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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在政府和市場的角色之間建立一種平衡。一個國家既可能從過度管制中遭受損失,也可能從缺乏管制中遭受損失,既可能從過多的公共開支中遭受損失,也可能從公共投資不足中遭受損失；政府能夠幫助穩定經濟——但是設計不當的政策也可能使得經濟波動火上澆油。
政府與市場的博弈
——讀斯蒂格利茨《喧囂的九十年代》
○ 朱明星
斯蒂格利茨1964年獲得阿墨斯特學院學士學位，畢業后繼續深造于麻省理工學院，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的指導下進修經濟學。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后，執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1979年他獲得美國經濟學會專為40歲以下青年經濟學家設立的克拉克獎。1993年，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離開了寧靜的斯坦福大學，前往華盛頓，進入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后來成為主席，一屆任期結束后他轉到世界銀行，擔任了三年的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因為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的分析”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是這種獨特的經歷和視角使得他的發言有理由讓全世界都停下來傾聽。在《全球化及其不滿》之后，這位因研究市場信息不完全和非對稱導致市場失靈現象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再次推出了《喧囂的九十年代》一書。
《喧囂的九十年代》是斯蒂格利茨在美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任職的經歷和體驗以及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了解，是一部對政策制定和經濟發展過程進行回顧和反思的著作。這本書不僅深刻地分析了里根和老布什任期期間，美國經濟衰退和政策出現變化的原因，而且也全面地提供了克林頓執政期間，美國經濟政策的出臺背景以及這些政策的利弊得失，并根據近期的經濟結果，犀利地批評了其中的錯誤。從書中分析使我們看出，美國的經濟發展遠非完美可言，美國經濟面臨著種種問題，這些問題甚至遠比其他國家復雜。這些普遍經驗和教訓不僅對于美國很重要，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來說也同等重要。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和最成功的經濟體一直以來被廣為效仿，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不遺余力地將關于自身經濟中政府所扮演角色的特定觀點向全球推廣,特別是通過諸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機構來推廣，但美國努力向國外推廣的思想與自己在國內的實踐又是何等大相徑庭。本書的主旨就是要幫助人們解讀美國的成功和失誤。斯蒂格利茨的這本書可以說是首次為我們提供了美國經濟的另外一個深刻的、不同尋常的視角。本書并不僅僅是一部重寫的經濟史，而是一部探討經濟發展的過去和未來的思想著作——它關注的是美國和其他國家身在何處和走向何方；如何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在地區、國家和全球水平的集體行動之間以及在政府行為和非政府行為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
在閱讀這本書時，我們還可以深深感到，斯蒂格利茨提到的美國經濟中的許多現象都在中國不同程度地上演著。不幸的是，我們在很多時候并沒有認真追究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往往簡單地將其歸于改革轉型期的問題，或不夠市場化而出現的問題。同時，我們還在不斷地從西方國家，其中主要是美國尋找解決問題的藥方。通過斯蒂格利茨的視角，我們卻發現這些藥方可能正是“毀滅的種子”，甚至有可能把我們拖入難以自拔的深淵。例如，美國政府對于證券部門和金融市場的妥協與縱容，使得股市節節攀升和一派繁榮，最后卻出現了安達信、安然、世界通信的轟然倒塌。有時，我們也在不斷地向股市妥協，不斷出臺利好以安撫市場，而對于路人皆知的一些違法行為視而不見。希望對國外現成的東西照搬照抄，而不是自己下力氣研究我國的實際情況，使得許多措施往往與初衷南轅北轍甚至成為笑談。
在美國的經濟發生波動之時，也是經濟學界紛爭四起之日，在放松或加強政府管制問題上，學界中兩派的勢力不斷地此消彼長。十分有趣的是，強調加速市場化進程、減少政府管制的勢力在中國往往被稱為激進派，在美國卻正好相反，這些人被稱為保守派。這也正好說明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處于一個十分重要的時刻。在本書中，斯蒂格利茨猛烈地抨擊了美聯儲、私有化、股票期權、會計準則等等，這些美國經濟中的制度都是過去我們視為先進的和需要仿效的。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告誡我們，在選擇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時要多一些謹慎，少一些盲從。特別是對于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管制的問題，“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公有部門和政府管制必然導致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在中國學界其實也是頗有市場的，例如去年的“郎顧之爭”就是一次集中的體現。而斯蒂格利茨卻以世界上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經濟體為例，對“市場原教旨主義”進行了毫不留情的駁斥，這無疑可以使解除政府管制和私有化的狂熱擁護者冷靜一些。
今天的挑戰在于,如何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在地區，國家和全球水平的集體行動之間以及在政府行為和非政府行為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一旦經濟環境改變,平衡就不得不重新建立，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新行為方式來替代舊做法。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和人民前所未有地緊密結合在一起。但是全球化本身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改變平衡:我們需要在國際層面上采取更多的集體行動,在全球競技場上我們不能逃避民主和社會公正等問題。
喧囂的90年代已漸行漸遠，現在的美國也不太可能重演過去的歷史，斯蒂格利茨的討論更多的也只是引起美國人的回顧和反思。但是，對于中國而言，喧囂的年代可能正在經歷或者即將來臨。如何在這樣的年代創造更多的“奇跡”而不是種下更多“毀滅的種子”，這不僅是經濟學者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政府決策者需要警惕的事情。我們需要在政府和市場的角色之間建立一種平衡。一個國家既可能從過度管制中遭受損失,也可能從缺乏管制中遭受損失,既可能從過多的公共開支中遭受損失,也可能從公共投資不足中遭受損失；政府能夠幫助穩定經濟——但是設計不當的政策也可能使得經濟波動火上澆油。對于這些問題更加廣泛的理解,意味著各國在經濟政策的選擇方面應該享受到更大的自由，世界上并沒有所謂的最佳道路,也沒有所謂的完美制度。美國版本的資本主義存在很多的缺陷, 我們需探索選擇一個更加關注社會中這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而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可以選擇一條與目前在美國國內流行的所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能夠實現一個更加平等，更加安全且具有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的社會。斯蒂格利茨的討論使我們對于自己目前的發展狀況有更加全面的認識，讓我們更加冷靜地應對面臨的問題，提醒我們更加謹慎地選擇經濟改革的道路和方向。因此，這本書對于中國的價值可能遠遠大于它對于美國的價值，甚至使得筆者覺得這是一本專門寫給中國人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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