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并購尚未成型 有激情但缺乏相應經驗和眼光

　　本報記者 馮大剛 北京報道

　　從聯想到TCL，從海爾到中海油，盡管在幾個月來的海外收購中中國公司表現得令人矚目，但它們依然偏小的規模和略顯莽撞的態度還是泄漏了它們的不成熟。“中國大軍確實尚未殺到”，《經濟學人》信息部中國咨詢總監徐思濤說。他剛剛主持完成了一份針對中國內地企業的調查報告，報告顯示，盡管中國企業近期在海外進行了一系列高調的資產收購運動

，但直到2004年，這種規模仍遠小于四分之一世紀前的日本。

　　按照這份報告，中國內地企業普遍處在一種“

　　尷尬的青春

　　今天的

　　2005年的5月-6月間，《經濟學人》信息部在美國銀行、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等支持下進行了一項定量調查，得出了上述結論。這項調查針對150家年營業額在1億-500億之間的國內企業的176位高管發放了問卷，并對國內企業研究專家進行了廣泛的訪談。9月的最后一周，合作各方在北京公布了調查結果。

　　在這份報告中，最引人注意的結論是：備受矚目的中國2004年對外直接投資尚不及日本1980年時的水平。而在此之前，當討論中國企業近期頻繁出現在海外并購桌上的話題時，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日本常被用來作為樂觀的參照物。

　　“當今的中國市場和二十多年前的日本市場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經濟高速增長、對外貿易額急劇擴大、中產階層迅速形成等”，《經濟學人》信息部中國咨詢總監徐思濤說，“但當年處在擴張期的日本沒有中國現在那么多的歷史包袱。另外，中國的股市是一個‘艱難’的市場，中國的銀行創造利潤的能力比較弱。”

　　“翻開中國報紙的頭版，你會發現頭條的位置上充滿著大篇幅的關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報道，但這種情況在當年的日本沒有發生”，這位曾經在法國興業銀行擔任首席亞洲經濟學家的學者說，“中國企業正在成長，但顯然不夠成熟，這是因為當年日本企業的海外并購太多了，而中國現在的還太少，中國的海外投資還處在早期階段。”

　　從數據方面，這份報告認為，雖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金額會一直上升，到2009年很可能增至300億美元，但此數額只相當于全球資金總額的2.4%。不容樂觀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時間里仍會保持相似的狀況”。

　　即使如此，并購可能已經耗盡了中國公司的全力。“中國企業進行國際化需要‘蛇吞象’的勇氣”，9月28日，聯想控股總裁柳傳志表示。在聯想對IBM PC業務的收購中，實際交易價格為17.5億美元，其中含6.5億美元現金、6億股票以及5億的債務，而聯想自身年收入不過30億美元。

　　能夠看出中國公司在海外投資方面尚不成熟的另外一個指標是投資內容。報告指出，中國企業主要是為了獲得國內得不到的品牌、技術、原材料或逃離國內競爭白熱化的行業而進行海外投資，而二十多年前的日本，這種收購的范圍囊括了從高科技公司、金融、房地產到藝術品等在內的幾乎“半個美國”。

　　這份報告的支持者之一、韜睿亞洲區人力資源咨詢業務亞洲區總裁倪道博對此的解釋是，“對中國的公司來說，國內有很好的市場，有很多的商機，它們會問自己，為什么我們一定要去海外投資？”調查中91%的中國內地公司表示，未來三年內中國國內市場將是它們的主要目標，把這個目標市場定在北美的公司卻只有11%。在小型或中型的中國本地公司中，這種“向內看”的傾向更加明顯。

　　“海外并購進行的少并不代表中國公司沒有進入海外，”報告贊助公司——陶氏化學公司太平洋區業務研究及企劃總監黃盈提出了另外一個思路，“事實上，在歐美市場上大多數消費產品是中國制造的，中國公司已經成為環球供應鏈的一部分，只是人們看不到中國的名字而已。”

　　然而，《經濟學人》信息部中國咨詢總監徐思濤認為，即使上述兩個原因是導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束縛仍來自中國僵化的金融管制制度。“如果不是金融管制的話，中國公司本該有更大的動作”，他說，“大規模海外投資時機成熟的條件有兩個，關鍵是放松金融管制，這可提高中國公司的競爭力，其次是讓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和有效。”

　　點菜者買單

　　高達42%的儲蓄率和20萬億的儲蓄額必然要尋求渠道釋放——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資金中的大部分只能用來購買美國國債。將這些錢通過企業投資可能更加可行——企業是需要自己算賬的，它們也許會犯錯誤，但整體上來說是理智的。

　　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和政府都認為，走向海外對中國的經濟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必然。原因在于，高達42%的儲蓄率和20萬億的儲蓄額必然要尋求渠道釋放——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資金中的大部分只能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經濟學家們與政府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樣的方式把這個儲蓄大國的錢送出海外。“對外投資可能是政府輸出也可能是通過企業輸出”，徐思濤說，“我希望在未來能看到更多的企業輸出。中國最近進行的幾次收購中，政府做得實在太多了。”

　　這是一個“誰來買單”的問題，從徐思濤這樣追求效率至上的經濟學家視角來看，親自點菜、吃菜的人無疑是天然的買單者。理由很簡單，“企業是自己算賬的，它們也許會犯錯誤，但整體上企業是理智的”。

　　現在的情況與此相反，企業為了自身的急迫需求而進行海外投資，但它們需要的外匯卻控制在外匯管理部門手中。“要改變政府資本在海外輸出中多的問題就需要放松金融管制，一旦放松，私營部門就可以直接投資海外，這樣增加的海外投資規模大有可觀”，徐思濤說，金融管制和不必要的政府干預都成為中國公司海外投資的主要制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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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結匯制度，給金融業松了綁，讓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它們的份額也不會超過15%”，徐思濤說，放松管制不但沒有風險，而且會改變中國企業整體的金融生態。“等到放開了服務業，我們何必還需要這么多的銀行儲備？”

　　針對報告，評論者們也提出了“打破金融管制”之外的觀點，其中跨國管理是最經常被提起的因素。華為公司高級副總裁洪天峰說，管理是國際化最可能出現的瓶頸。他說，管理水平進一步，國際化水平才能進一步，如果國際化速度超過了管理提高的速度，管理鏈條就會斷裂，造成國際化的失控。

　　“在全球做生意有兩種風險，一類是商業風險，這個和國內一樣，有技術、有人才、有品牌、有質量，產品等很多方面。另一類風險叫做國家風險，也叫做政治風險，這些和商業沒有太多的關系”，全國工商聯并購公會會長王巍說。在他看來，政治風險也是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必須面對的一道坎，中海油最終退出競購優尼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國的產業政策不會像當年日本的產業政策那樣容易得到西方的諒解，因為日本是市場經濟國家。我們的產業政策會導致西方強烈的敵意，這是需要多方面政策協調甚至博弈的戰略問題，政府更有責任推動商業外交”，王巍評論說。但“泛政治化”的表述是他不贊成的，他的觀點是，與過多政治化、民族情緒化的表達相比，中國企業更急需補充的是對國際市場規則的理解。

　　“我們要切實地了解中國的并購能力，還要了解全球市場的規則是什么，了解人家怎么玩”，他說，值得深思的兩個問題是：“是不是有了錢就能進場？你懂不懂人家的規則？會不會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