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的9月10日,第62屆威尼斯電影節正式閉幕,關錦鵬改編自王安憶同名小說的電影新作《長恨歌》,僅僅獲得一個安慰性質的歐洲藝術交流獎,多少有些讓人失望。
外國人或許不識貨,慶幸的是,今年十一期間,這部電影總算在國內上映。只是,繼關錦鵬早年編織《紅玫瑰與白玫瑰》、《阮玲玉》那些上海傳奇之后,這位香港導演顯然有些力不從心。該片在上海本地即遭遇了種種質疑,一些觀眾和影評者紛紛責難關錦鵬的選角眼光。在他們看來,盡管裹著一身旗袍,鄭秀文骨子里仍舊缺乏所謂的“上海韻味”。而在大陸的
北方市場,以“海派”標榜的《長恨歌》更是備受冷落。電影《長恨歌》劇照
藝術和商業兩端都不討好,關錦鵬處心積慮的創作倒印證了白居易的名句“兩處茫茫皆不見”。
話說回來,近百年來,“海派”一直與“京派”分庭抗禮,而追溯中國現代電影的發端,“海派”似乎還略占上風。雖然所謂的第一部中國自己的電影《定軍山》是在北京拍攝的,但真正的中國電影工業卻不折不扣是在上海形成的氣候。很大程度上,上海可謂中國第一個電影重鎮,即使在上海淪陷后的“孤島時期”,仍有《木蘭從軍》、《鐵扇公主》、《狼山喋血記》等一批優秀影片問世。舉凡《神女》、《漁光曲》、《桃李劫》、《夜半歌聲》、《馬路天使》、《十字街頭》以及抗戰勝利后拍攝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江春水向東流》、《天堂春夢》、《萬家燈火》、《小城之春》……哪一個不是中國電影史上響當當的作品。只是,最近這十幾年來,以馮小剛為代表人物的“京派”電影大有壓制“海派”之勢。作為中國電影發祥地的上海,其影響力多少有些日漸式微。
盡管如此,作為文化符號的上海倒并未因此而被打入冷宮,F代“海派”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陳丹青在《回想陳逸飛》一文里便說:“他(指陳逸飛)的電影,我是看過的……《人約黃昏》相當可看,比比凱歌的《風月》、藝謀的‘搖啊搖’,一是陜西知青,一是北京知青,懂什么舊上海與舊江南?到底逸飛上海人,遙想他童年五六十年代,馬路上的上海人其實全是過來人,結果是連背景群眾的衣帽扮相也都經得起看。逸飛鐘情歐洲文藝片的所謂‘優雅’情調,也還貫穿全片,多少有點意思在……”
陳丹青不免有些刻薄,只是細細品味,他的道理卻絲毫不差。所謂“海派”電影的精髓,實實在在就存在于上海弄堂間的小市民情調間。王安憶在《長恨歌》的開篇處便宣稱:“站一個至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苯酉聛淼恼徽挛淖,王安憶反反復復講述著上海弄堂的平易近人、可親可愛、謙虛溫暖、造作用心。讀者諸君可千萬不要忽略這個視角的重要性,這種上海弄堂的世俗滋味,在《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這兩部堪稱不朽之作的電影中已初現端倪。
說起來,“海派”電影的相當一部分傳統為香港電影如數接手,某種程度上,小市民的口味也就是電影娛樂人民的根本所在。港片在上世紀50年代直至90年代早期的獨領風騷,不能不說是善于把握這種口味的結果。這樣看《長恨歌》,一言以蔽之,王安憶糾糾纏纏費了如許筆墨,所欲申說的無非是一個意思:“本也不打算譜寫史詩,小情小調更可人心意,是過日子的情態。它是可以你來我往,但也不可隨便輕薄的。”
無奈,關錦鵬更多地把鏡頭對準了上海的奢華雍容,做派十足,卻沒能把握住“上海味道”中最有嚼頭的弄堂風致。有人說,關錦鵬的《長恨歌》過于關注上海和香港的比較,導演不斷借助蔣麗莉的口點明動亂時期避難所的香港“又臟又亂破得要死”、“連塊像樣的糕點都沒地方買”,明明白白地流露出對于黃金時期海上繁華夢的低回眷戀,顧影徘徊。
有意思的是,張愛玲也好,王安憶也罷,最了解上海的作家始終都是女性。無他,只因為上海這個城市原本是陰柔堅韌、虛榮好強、易感知性的,唯獨女性的細膩,才能體會其中味道。
王蒙在《滬上思絮錄》中談到王安憶時說:“(王安憶)的才華與突進是不勞饒舌的。但是她太自信于自己的敘述了。得得得得,老是一個腔調,像是在聽一個調門不變的長篇大論,對于讀者的閱讀耐心,實在是一個考驗。”這話不錯,王安憶的《長恨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不過,王的文字素以綿長見稱,就像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所描寫的武當派沖虛的劍法,“劍勁連綿,毫無空隙”。
王安憶筆下的上海氣韻便隱藏在這連綿不絕的頑強生命力中,關錦鵬徒見其表象而不得其真精神,此上海畢竟不是彼上海。
作者:周之江
。▉碓矗航洕鷧⒖紙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