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宗慶后在杭州市地稅局稽查一局門前被媒體發現，他以極度憤怒的語氣說“這件事肯定和達能有關，舉報人就是達能的人，是秦鵬(達能中國區主席)。”然后對外做出了清盤表態。接著拒絕了媒體的訪問徑自離去。

　　4月15日，在“中國制造全國行”巡訪團走進娃哈哈集團的媒體見面會上，宗慶后對“達娃之爭”以及“偷稅事件”依舊選擇沉默。之前，他曾特意寫了一篇名為《歡迎“中國制造”全國行的媒體朋友們》的文章，并在文中指出：“其實，我個人還是愿意跟媒體朋友交流的，特別是看到在座的記者們都很年輕，很多都是80后的小年輕，很有朝氣！我也希望能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

　　4月17日，原娃哈哈工會顧問、和君創業總裁李肅聘請的法律顧問——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舉辦了一場“娃哈哈與達能之爭”研討會，對于宗慶后“偷稅事件”及與達能的經營合作進行了探討。李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宗慶后無主觀逃稅意圖，就在2007年11月稅務機關立案的前一個月，宗慶后就補交了2億多元的稅款和滯納金。

　　“沒交的那幾百萬是因為當初計算有差別，以為全交齊了，立案再查才發覺算法有問題。”當記者問及當初協議涉及稅款的內容 ，李肅說：“達能中國區總裁秦鵬親口對宗慶后說：‘我給你在新加坡上了稅’。而且打給宗慶后的每一筆錢都扣了一部分，所以宗慶后始終不認為在稅收上有問題。”

　　而且，李肅認為在揭發“宗慶后偷稅”這個問題上，達能是蓄謀已久的。娃哈哈代理人、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呂良彪從法律角度分析了“偷稅事件”對宗慶后的影響，他肯定地告訴記者，偷逃稅問題對宗慶后不構成壓力，也不構成刑事責任問題。

　　相對于娃哈哈的高調，達能方面采取了相對回避的態度。僅是在宗慶后發表“陷害說”的第二天即4月15日，達能發表一項聲明，對娃哈哈的指控予以否認，同時表示，按照達能與宗慶后于1996年和2003年兩次簽署的服務協議和獎勵股協議，達能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向宗慶后支付了相應的報酬。“這是我們為他過去多年中對達能—娃哈哈合資企業的服務和貢獻所付出的合理酬勞。我們履行了合同規定的責任。”

　　記者就此事聯系國家稅務總局，國稅方面表示此事當地有關部門正在調查。當聯系杭州地稅局時，杭州地稅局辦公室對記者表明，目前對于宗慶后涉嫌偷漏稅的調查，地稅局一律不接受任何采訪。

　　法律會給宗慶后帶來什么

　　4月22日，三星集團董事長李健熙對外宣布辭職，原因是韓國司法機構經過3個多月調查，在4月17日宣布，以逃稅和失信瀆職罪起訴包括李健熙在內的10名涉案人員。如罪名成立，李健熙將面臨5年到終身監禁的判罰。

　　而此前，谷歌中國區總裁李開復也曾遭遇漏稅質疑。對于跨國公司高級管理者普遍涉及的稅務問題，我國有關法律又是如何規定的？

　　著名稅法專家、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劍文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稅收違法行為與偷稅罪是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01條之規定，偷稅罪成立需達到下列兩個條件之一：其一，偷稅數額達1萬元以上，且占應納稅額的10%以上；其二，行為人因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

　　劉劍文認為，宗慶后是否構成偷稅罪，要看是否滿足稅收征管法和刑法規定的要件，即宗慶后作為納稅人是否有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或者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等行為。只有宗慶后實施了上述四種違法犯罪行為之一，導致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才能認定是偷稅犯罪行為。

　　對于目前涉及的跨國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稅務問題，劉劍文指出，根據我國個稅法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從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從中國境外取得的所得，準予其在應納稅額中扣除已在境外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額。但扣除額不得超過該納稅義務人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

　　“就宗慶后而言，不管他的收入是從境內獲得還是從境外獲得，都應繳納個人所得稅。”劉劍文說。

　　君悅律師事務所張杰鴻律師也認為，在中國工作超過一定時限的中國人以及外籍人士全球收入均需要向中國納稅。“在稅務全球化的同時，中國政府對稅務的監管力度正越來越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