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新規禁打擦邊球 制度漏洞逼醫藥業越來越黑

　　在對醫療機構正常的商業贊助、捐贈與商業賄賂之間，需要有明確的規范，以劃清界限。現在，針對這一規范，衛生部正在醞釀中

　　□ 本報見習記者 徐濤

　　對于醫療機構和醫藥企業而言，現在正是“敏感期”，每個政策的出臺都扣人心弦。

　　8月27日上午，衛生部治賄辦主任毛群安，在“反商業賄賂高峰論壇”的演講中透露，衛生部正在抓緊時間，制定關于醫療衛生機構接受捐贈和贊助的管理辦法。

　　話音一落，臺下輝瑞制藥有限公司的代表就高高舉起手，詢問這個“辦法”所規范的對象、內容和形式。

　　顯然，關于這一話題每一個官方的說法，都值得醫療機構和企業“豎起耳朵”來聽。

　　好贊助 壞贊助

　　輝瑞集團的代表聽到的顯然是“利好”消息。毛群安說：“歡迎醫藥企業資助醫療機構進行學術交流。”

　　事實上，醫藥企業資助醫療機構進行學術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捐贈行為，是醫藥企業很常見的行為，但這往往會變成一種營銷手段，而這樣一種手段經常會被跨國公司利用。

　　“這樣的方式能夠向醫生傳達最新的藥品性能及其相關知識，起到教育醫生的作用。這對醫療機構的科研幫助也很大。”武漢遠大制藥集團有限公司市場部經理王芳玲說。

　　而醫院也非常需要這樣的捐贈和贊助。據統計，公立醫院財政撥款還顯不足，一般只占到醫院收入的5%。因而，如果有醫藥企業能贊助進行科研和學術交流，醫療機構求之不得。

　　“不過，對于國內的醫藥企業而言，‘贊助’并不局限在這個層面。”浙江一位叫陳廷的醫藥代表說。他一直在衛生系統工作，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做醫藥代表。

　　陳說，國內醫藥企業研發能力低，大多產品都是仿制藥，靠著給醫生、醫院“好處”來互相競爭。這些“好處”除了眾所周知的“回扣”之外，也包括“贊助”。

　　“相對于回扣，這些贊助更加公開。”陳說，“一種藥允許進醫院后，醫藥代表一般要向醫院交5000~7000元的贊助費，抗生素則高達3萬元。這些贊助一般被用作獎金，或其他活動經費。”

　　陳說，對于這些贊助，醫院會給醫藥代表開個收據，但是否入賬，外人不得而知。

　　“也有的時候醫藥企業給醫院的是學術贊助資金。但實際上可能是贊助了院長的孩子去國外留學。”江蘇一名醫生說，并且再三要求記者為其保密身份。

　　鑒于此，毛群安說，對于這些贊助，違法還是合法的界限難以區分，所以要力求讓這種行為公開、透明，符合法律規范，以杜絕以資助為名的不正當交易行為。

　　擦邊球

　　毛群安的回答，顯然還有些不夠明確。

　　“這種行為會不會將原來的非法行為合法化，使之成為變相的行賄受賄？還有，會不會引發捐贈攀比，以吸引醫療機構用藥？”一位女士如此發問。她來自執法系統。

　　她的這種疑問不無道理。雖然反商業賄賂的力度很大，但是，“擦邊球”依舊層出不窮。

　　“雖然各個地方都有規定，醫藥代表不許和醫院接觸，但這個規定實行起來就變了味。我認識的一個醫藥代表和醫生關系很好，前一陣醫生就對她說，‘你最近不要來醫院了，我們的賬兩個月一結’。你看，照樣會有回扣，和以前一樣，不過是地上變成了地下。”陳廷舉例說。在他看來，這個《辦法》會給出更多規范，但同時，也可能給出更多的灰色地帶。

　　長效機制

　　作為醫藥代表的一員，陳廷覺得，是各種制度漏洞和潛規則逼著這行“越來越黑”。

　　“政府和媒體把板子都打在醫藥代表身上，實在很不公平。”他說，“拿藥廠來說，現在很多藥廠在藥品的研發上不舍得花錢，在回扣時卻毫不吝嗇。療效都差不多，醫生們關心的是哪個藥給的回扣和贊助高，誰也不用回扣低的藥。我們只好較著勁地給回扣。醫院有些活動，或者蓋大樓，伸手要贊助我們也不敢不給。”

　　在他看來，這樣的做法不僅損害了患者利益，損毀了醫院形象，還不利于中國醫藥工業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鄭超愚教授則認為，現在的醫療反商業賄賂措施都放在醫療服務供應方的自律方面，而患者作為需求方應該有權知道更多信息。比方說藥品的真實價格等等。

　　與毛群安強調的捐贈程序的公開透明相比，鄭超愚更強調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實現醫療信息透明：“現在信息技術很發達，完全有可能做到信息透明，要讓患者自己去比較各個醫院的醫療服務。”

　　“在制度層面之外，還要關注醫生群體的信仰和道德狀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說，“我希望大家都思考一下，為什么在‘SARS’來襲的時候，醫生是‘白衣天使’，而現在是‘白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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