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 宏

　　即便變革者業績驕人，即便賄賂丑聞與他并無干系，但公司丑聞為變革的反對者們提供了一個“政變”的良好機會。這難道不是另一樁丑聞嗎？ 如果僅從業績上來考量，柯菲德(Klaus Kleinfeld)可能是近年來德國企業界最杰出的CEO。他僅用了兩年時間就使西門子改頭換面，由一家沉穩得接近笨重的老牌企業變成了一艘勇往直前的戰艦。

　　但在德國商界，尤其是管理西門子這樣一家與政界、工會聯系緊密的巨型企業，僅有業績是不夠的。雄心勃勃的柯菲德可能怎么也想像不到，他的下臺竟會是源于一起與他本人沒有任何直接關系的商業賄賂案件。

　　商業正確并不等于政治正確。柯菲德的下臺，既可能是他以往的激進改革埋下的禍根，也可能是他在關鍵時期未能得到那些業界大佬足夠的支持與袒護。無論如何，失去了“老人”們支持的CEO，不論能力、業績如何卓越，都免不了掛冠去職的命運。

　　4月末，柯菲德主動提出辭呈，西門子監事會在匆忙之中，只用了40天時間就選定了一位以往名不見經傳的企業家，原德國默克藥業公司的二把手羅旭德(Peter Loescher)接替柯的職位。

　　柯菲德的“紅綠燈”

　　2005年1月，柯菲德從馮必樂(Heinrich von Pierer)手中接過權杖，出任西門子集團CEO。馮必樂是德國企業界的長青樹，擔任西門子CEO長達12年之久，隱退后仍繼續擔任西門子監事會主席。德國大型企業中設立的監事會由勞資雙方代表共同組成，其權力與美國企業管理模式中的董事會相近。換言之，在德國，監事會就是CEO的老板。

　　與馮必樂沉穩漸進的管理方式相比，深受美國企業管理文化熏陶的柯菲德更加激進，改革手段也更加強硬，甚至不惜得罪勢力龐大的工會組織。這部分得益于柯菲德在西門子美國分公司多年的管理經驗，更與他長期從事西門子全球戰略研究分不開。

　　從1987年加入西門子以來，柯菲德最重要的兩個職業履歷就是執掌西門子管理咨詢集團和擔任西門子美國分公司CEO。在管理咨詢集團中，柯菲德深入了解了西門子全球各個業務部門的具體情況，在內部改革創新及重組方面出謀劃策。在此期間，柯菲德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幫助馮必樂在西門子內部推廣改善業務流程的“TOP+”計劃。而在擔任美國分公司CEO期間，柯菲德果斷地關閉或改造虧損業務部門，使該分公司的業績在短期內實現扭虧為盈。在美國，柯菲德學到的本事是裁員與出售虧損業務部門。

　　這些在全球商業環境下的從業經驗也使柯菲德深信，全球化的分工是德國企業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而德國僵化的勞工制度正日益成為企業發展的枷鎖。“只有使企業更具競爭力，我們才能夠確保就業機會的存在，并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而這種觀念也使他始終與工會處于矛盾抵觸的狀態。

　　這些具有前瞻性、但又十分強硬的管理風格在柯菲德登上西門子的權力頂峰后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在西門子集團內部，柯菲德引入了他在美國試驗成功的“紅綠燈”獎懲計劃。根據這個計劃，效益最差的部門將被亮“紅”燈。如果“紅”區業務部門在規定時間內無法實現業績扭轉，柯菲德就會裁撤主管人員，甚至關閉、出售整個業務部門。

　　手機部門不幸地成為柯菲德手術刀下第一個犧牲品。上任不到半年，柯菲德就力排眾議、堅決地向臺灣明基公司整體出售了手機部門。但明基公司此前對西門子手機部門的扭虧估計過于樂觀，在接手后又發現轉型困難重重，最終被迫關閉整個手機部門。此事引發了德國工會與媒體對柯菲德的極大反感，他們甚至懷疑柯菲德是否與明基公司沆瀣一氣，有預謀地實現了間接裁員。

　　與此同時，柯菲德進行了大規模的收購，以進一步提高優秀業務部門在全球的競爭力。去年一年，西門子用于收購的資金超過了36億美元。這是西門子多年來最大規模的收購行動，收購對象包括：奧地利的VA Tech、美國的CTI分子成像公司、Photoscan公司等。這些購并大大增強了西門子在醫療保健、新能源等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因為柯菲德相信：“只有處于業界領先地位的企業才可能在投入巨額研發費用的同時持續保持盈利能力，而這是未來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石。”

　　在柯菲德的帶領下，西門子獲得了脫胎換骨式的變化：2006年集團運營利潤比2005年提高12個百分點，達到52.56億歐元，而2007年第一季度更是實現所有業務集團全面盈利，而且其中大部分業務部門的利潤額和利潤率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深陷“賄賂門”

　　盡管激進的改革難免得罪工會及業績不佳的內部管理人員，但柯菲德提交出的驕人業績足以使所有反對者閉嘴。如果一切按照正常的軌跡運轉下去，柯菲德很可能進入自己在西門子的第三個“黃金十年”，并成為未來德國業界最受尊敬的企業家之一。然而，一樁商業賄賂調查案意外浮現，打亂了柯菲德的所有雄偉計劃。

　　2006年9月初，意大利一個地方檢察機構首先對西門子公司展開調查，稱該公司在1990年代為謀求意大利國有電信公司的訂單，向意郵政部前高官實施巨額賄賂。隨后，希臘、瑞士、奧地利和德國的檢察機關也介入對西門子公司設立境外秘密賬戶從事腐敗交易的調查。檢方相信：有至少10名西門子現任或前任員工卷入腐敗案，他們通過設立境外秘密賬戶從事腐敗交易，換取國外電信市場合同。去年11月，德國警方突擊搜查了包括柯菲德在內的西門子三十多位高管的辦公室和私人住宅。這一大規模行動被視為正式揭開了西門子腐敗案調查的序幕。

　　事件的發展猶如“多米諾骨牌”般引發了連鎖反應。此后的調查工作更是不斷有驚人發現：西門子已知涉案的海外賄賂可能涉及尼日利亞、印尼、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多個國家；德國媒體披露西門子的內部審計部門管理人員在獲悉奧地利方面的調查活動后曾試圖采取掩蓋措施。而涉案職員也承認：在非洲等地區通過賄賂謀取訂單的現象“很普遍”。

　　此時，柯菲德對調查做出了積極配合，聘請了一家著名律師行進行內部自查。西門子披露的信息顯示：過去7年里公司有高達4.2億歐元的資金支付存在問題，且這一數字可能會繼續上升。西門子股票上市地點是美國，美國證監會已經介入對西門子賄賂案的調查，并會對西門子處以高額罰金。

　　這些海外商業賄賂事件突顯了德國企業治理中的“軟肋”。美國早在1977年就出臺了反對海外商業賄賂法案，但在德國，直至上世紀末，向海外政府官員支付咨詢費仍是正當行為，并可被列入稅前抵扣項目。

　　與此同時，一位西門子高管被指控向監事會中一位勞工代表賬戶撥入了3400萬歐元，以尋求獲得這位監事的支持。這簡直就是火上澆油。

　　這一行賄行為的產生應是德國獨有，與德國的“共同決策”企業監管制度息息相關。如前所述，德國企業中的監事會享有與美國企業中的董事會相似的權力，而其成員主要是由勞資雙方代表共同構成。這種監督機制在歷史上成功地解決了勞資雙方的矛盾，使勞資雙方可以為企業發展共同努力。但批評人士指出：現在這個規定已經過時，甚至可能成為企業管理層向勞方代表行賄的主要誘因。

　　這一系列商業賄賂丑聞使西門子聲譽嚴重受損，而持久的調查行為也使企業內部人人自危。4月初，馮必樂引咎辭職，因為這些賄賂案件全數發生在他執掌西門子大權的12年間，而他對這些事件毫不知情的辯解顯然難以服眾。德國鋼鐵公司ThyssenKrupp原總裁克羅默接替馮必樂成為西門子監事會主席。

　　替罪的代價

　　事件進展至此似乎已可告一段落。畢竟，所有調查都顯示柯菲德與商業賄賂案無關，而且，飽經震蕩的西門子比任何時期都需要有一個穩定、強有力的管理層來確保這艘巨艦可以重歸“平靜的水面”。但柯菲德的反對者們卻獲得了一個“政變”的良好時機。

　　4月末，西門子監事會宣布柯菲德主動提出不再與西門子續簽雇傭合同。“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司需要確保其管理層的清白。因此我決定不再續簽合同。公司應該有完全自由的空間來裁度下一步的行動。”柯菲德在電子郵件中淡然地提出了辭職要求。或許，在這種看似輕松的語氣背后，隱藏的是他對西門子監事會極大的不滿與失望。

　　在此前幾天，柯菲德仍在努力地保住自己CEO的職位。他把第一季度的業績公布時間提早了兩天，提早到監事會開會的前一天。而在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時，柯菲德也堅決地表示自己從沒有過辭職的念頭。

　　但克羅默在面對德國《明鏡》周刊時則表示：柯菲德辭職是美國法律顧問提出的建議，因為如果柯菲德未來被發現與商業賄賂有關的話，西門子將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與其冒著今后被揭穿的風險，不如現在就將柯菲德趕下臺，從外部找一個完全干凈的新面孔來代替他。 無論如何，所有這些猜測反映出的只有一點：柯菲德的下臺并非出自商業原因，更多的是非商業因素及企業內部政治斗爭的結果。柯菲德在激進改革過程中已經得罪了工會與許多中高層管理人員，這些企業內、外部的敵人此時只要借波助瀾，輕輕一推就可以除掉柯菲德這個“眼中釘”，何樂而不為。但是，投資者顯然對柯菲德抱以相當的同情，在他辭職的消息公布后，西門子股價下跌了1%。正如摩根士丹利分析師所說：“這極為令人失望。事實是，柯菲德什么都沒有做錯。他讓公司的股價漲了兩倍，讓營運利潤率翻了一番，現在卻無緣無故地要離職。”

　　柯菲德宣布辭職后，西門子實際上陷入了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直至監事會找到了名不見經傳的羅旭德。現在還沒人能斷定羅旭德是否能擔負起重樹投資者信心、渡過西門子動蕩期的任務。但批評家們認為：西門子監事會把柯菲德當作“替罪羊”的做法既無知又無恥，這既玷污了德國業界的企業家精神，更損傷了投資者對德國企業治理水平的信心。

　　據德國《經濟周刊》報道：柯菲德可能在6月底離開西門子后加盟美國私人投資集團黑石公司，離開德國前往美國工作。如果真是如此，德國將失去一位優秀的企業家，也許在未來人們會發現，這將是西門子丑聞的最大代價。

　　責任編輯：李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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