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改革 激情與現實

　　焦點問題一：中國的銀行被賤賣了嗎？

　　黃海洲:對于是否賤賣的問題，我們需要理性思考。如果建行是賣便宜了，那么應該在股價上體現出來，但市場的表現無法支持“賤賣”的說法；如果和其他銀行的發行價值進行比較，也會發現建行不存在“賤賣”問題。另外還有事前和事后的問題。一件事情做好了，有人說可以做得更好，就好像一個孩子上高中時，所有的人都說他考不上大學，但偏偏他考

上了某理工大學，于是所有人都說，你為什么不上清華呢？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肖耿：現在看來，“賤賣”的情況基本上不存在。目前賣給外資的股份還不到總股本的25%。即使對現在的價格存有爭議，認為確實是“賤賣”了，等以后升值后，資產還是可以收回來的；即使一次性讓外資占了便宜，這對中國整體資產來講，卻是以很小的成本，大大降低了系統性風險。

　　魏尚進:國有銀行海外上市，除了募集資金，引進海外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可以減少政府對國有銀行的干預，這個作用是在國內上市達不到的。

　　焦點問題二：外資大規模參股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嗎？

　　肖耿：如果所有的命脈企業都掌握在國家手中，就意味著中國戰略性命脈產業的風險高度集中。從國家風險戰略角度考慮，如果國家命脈產業都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一旦它們出現致命弱點，整個行業不就垮掉了嗎？ 所以，越是重要的行業，就越是應該允許國有和非國有企業同時存在。競爭才能真正降低風險。

　　對于外資進入帶來的競爭，中國銀行業大可不必擔心。其實不用去看國際經驗，看中國自己的經驗就很受啟發。我們曾經一直擔心加入WTO后，中國制造業會受到巨大沖擊，后來又擔心農業，現在這個擔心又轉移到金融業。事實上，我們原來的制造業主要以“來料加工”為主，競爭力不強，但加入WTO后，中國的出口制造業競爭力一直在上升。而農業方面，糧食可以進口以后，中國農民種的菜可以賣到日本、韓國，并沒有出現大的問題。

　　其實，哪怕在未來競爭中中國本土銀行出現了問題，也是好事情。因為這會逼著內資銀行做自己有“比較優勢”的事情。“四大銀行”是很有自己優勢的，比如長期以來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的網點。這在競爭中一定會給中國本土銀行帶來好處，現在這些國有銀行的網點就正在逐漸根據效率分布。

　　黃海洲：中國的商業銀行還面臨著許多問題，比如在西方衡量一家銀行的質量時往往要關注每個員工創造利潤的情況，但中國的商業銀行冗員眾多，這就是一個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僅僅從這一個問題上看，中國的銀行就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上市不僅僅是一個過程，我覺得海外戰略投資者進來可以解決幾方面的問題，不簡單是錢。首先是技術，銀行的管理是有一系列技術要求的，比如風險管理，這里面包含著很多技術性問題，不通過學習，中國的商業銀行要掌握這些東西是不可能的。其次是機制，中國人是可以很快學會技術的，但學習機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是銀行能否健康發展的核心。

　　總體來說，外資銀行進入會加劇競爭，但在開始階段并非十分激烈。因為外資銀行進入后必然要考慮人均利潤率，所以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也許會不在同樣的舞臺上展開競爭。

　　魏尚進: 金融壓制表面上有好處，但實質上危害極大。

　　發展中國家獨立后，希望趕超發達國家，本來是想通過金融壓制來發展工業，但幾十年下來，效果并不好。二戰結束的時候，許多國家從殖民地成為獨立國家，采取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戰略，比如印度在獨立之前，已經有許多外國投資的公司，但獨立后，印度想方設法將這些外國公司趕了出去，比如可口可樂公司就認為當時印度的投資環境既不“可口”，也不“可樂”，退出了印度。拉美一些國家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發展中國家以出口原材料和礦產資源為主，當時普遍認為要趕超發達國家，必然要集中一切資源來發展工業，結果出現了工農剪刀差，拉美銀行還以比較低的利率來吸引存款用于工業投資。1993年，這種做法首次被麥金農教授稱之為“金融壓制”。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需要從金融壓制轉變為金融開放，對內要開放，對外也要開放。金融開放的好處首先是有利于資本流入，可以增加發展中國家所需資金；其次，發展中國家缺管理、技術，金融開放可以引進管理和技術。除了直接的好處，還有一些間接的益處，比如可以引導國內良好的投資環境等。

　　焦點問題三：誰阻礙銀行業開放步伐？

　　肖耿：中國銀行業開放最大的障礙還是國家對四大銀行控股依然太多，但這需要過程，希望未來慢慢會減少控股，會逐漸像匯豐銀行那樣——匯豐銀行沒有大股東，股東持股最多不超過2%，股權比較分散，受市場的壓力比較大。

　　中國銀行業的風險為什么這么大？我們看問題往往老盯在銀行，但銀行的問題不一定在銀行本身。比如銀行抵押貸款收不回來，這跟我們的司法系統就有關系，和產權基礎設施不完善也有關系，這些都要從國家風險管理角度去考慮。因為現在中國的

　　魏尚進: 并沒有強有力的實證證據表明，金融開放的發展和其發展步伐完全正相關，當然，這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

　　金融全球化雖然理論上有好處，但并不是在所有狀況下都能同等實現這些好處。要實現這些好處，需要一些基本條件。根據我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因素：

　　一是閾值效應，實質上是強調政府良治的作用。我們常常談公司治理，與其對應，政府也有一個治理問題，假設一個國家政府缺乏良治，金融自由化的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如阿根廷，1980年代金融自由化度就已經很高，但政府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治理問題，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金融沒有開放時，金融開放進來再多資本，并不一定會轉成老百姓生活的提高。剛果是另外一種情況，其前總統蒙布托當政時期是全世界最腐敗的政府，自上到下都在貪，剛果在香港一個公司曾經想方設法要賣掉駐香港的大使館。但倒過來說，只要政府有良治，金融全球化確實能帶來好處。

　　二是組合效應即結構效應。不同國家引進外資的結構不同，如跨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政府借債、公司借債等許多種類，雖然數量一樣，但效果差別很大。有些資本流入好處多一些，有些則不然，比如阿根廷主要是以債務形式。直接投資和銀行借債有很大區別，向外舉債風險比較高，直接投資和債務相比有一個自然的風險分散的特性。研究金融全球化和經濟增長關系的時候不能籠統把各種各樣的資本形式放到一起，不同國家吸引外資的結構不同，效果也不一樣。多數發展中國家恰恰是對外舉債比較多。當然，中國吸引直接投資比較高，但這在發展中國家是個特例，多數非洲、拉美國家引進外資中外債所占比例較高。

　　這個問題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有一個共同的邏輯在其中——政府良治的程度就決定了吸引外資的結構。公司治理很差的往往無法吸引直接投資，往往會選擇借債，資本構成也欠佳。推至一個國家，外國資本也會考慮其政府是否有好的治理結構。因此，說到底，政府良治是最關鍵的因素。

　　那么沒有政府良治的國家，就不容易吸引外資？也不盡然。一個國家金融發展水平高低，金融體制的優劣，對政府良治與否的影響是不一樣的。缺乏良治的國家，當然也不能太差——比如甚至不能保護投資人的財產，只要有錢可賺，也可以吸引外資。在缺乏資本的情況下，往往腐敗程度高的國家資本回報率可能也高。

　　黃海洲：開放沒有回頭路，倒退的成本太高了。道理很簡單，

　　焦點問題四：金融全球化趨勢如何？

　　魏尚進:在過去70年，金融全球化的進程很快。現在發達國家的跨國資本流動是30年前的四五十倍，發展中國家金融全球化程度進展不一，有些國家的資本流出、流入也很快，總體上資本流動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快。用對外負債和資產來衡量的話，有些國家過去30年中金融全球化程度增加了10倍，但也有許多發展國家金融全球化進展速度很慢。

　　黃海洲：全球銀行業的另外一個趨勢就是兼并收購，在西方目前已經是過度銀行化——銀行太多了，單個銀行的利潤在下降，因此面對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無非兩種辦法：買一家銀行或者自己重頭再來。但我有一個預感，中國其實也已經是過度銀行化了。

　　為什么說中國是過度銀行化？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從基層看，中國的商業銀行競爭已經是白熱化，人均利潤是非常低的，只不過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所以顯得不那么明顯罷了。其實，四大國有銀行和其他股份制銀行的競爭和對市場的擠壓已經非常厲害了。在過度銀行化的前提下，外資再從頭做起是不明智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外資購買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出價往往高于購買國有商業銀行的出價。用相對少量的資金獲得股東大會的控制權，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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