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毅誠：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訪原能源部部長黃毅誠

　　本網記者陸文輝劉啟明攝影王飛

　　“現在我不再擔任何職務，只是一個離休干部。人雖離休了，腦子卻從來沒有休息。”9月20日，原能源部部長黃毅誠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那么，這位13歲就開始革命、如今已年近八旬的老人，腦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們將此次在北京

　　1機電企業必須甩掉外國“拐棍”

　　記者：我們的話題就從您最早從事的機械工業談起吧。您曾主持研制了我國首臺5萬、10萬、20萬千瓦汽輪機以及單缸10萬千瓦汽輪機，為我國發電設備的自主創新作出巨大的貢獻。在您看來，當前阻礙我國設備制造業發展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黃毅誠：目前我國機械工業面臨的主要任務應該是致力于開發新產品，把依賴外國產品的“拐棍”甩掉。采取這種拄“拐棍”走路的方式，其實也不能怪企業，因為有政策規定，要應用新產品就必須有上好的業績，而剛剛自主研發的新產品怎么會有好業績呢？沒業績就不能用，于是只能找有業績的外國公司了。這種硬性的業績規定限制了企業自主創新的動力。

　　我們必須甩掉“拐棍”，開發出自己高效節能的機電產品，比如高效的汽輪機。提高發電廠煤炭利用效率的途徑，主要是提高發電設備的蒸汽參數。隨著機電制造水平的提高，火電廠的蒸汽參數已由低壓、中壓、高壓、超高壓、亞臨界、超臨界、高溫超臨界，發展到超超臨界和高溫超超臨界；如果把鍋爐蒸汽溫度提高到700攝氏度，每千瓦時的單位煤耗就可以降到210克。我國是個燃煤大國，國情要求我們必須把煤耗大幅度地降下來，以實現節煤目標。這就需要國內機電企業獨立自主地發展新產品。

　　30年前，我在北重廠當廠長，獨立自主開發出了單缸10萬千瓦的汽輪機，但因沒有業績，用戶不用。說到底這是政策的制約。鼓勵自主創新不應停留在口頭，而要多拿出切實的措施來。

　　記者：您如何看待風機國產化問題？

　　黃毅誠：目前在風電政策方面的問題是政府不該管的，管得很細，而該管的，卻沒有真正管起來。風電項目要逐項審批，投資風電還要有特許權才行，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風電的發展。而在技術方面，引進國外風機設備或技術的企業達到20多家。結果是各買各的，沒有組織起來共同采購，造成了利益損失。我認為這才是國家應該管管的。

　　風機國產化是個政策問題。我認為，目前對風機國產化并沒有探索出好的扶持辦法。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定，風機要70％國產化，這本來是很好的事，但事實上，實現國產化的70％那部分，涉及的大多是架子、殼子等外圍技術。風機國產化的關鍵在于掌握核心技術，但這點在國產化政策中沒有提及。

　　2用積極態度開大礦才是正途

　　記者：您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曾推動開發了神木東勝等大煤田，如今這些地方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能源基地。請您談談對我國大型煤電基地開發的看法。

　　黃毅誠：國務院《關于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多處指出，要加快現代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設，培育大型煤炭企業和企業集團，而目前如何貫徹執行這些目標還缺少具體措施。

　　眾所周知，建大礦可以大大降低投資，減少人員，有很好的經濟效益。美國煤炭產量也很高，為提高效益，美國進行了煤炭產業改革，把效率低的小煤礦關掉了一大半。我國同樣有條件開大礦。我去年曾去錫林浩特考察。其市郊儲煤量達220億噸，而湖南全省儲煤才40億噸，一對比就知道其儲量之大了。我認為，在錫林浩特，就應該用高效率機械開采，用積極的態度開大礦才是正途。

　　我國還有好多地方具備開大礦的條件，比如說陜北，煤炭儲量達800億噸！原本計劃開采5億噸，其中4億噸外運，1億噸就地消化，這樣可使陜北經濟水平趕上沿海地區。我是吃陜北小米長大的，對陜北很有感情。現在我退下來了，這個夙愿我無法親自實現了。現在神華在做我當年想做的事，他們已經在陜北開采了1億噸煤。本來我建議他們至少開采3億噸，但是沒辦法，原來國家劃給的開采區，不少已被地方占去，開采中小煤礦了。起初國家正式發文，給了神華320億噸的開采權，把與內蒙古交界的陜北最北邊都批給了神華，可最后落實下來，只給了神華一個角，只能開采1億噸。

　　最近我給國家發展改革委馬凱主任寫了封信，談及煤炭開采問題。現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審批大型煤電項目，一次才批兩臺，比如托克托電廠，批了四次才完成。為什么不能一次性批下來呢？這樣投資將大大下降。

　　目前，國有煤礦要徹底解決安全生產問題，最最根本要做的就是提高煤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其中包括操作這些機械的工人的技術水平。機械化水平上來后，就可以大幅度地減人，減人增效后才可能有高工資。最終要做到煤炭工人具備高技術素質，得到高工資收入，要像神木東勝煤礦一樣，使礦工成為人們向往的工作。

　　現在我國煤炭行業一年能賺500億元，其中神華就占到200億元。神華是我在國家計委時辦的，比較了解。神華出一噸煤，成本才十幾元，把煤從坑口拉到海邊，還是能賺錢。為什么其他煤礦不能這么辦呢？因為他們人員多，素質差，而神華人員少，素質高，工資高，并且做到了機械化開采。

　　記者：請您總結一下神華的成功經驗。

　　黃毅誠：我認為神華的經驗有兩點：一是實現了規模效益，就是開大礦，二是人員少，素質高，工資高，實現了高度機械化。煤炭企業內部的關鍵問題還在管理。上世紀90年代我就講過這樣一句話：煤炭管理要脫胎換骨，現在我還是這句話。

　　神木東勝煤礦年產煤量千萬噸，才只有250人，而產量與之接近的峰峰煤礦，在職的就有63000人。這種煤礦工資低，也是自然的事情。2002年，我去峰峰礦務局，發現局里有50個處委辦，我讓局長減到10個以內，他說太困難了。我曾建議開灤礦分流富余人員去搞三產，減人不減工資，但是礦務局說國家控制著工資總額呢。所以我認為這些關系都有待理順。

　　記者：近年來，煤電頂牛的矛盾突出，主要體現在價格上。您認為煤電應該如何和諧共處？

　　黃毅誠：在我國煤炭產量中，60％用來發電，20％用來供熱，而生產出來的電和熱的價格都是由政府來定，不能隨便漲跌，而煤價卻已放開。這不是自己給自己制造矛盾嗎？我認為，對于煤炭這種面廣量大的上游資源，應該由國家來控制。

　　 3關停小火電這關不過不行

　　記者：您認為我國火電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黃毅誠：我認為我國火電發展要以高效、節煤為中心。我們要降低煤耗，就要加大科研力度，將蒸汽參數提高到700攝氏度，這樣就能實現煤耗210克／千瓦時，而目前煤耗是370克／千瓦時。每千瓦時電能節約160克煤，這是多么大的數字！歐洲幾大能源公司已經組織起來聯合攻關，并取得進展。

　　在節煤降耗方面，我們的政策法規曾出了一些問題：對13萬以下的機組放權不管，結果全國一下子冒出了幾百臺12．5萬千瓦機組。這些機組效率很低，單位煤耗大概在370克／千瓦時左右。

　　我提出以煤耗為標準來建設高效機組。之所以不單單提建大機組，是因為其中還包括熱電聯產機組。這類機組即使裝機只有1000千瓦，煤耗也只有150克／千瓦時。火電的一個大缺點就是冷端損失，浪費了40％～50％的能源，損失了一半的效率，而熱電聯產可以彌補這方面的能量損失。世界熱能專家一致認為，對有熱需求的用戶來說，實行熱電聯產是提高能效的最有效途徑。

　　在我國，小火電不讓建了，很多就改成了小熱電，但只供很少的熱，且沒有煤耗限制，由此造成小火電和小熱電魚目混珠的情況，也因此把最好的節煤項目扼殺了。我給中央提了建議，要按煤耗來規范，不管你是火電還是熱電，只要煤耗高就不許建。我們應該學習丹麥的經驗，丹麥全國的鍋爐沒有不發電的，電站沒有不供熱的，煤耗因此大大降低。

　　記者：您對小火電持何看法？

　　黃毅誠：我曾給國家計委寫信，建議趁電源建設的良好發展勢頭，逐步關停全國20萬千瓦以下的機組，而不要壓縮電力建設規模。發達國家根本沒有在運的20萬千瓦機組。20萬與12．5萬機組的煤耗都是370克／千瓦時左右，而我國目前運行的超臨界機組煤耗是300克／千瓦時，兩者相差70克。但是我的建議沒有被完全采納，因為關停小機組太難了。我知道關停難度，一家電廠1000多人，關停后人員該怎么安置呢？但是再難也得管，國家必須出臺政策解決這個難題。關停小火電這一關不過不行。

　　4現在宣傳電力過剩為時尚早

　　記者：您如何評價已開始的電力市場化改革？

　　黃毅誠：我認為，電的第一屬性不是商品，而是服務和公用。李鵬同志也說過，電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所以我認為，電力體制改革要解決的不是市場問題，而是如何滿足公共服務的問題。美國經濟那么發達，為什么總出電力事故？就是為了賺錢而減少投入造成的。所以我們不能把公用的電力當作商品來改革。我曾給中央領導寫信反映過這個問題。

　　我認為電力體制改革最重要任務是調動大伙的積極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確保安全。而目前的改革造成了機構的大幅膨脹。另外，改革的目的應該是權力的下放，可現在基層企業的權力越來越少，都被集中上收到了北京。

　　記者：您對于“我國目前已經進入電力過剩階段”的說法有何看法？

　　黃毅誠：我認為現在宣傳電力過剩，出現了拐點，還都為時尚早。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有充分的備用。有余量是好事，能夠保證什么時候都會有電可供。要從算大賬的角度看，不要執著于多發一千瓦時電浪費多少。

　　以川渝為例，1999年重慶水電占67％，那一年豐水，二灘的電賣不掉，由此成為電力體制改革的起因。可是今年川渝大旱，嚴重缺電，又導致了嚴重的拉閘限電。一千瓦時電五毛錢，但是缺一千瓦時電，又要損失多少錢呢？我說大約10元錢，好多人還認為不止這個數。所以我認為，電力必須要有充足的備用，多一點并不是浪費。

　　那么充足備用的標準是多少？我算過，電網最高負荷不能超過電網總裝機容量的60％，而我國只有山東曾達到這個標準。

　　5節能不僅要撿芝麻，更要抱西瓜

　　記者：節能工作越來越受到重視，國家已提出了“十一五”節能降耗的具體目標。在您看來，制定節能政策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黃毅誠：節能的關鍵在于調整能源結構和提高利用效率。

　　我國有豐富的太陽能和風能，北方很多地方年日照都超過3000小時。發展太陽能最主要的問題還在于價格，盡管成本已大幅下降，但還不能和煤電相比。風能和生物質能亦如此。

　　在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我曾向國務院建議，建立可再生能源基金，可以把三峽基金轉過來。我們應該可以使可再生能源比例占到能源總量的一半。

　　我覺得目前在節能節水方面做得很好，發動群眾從小處做起，但更應該抓重點，不能光撿芝麻，更應該抱西瓜。電力節能涉及剛才提到的發展熱電聯產和淘汰小火電、提高火電效率兩個有節能大效果的重點項目。抓好這兩個節約能源項目，每年可以為國家節約好幾億噸煤炭。

　　6如要成立能源部，就要給予其權力

　　記者：您曾擔任能源部部長。您在《我的故事》一書中說：“能源部已成為歷史，但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那么，您對近來關于成立能源部的傳聞持何意見？

　　黃毅誠：我不反對建立能源部，但如果成立了能源部，卻不給予其相應的權力，那么我就不贊成成立。1982年曾成立能源委員會，沒兩年就解散了，就是因為沒權。沒權別人找你干什么？還不如去找計委。所以這段歷史經驗應該好好總結。

　　記者：美國也有能源部，我們能不能借鑒其模式呢？

　　黃毅誠：中美兩國國家性質不一樣，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國能源部不管企業，只管方針政策，而在我國，電站建不建，要國家發展改革委說了算。我覺得如果成立能源部，至少可以解決煤和電的矛盾，但從根本上講，還是要有相應的權力。

　　我出任能源部部長時，身份較特殊，因為我原來是國家計委副主任，計委好多人是我的老同事。不看僧面看佛面，說話還好使點兒。在中國，關系還是很重要的。

　　7核電改革核心應是打破壟斷

　　記者：現在幾大發電集團積極進軍核電領域。您如何看待核電開發主體的多元化？

　　黃毅誠：我曾兼任國家核電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李鵬同志。那時我說過兩點意見：一是我國沿海如果不發展核電，能源問題就很難解決。二是核電如果不能實現國產化，就發展不起來。

　　最近我就核電問題給國務院寫了報告。現在的核電規劃是到2020年核電裝機達到4000萬千瓦。對于需求來講，這是遠遠不夠的，而且按現在的發展方式和速度，這個目標是完不成的。對此，我感到很擔心。

　　全世界的核電都比煤電便宜，可我國核電卻比煤電貴。為什么？就是因為只有一家辦核電（現在的兩家是一家分拆而來，其實就是一家）。我在給曾培炎副總理的信里建議，我國核電工業應進行實質性的改革，改革傳統的設計、建設和管理方式，核心就是打破一家壟斷。去年我給國務院寫了封信，希望一次性批20臺65萬千瓦的核電機組給浙江，如果國務院不能辦就算了，不要批給國家發展改革委，結果還是批給了發展改革委。他們召開了大會，結果只批了兩臺。

　　如果打破一家獨辦，所批的兩臺65萬機組，只需40個月就可以建成，但現在壟斷格局下要花60個月。據說以前建同類機組需要70個月，似乎提前10個月已經是進步，其實工期完全可以再縮短。核電只此一家，沒有比較，形不成壓力，沒有壓力就缺乏前進的動力，這就是壟斷的壞處。

　　8我對陜北有著濃厚的感情

　　記者：您13歲即參加革命，現在回頭看，您記憶中最難忘的生活片斷是什么？

　　黃毅誠：我印象最深也最有故事性的事情是1939年我在河南確山巧遇大姐，這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姐姐請求組織同意我和其他一批孩子一起去延安。在我們離開幾天后，就發生了“確山事件”，犧牲了好多留守處的同志。當時如果不是我碰巧提前離開，可能也被打死了。所以對這件事印象最深。

　　還有就是在延安的六年難忘生活。抗戰時期延安的條件非常艱苦，但還成立了自然科學院。那段學習生活，使我終身受益。我到延安時不到一米五，在那里吃小米長大，離開時已有一米七六，好多人都不認識我了。后來黨又送我們到蘇聯深造。我感謝黨的培養，同時我對陜北也有著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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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毅誠簡歷

　　黃毅誠，1926年10月生，湖北棗陽人。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參加新四軍，同年入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黨校支部書記。

　　建國后，任沈陽第一機械總廠分廠廠長。1951年赴蘇聯進修，1954年回國。先后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四局、哈爾濱汽輪機廠、第一機械工業部東北發電設備制造公司、北京重型電機廠工作。

　　1979年調入國家計委，1982年任國家計委副主任。

　　1988年至1993年任能源部部長。

　　1993年任八屆全國人大常委。

　　1996年任中國能源研究會理事長。

　　1997年任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中方主席。

　　1998年離休。

　　［記者手記］

　　堅毅果敢 無限忠誠

　　劉啟明

　　起于戰亂，13歲參加革命，幾與死神擦肩；長于革命圣地，小米飯給予了他強壯的身體，延安中學為他啟蒙；赴蘇學習先進理念，歸國馳騁于能源“戰場”……黃毅誠隨著祖國的崛起而成長，其豐富傳奇的人生經歷仿佛一首精彩的詩歌，令人細細品味。

　　在重型電機廠，他致力于技術創新，研發出國內第一臺單缸10萬千瓦汽輪機；在國家計委，他力抓節能，首創華能、神華；他還掛帥西藏經濟小組組長，18個月完成“四十三項工程”……無論身處何位，黃毅誠都創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面前的黃毅誠，較想象中高大，思維敏捷，言語激昂。“我吃革命飯長大，現在即使退了，可腦子還不糊涂，三十年基層經驗，二十年高層管理經驗，使我常常能夠看到國家能源發展的問題，我就要把它寫出來。”無論身處廟堂之高，亦或“江湖”之遠，黃毅誠從未間斷對祖國能源事業的關注和熱愛。他退居二線至今，筆耕不輟。這也使得我這個經驗尚淺的后生沒見過前輩之面，已先受其文章指點。

　　黃毅誠做事行文，立足高遠，盡顯其能源泰斗之大氣與宏觀。言及火電發展、能源規劃、節能降耗，黃毅誠的思維與文章定位盡顯一個“大”字。“要撿芝麻，但首先要抱西瓜”，這是黃毅誠常說的話。

　　胸中有感，凡利于能源發展大局，黃毅誠必寫信建言至中央領導。曾有人規勸他：“你寫信給中央，中央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干嗎這么費勁呢？”但黃毅誠始終難忘老領導宋平的話：“作為一個黨員，不對祖國與黨諫言獻策，就是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毅者，堅毅果敢；誠者，對祖國與信念無限忠誠。這正是有著61年黨齡的黃毅誠火一般的內心寫照。

　　長期以來，黃老在用腦去思考，用心去陳說。也許他的建議并非十全十美，未必完全適合于當前主流，但他對國家能源事業的赤誠可見。他寫文章以“文責自負”為基準，直抒胸臆，犀利敢言。為表達對黃老的敬意，此次我們“忠實原著”地保留了本次訪談的原貌。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黃老即將迎來八十大壽，但他的愿望并不僅限于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在采訪即將結束之際，黃老許下了自己的生日愿望：“我們的祖國現在還不算十分富強，但是我對祖國的發展充滿信心。新時代的決策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我相信他們能夠吸取歷史的經驗，更好地規劃未來。我衷心地希望祖國發展得更快、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