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記者 孟登科 發自深圳、廣州　　

　　中國制造業議價能力有限，這個領域內，上自老板，下至民工，他們的生意和生活受到通脹的嚴重影響

　　33歲的趙建國是甘肅人，2006年底他聽說南方工廠的工資高，2007年春節剛過，就和老婆到了深圳沙井打工。

　　南下幾千公里的路程，行李只有兩件換洗的衣服和一瓶酸水。酸水是趙建國老家的特產，用帶來的那瓶酸水做底料，加上青菜和水，煮熟后密封在桶里發酵幾天，就成了一桶酸菜水。

　　吃飯時，趙建國就在面食里加上一碗酸菜水，便當是菜了。酸菜水快吃完的時候，再加菜加水煮熟發酵。如此反復。

　　無論趙建國如何節省，夫妻倆每個月的伙食費至少也得500塊，畢竟一星期總得吃一次豬肉吧。他抱怨當地的物價高得離譜：“春節時，豌豆角賣到了9塊，土豆最便宜也是3塊，比老家貴多了。”

　　趙建國并不知道，他南下深圳的這一年，是中國CPI增速最快的一年，即使是他的家鄉甘肅天水農村，蔬菜的價格也是創歷史新高。

　　趙建國也不知道他正被“通脹”剝削，當然他也搞不明白“通脹”是個啥玩意。平時，他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屋子里惟一能了解外界的工具——收錄機還是壞的，好在還可以放磁帶，這是趙建國惟一的娛樂。

　　去年為了節省開支，趙建國不得不戒了酒，而抽煙，便成了他僅存的嗜好，也是他除了吃飯和住房之外最大的消費。廠里禁煙，一放工，趙建國就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猛抽。

　　但是最近幾天，趙建國連這惟一的嗜好也要“提心吊膽”了。一個星期前，房東向他吹了漲價風，“隔壁幾家的房租都從300塊漲到350或400塊了。”老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漲房租，趙建國就得戒煙。

　　來深圳之前，趙建國已經輾轉過西安、拉薩等許多西部城市。在深圳，他拿到了人生中最高的工資，但也支付著這輩子最貴的開銷。

　　小兩口摸著口袋盤算著過日子，家里的每一筆支出都要精打細算。屋子里的年畫上畫滿了數字，這成了趙建國的家庭賬本。

　　他們在2007年12月的收入是：趙建國1178元，趙建國老婆1248元。支出：房租加水電360塊，吃飯500塊，抽煙150塊，日常消費200塊。結余1196元。

　　“一個人的工資作為日常開銷，剩下另外一個人的工資寄回老家。”在甘肅老家，趙建國將全部的積蓄用于負擔四個老人和兩個小孩的生活，好在他和老婆都不是獨生子女，父母的生活由兄弟姐妹們共同分擔。

　　南下深圳后，趙建國老婆最貴的一條褲子要40塊。屋子里沒有衣柜，夫妻倆的全部衣服也沒裝滿一個塑料袋——這一年里改善生活的全部成果都裝在這個袋子里了。來深圳打工一年多時間里，夫妻倆甚至從未踏出過沙井鎮。

　　趙建國夫婦所服務的深圳亞力盛連接器有限公司是一家有3500多員工的企業。為了減少工人的日常開銷，這家工廠有自己的食堂，董卓榮是承包這家食堂的小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