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救援

　　顯然，平安并不甘心以徹底的失敗收場。一位不愿具名的商務部官員向《環球企業家》透露，訴訟無門之后，平安正在尋求通過商務部的外交途徑向比利時政府索賠。10月中旬，平安即委派剛剛升任平安集團執行董事的孫建一與商務部接洽，申請通過商務部的外交途徑獲得賠償。而來自歐洲的消息稱，中國商務部的官員已分別就此于11月25日與11月28日與比利時官員兩度會面商討，但仍無結論性消息公布。

　　這并非盲目而動。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梅新育向《環球企業家》指出，中國與比利時簽署的相關保護協議是平安獲得賠償的法律依據。梅新育援引的保護投資者協議，為1984年中國和比利時在布魯塞爾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比利時—盧森堡經濟聯盟關于相互鼓勵和保護投資協定的議定書》。

　　該《協定書》第四條規定，為了安全或公共利益的需要，締約一方可對締約另一方的投資者在其領土內的投資采取征收、國有化或其它類似措施。但措施應是依照國內法律程序所采取的，且與對第三國投資和投資者所采取的措施相比，是非歧視性的。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措施應伴有對補償支付的規定。

　　梅新育認為，比利時政府和荷蘭政府的征收行為違反了其本國的法律，既沒有征求富通集團股東的意見，甚至也沒有取得富通集團董事會的正式授權，從頭到尾都是荷蘭和比利時政府一手包辦，只在交易談完了之后才拿著現成的文件，協迫富通的董事會來簽字。

　　如果以摩根大通收購貝爾斯登為參照，這個過程也并不令人信服。最初摩根大通出價很低，結果在股東大會上，貝爾斯登的股東否決了摩根大通的收購報告，后來摩根大通大幅度地提高了收購價格，才使收購最終完成。北京資深證券律師張國棟向《環球企業家》指出，相對于摩根大通的公司身份，比利時與荷蘭出于公共利益都有權利將私人公司收歸國有。比利時政府在緊急狀況下未經富通董事會表決同意的行為，從法律上看并無過錯。

　　因此，平安明智的選擇是不糾纏于比荷政府的行為是否合法，而是追討《協定書》規定的“補償支付”。據本刊了解，談判雙方彼此對賠償的數額爭議很大，平安尚不能接受比利時政府象征性的賠償方案，但賠償應已成雙方共識。

　　不過在華興資本首席執行官包凡看來，任何危機下的金融糾紛都會上升到政治層面，比利時政府無疑會優先賠償當地投資者，以消除金融危機對社會的震蕩。平安冀望得到理想的賠償，取決于商務部通過外交途徑的談判力度有多大。而在中國與歐洲關系近來陷入僵局、中歐對話被推遲的情況下，鑒于平安集團并非國有控股企業，包凡對此持悲觀態度。“無論平安追償是否成功，平安投資富通的教訓都值得認真總結。當初投資富通是否考慮到了政治和法律的系統風險？”包凡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