和有關部門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微軟研究院做了一個試點，成立了跨國企業的博士后工作站。通過這個機制，我們吸引了400多個最優秀的人才。但是，這種做法在美國是不存在的。我認為，這就是在中國的制度創新。

　　關志華：制度創新不是關著門自己創新，創新是一門學問，需要很長的時間。我想，國外公司基本上在國內都有研發，而這些研發人員、技術人員基本上都是國內的。在這種交流上，重要的一點是外資公司能夠帶動創新。

　　科技本身可以帶動很多，但是這種科技不是我們一家獨有，還要看市場。我們更希望跟國內的品牌合作，共同尋找未來的商機。

　　陳錦亞：在過去的20年，我們在考慮一個問題：我們到底在追求什么？跨國公司在中國追求什么？到底全球在中國追求什么？中國在全球追求什么？

　　我不能說我得到了一個正確的理解，但是我最近在看老子的《道德經》，我發現觀念轉換是個最重要的問題。妄自菲薄是不可取的，目空一切也是不行的。30年的改革和開放，最重要的是把中國人的觀念給改變了。所以，技術創新最終改變的還是觀念——中國人不要把中國看成是國中之國，全世界也不要把中國看成負面形象。

　　我記得一位偉人說過：“人們的社會存在就是因為人們的意識”，其實人們的意識總是落后于社會的發展變化，而中國人的特點是社會的變化可以被接受，中國人的包容性比誰都強。

　　閔毅達：中國要取得成功，最大的風險是在全球化和金融危機當中的保護主義和封閉。中國的成功要依靠全球一體化，在一體化的進程當中，才能夠看清中國的位置。

　　全球化是好的、技術是好的，這是大家接受的觀念。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創新能夠給我們帶來力量？所以，當中國接受了全球化是好的、技術創新是好的這兩個概念，實際上中國就接受了這兩個東西的核心——融合、共融是好的。所以，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創新的時候，創新最大的益處就是它帶來了長期的利益。

　　金巖石：和諧社會的“和諧”一定是超越國界的，而技術創新和全球化都給我們帶來了和諧的利益。所以，什么是中國價值，其實就是我們中國的智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過各個不同的角度都能夠看到的東西。

　　(文字整理｜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