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自我整肅之旅 先打掃清房子再請客

　　記者◎謝衡

　　近日，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原中國銀行副董事長、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總裁劉金寶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依法作出一審判決，以貪污罪判處劉金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50萬元；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

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就在劉金寶案宣判四天后，建國以來最大的銀行監守自盜案在廣東省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外逃貪官、原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對其貪污公款8247萬美元，挪用巨額資金1.32億美元、人民幣2.73億元、港幣2000萬元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法院將擇日宣判。

　　而在中國銀監會最近一次的銀行業案件專項治理工作會議上公布了這樣一組數據:今年上半年，國有商業銀行成功堵截和防范案件共114件，涉及金額達6億元，堵截率達47%;股份制商業銀行成功堵截案件56件，涉及金額1.2億元，堵截率為71%。此外，農村信用社、政策性銀行和郵政儲蓄機構案件專項治理工作也取得初步成績。銀行業出現了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雙降”的勢頭，并呈現出新發生案件逐步減少、陳案集中暴露、對高管人員問責更加嚴格的新特點。

　　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公開表示，監管部門下一步將嚴肅查處已發大案。今年銀監會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加大案件查處力度，強化“問責制”，有效震懾金融違法違規經營行為，全力維護金融秩序穩定。

　　頗具戲劇性的是，在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之路上，金融大案就像是銀行上市途中一路踩響的地雷，它炸響的頻率與銀行沖刺上市的速度幾乎成正比。

　　而實際上，中國銀行業的系列案件雖可能增加國有商業銀行海外上市的難度，但同時也增加了監管層推動國有銀行上市的緊迫感。對于中國銀行業的監管當局來說，讓國內的銀行被迫接受國內、國際市場監管機構的雙重調查，甚至不惜曝光丑聞，這或許是推動中國銀行系統深入徹底改革最好的措施之一。

　　在郭樹清被任命為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之前，就曾從積極角度評述這些銀行業的丑聞，他表示，“改革的進展意味著丑聞再也沒有藏身之處”。劉明康則稱這些丑聞敲響了警鐘，說明需要改善內部控制和內部審計。“有這么多壞消息不是件好事”，他說。

　　觀察家們相信，讓銀行案件曝光是中國政府推進金融改革的重要舉措，監管層希望這些國有商業銀行在上市前已經“做好了準備”。

　　“打掃清房子再請客”，是劉明康無論作為原中國銀行行長還是現任中國銀監會主席，都一直延續的戰略設想。

　　“至于它們(國有商業銀行)應當何時上市，我們沒有作出任何規定——你必須先把自己的屋子打掃干凈，先完成你的家庭作業。”劉明康公開表示，“我們不想在上市后聽到任何丑聞。”

　　“偽銀行家”之痛

　　一邊是國有商業銀行加速股改上市，一邊是金融案件的頻頻曝光。種種跡象表明，國有商業銀行再不能忍受以往“鉆玉米地打游擊戰”的改革了。實際上，中國的銀行業改革已經持續了十幾年，但一直是以犧牲國有銀行的改革深度和速度向前推進。面對2006年中國金融業全面開放的壓力，國有商業銀行“小步快走”的改革方式都將被拋棄，大刀闊斧地進行實質性的股份制改造，切實建立起現代化商業銀行管理體制成為最有效率的現實選擇。

　　全世界最賺錢的銀行——匯豐集團的董事長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曾這樣說:“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最昂貴的成本就是人力資源。只有人，才是我們不斷創造財富的根本所在。”

　　而在中國的金融系統中，一批因改革而聲名鵲起的“銀行家”們——從朱小華、王雪冰到張恩照、劉金寶卻如流星般紛紛墜落。以致有人感嘆，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最早一批“銀行家”，現在許多都在監獄里，而他們身后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數萬億的不良貸款。

　　有人說，朱小華、王雪冰、劉金寶等將是中國金融改革拂曉前最后一批罹難的“銀行家”。但拋開對這些曾經在中國金融界叱咤風云的人物個人命運的慨嘆，從一個更理性的角度判斷，“劉金寶們”究竟是否稱得上是“銀行家”？！

　　“一個銀行的基層人員，違規經營，隱瞞不報等，造成大量的損失，這是一個內控問題。但是銀行行長或董事長發生這樣問題，就反映出深層次的制度問題，說明在銀行高層任命上，在選擇、標準、程序和方法上存在著根本問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高級金融專家王君說。

　　實際上，長期以來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高層管理人員的選拔機制，基本上沒有走上市場，而是以干部官本位化方式進行。國有銀行既是企業、又是行政機關，還是事業單位。作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事業單位，追求人事級別化;作為政府，高級管理人員追求行政級別最高化。在這種干部行政化體制下，國有銀行的高層管理者完全是企業經營者與政治家一體化，而且這種干部機制還在政治上賦予這種一體化的合法性，國有銀行的行長既是銀行家也是行政官員。

　　顯然，在上述人事機制下，其一是國有銀行的干部素質存在疑問，尤其專業技術素質，成為不少支行中困擾銀行規范運作與發展的一個因素。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就表示，當前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按市場機制要求，讓有才能的人脫穎而出。

　　其二是國有銀行行長面對行政級別激勵與貨幣化激勵會無所適從，最終導致的是經營中的相機抉擇問題。甚至，銀行家會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巨大資源優勢在兩市場之間進行交易。央行金融研究局所做的有關中國金融腐敗的調查就顯示，金融機構負責人隱性收入接近50%。

　　“大家已經認識到行政級別對現代化商業銀行運作的約束。行政級別也是對人力資源的定價方式。對人的定價是目前金融理論最難的一部分。”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說。他指出，現代市場經濟的經驗證明，你只能走一種定價模式，兩種都走就會扭曲人的思想和行為，管理者的人格行為就會分裂。事實上，這些年很多領導干部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劉金寶1976年畢業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作為“文革”后中國銀行接收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在中國銀行工作直至東窗事發。此前，除據稱在外匯和黃金交易員崗位上業績不俗外，再無特別的顯赫功勛，而其宦途卻一帆風順。顯然，劉金寶作為一個發跡于體制內、游刃于金融市場的銀行家，他游弋在銀行家身份與官本位之間，通曉體制內外清晰或不清晰的規則，更擅長利用其掌握的巨大資源在體制內外做交易。

　　以后來逐漸明晰的劉金寶與上海萬泰集團老板錢永偉的關系看，正是錢永偉接手中銀上海分行的重要不良資產，爛尾樓淀山湖別墅項目，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劉金寶作為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交出了一份干凈漂亮的資產負債表，從而“幫助”劉金寶順利升任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常務副主任兼香港分行總經理。而此后，劉金寶便動用自己手中愈漸強大的權力，保證中國銀行不斷向錢永偉提供貸款，以避免萬泰系貸款窟窿暴露，直接影響自己的仕途。這樣的交易，致使萬泰系給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造成約13億元的貸款黑洞。

　　雖然面對萬泰不斷擴大的貸款黑洞，中銀上海分行也曾多次試圖追償，但總是被劉金寶一次次以“放水養魚”等理由阻止，而劉金寶在中銀上海分行的繼任者也因害怕問題貸款的暴露而一再網開一面。

　　有金融專家就指出，對問題貸款究竟是立即止損還是“放水養魚”，實際是關乎風險控制原則問題。面對高風險客戶和高風險用途，繼續放貸就是將錯就錯，違背了銀行家最起碼的審慎理念。

　　但熟悉劉金寶的人都了解，與如何做一個優秀的銀行家相比，劉金寶更追求自己在仕途上的發展，“業務能力未見過人之處，卻熱衷于官場上的那一套，他在仕途上野心勃勃。”一位與劉共過事的人如此評價。據稱，劉金寶在上海時就曾動過進入政府的念頭。“不過這也不是劉金寶一個人的問題，在原來的官本位銀行文化里，即使是一個剛剛加入其中的大學生都能感同身受。他們知道今后的事業追求就是要努力提升行政職務。”中國銀行的有關人士說。

　　謝平就公開表示，在原來行政級別的激勵下，行長可以用貸款做政治交易，換取自己的政治級別，尤其是省分行行長，用多貸款的同時制造不良貸款來換取一個高官位置。這種行為現在可以由內部風險控制機制來制約，用董事會監事會的監督來制約。但之前，我們在市場化的摸索中已經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們應當承認，四大行的不良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政治交易的結果，是用貸款換行政級別這種激勵制度下造成的。”謝平說。

　　“一直以來，在用人上銀行系統沿襲的都是政府準公務員這套管理辦法。主管部門按照選擇政府官員的標準來任命的，而不是按照銀行家的標準，選擇真正有操守、有專業精神和能力的人。”王君說，“而當這些人被選拔到銀行高層的崗位后，現在的制度也不能保證他們能繼續保持操守，提高能力。他們不是真正的銀行家，沒有職業銀行家那種職業自豪感和職業操守。”

　　人事制度的市場化突破

　　因此，王君始終堅持認為，銀行行長的產生，不能用政府官員任命的方式和標準。銀行崗位的性質，決定了它需要在更廣的范圍內，用一個更清楚的標準來衡量。

　　中國銀行業中的“偽銀行家之痛”，源于制度缺陷和人性弱點的相互作用，它的破解之道也必將取決于銀行業整體治理思路的根本性轉變。

　　“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銀行，對于繼任者，一般都有一套產生的程序。有些是天然的繼任者，比如前任的副手，董事會和主要的股東熟悉他，他也被證明為有能力有品格的人。如果沒有合適的人選，他們有一套在全球尋找的機制，甚至為此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一個操守和能力有問題的人是很難通過這樣一套機制的篩選。”王君說。

　　中國銀行在經歷了數次“行長震蕩”，并為傳統的人事制度缺陷付出了極其高昂的成本之后，在此次國有商業銀行重組改制中，率先邁出人事制度改革的關鍵性一步。

　　中國銀行現在已經在內部取消了原來單一的“官本位”的職位體系，取消處長、科長等職位，形成新的職位體系，包括經營管理人員體系，專業技術人員體系和技能操作人員體系等，實行公開競聘，雙向選擇。

　　2005年5月20日，中國銀行網站發布了一則招聘啟事，25個重要職位面向全球招聘人才，其中包括境內兩個一級分行行長和12個總行部門級正副管理職位。按中行的說法，“這些職位既有總行部門和分行一把手，又有資深專業技術人員，涉及范圍之廣、招聘數量之多在國內金融業都是不多見的。”此舉顯示了改制之后“通過市場化手段建立強大的管理團隊，以加快改革發展的決心和勇氣”。

　　在2005年2月21日，中國銀行就已正式聘任美國籍專家董樂明(Lonnie Dounn)擔任中國銀行信貸風險總監職位。這是國有商業銀行第一次在高層管理人員中引入國際專才擔任實職。在加入中國銀行前，董樂明一直在匯豐銀行(香港)擔任信貸風險總監，負責匯豐在亞太地區的信貸風險管理長達七年，監控范圍包括20多個亞太國家，對亞洲銀行業風險管理非常熟悉。

　　據中國銀行新聞發言人王兆文介紹，董樂明擔任的CCO(信貸風險總監)一職高于一般部門總經理，屬于行長級領導。中行聘請他擔任此職，主要是希望全面強化信貸風險管理。

　　而就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在香港上市的中銀香港宣布:來自中銀國際、恒生銀行和IBM的三名高管赴該行就職，填補因劉金寶挪用公款一案造成的中銀香港高管層的空缺。此三位在全球范圍內完全市場化招聘的高管人員，分別擔任了中銀香港主管企業銀行業務的副總裁、風險總監，以及咨詢總監。

　　一個體制內官員的落馬，換來了三個市場化專業人才的繼任。中銀香港的做法，博得了投資者的一致好評，也被認為是中國銀行一次成功的危機公關。

　　謝平也指出，不應簡單地把黨管干部與公司治理結構對立起來，其實中組部也在突破，可以說是與時俱進，國有商業銀行的人事制度改革盡管沒有一步到位實現全面市場化，但應該承認有突破。“比如中國銀行已經用市場方式內部聘任了兩個省分行行長，中銀香港方面的高管人員在全球范圍內招聘，這些過去都是正廳級干部位置。現在總行的首席財務官和風險官也要采取市場聘任的方式，這些職位都是總行副行長級的，原來要經過中組部的，現在董事會批就可以了。”謝平說。

　　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啟蒙

　　實際上，當銀行不完全是企業時，也很難要求行長是一個銀行家。

　　劉明康公開表示，中國政府希望用三年左右時間，對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進行股份制試點改造，使其成為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具有國際水準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這是“一項非常關鍵和艱巨的全新改革實踐”。

　　為此，銀監會已經最近制定并頒布了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公司治理改革與監管指引，提出了10項標準，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的建立和規范;高級管理層授權經營的目標和問責制度的建立;引進國內外戰略投資者，改變單一股權結構;實施審慎的會計制度，加強財務管理和信息披露等。

　　然而，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就指出，國有商業銀行目前的公司治理基本實現了“形似”，但遠未達到“神似”。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會”制度是建立起來了，戰略投資者也引進來了，這些是表層的工作，當然也是肯定要做的。但并不是說，建立了股東大會，公司治理就到位了。

　　“戰略投資者引進來之后怎么辦？是不是真能改善銀行現有體制？一種更為良好的體制是不是能夠自如運作？這種體制是不是能夠深入人心，變成每個銀行員工的自覺行動？在這些方面，我們的銀行還要花很長時間，用很大力氣。所以，公司治理怎樣由‘形似’變‘神似’，怎樣改變中國人‘情面大于制度’的傳統習慣，這是很艱巨的課題。”唐雙寧說。

　　對于頻頻曝光的銀行大案，謝平曾這樣總結:“從現在的情況看來，其實一直就是王雪冰、張恩照這些一把手說了算，集體領導與對一把手權力的監管沒有真正形成，其他黨委成員在大會小會上都是不吭聲，只會附和。”

　　劉明康相信，外資入股，將給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內控機制的變化，帶來催化劑。比如說，外資銀行參股以后，外資的金融機構在中資銀行董事會里的董事，對參加審計工作的獨立性、加強審計工作的力度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在討論如何看待提足風險撥備和加大股東派息回報的問題上，外資股東都一直贊成要以風險為本，首先要提足撥備，然后再考慮股東的分紅。

　　劉明康認為，盡管這種中外銀行的合作剛剛處于開始階段，但是這些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以及信貸文化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帶來的影響將是十分深刻的。

　　在普華永道合伙人陳少瑜看來，外資參股后，中資行將能實現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專業化。董事會操作將更加規范，具體業務管理制度也更細化，有關的決議可以得到貫徹落實。

　　在三家中國銀行出任過外方董事的藍德彰(John Langlois)，就給中國的銀行帶來了不小的沖擊波。藍德彰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執教中國銀行體系方面的研究生課程，中文流利。他曾在JP摩根和

　　在上海銀行和南京商業銀行擔任董事時，藍德彰在董事會上頻頻投反對票，不忌諱與董事會展開激烈的辯論。藍德彰強調規則和制度意識，要求所有提案須由提案人簽名負責，使上海銀行和南京商業銀行的董事會出現了過去少見的反對票及提案被否決的情況。他還極力反對銀行不顧資本金的約束盲目擴大資產規模，建議銀行要多發展不占資本金的中間業務……

　　在藍德彰看來，中國的銀行喜歡給分行領導很高的地位，似乎分行有自己的資本，有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這是很不可思議的。國外銀行的分行不是個相對獨立的核算機構，而只是一個業務平臺。

　　據記者了解，匯豐銀行作為交通銀行的戰略投資者，派出代表進入交行董事會后，交行的董事會的討論也開始活躍起來，同時匯豐銀行給交行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

　　“在中國的銀行業完全沒有對外開放的時候，我們對什么是現代化的商業銀行管理體制完全沒有概念。認為像王雪冰、劉金寶這樣，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海外工作過，且在國際外匯交易市場上做過幾手好買賣的人就是國際化的銀行家。”一位在中國的銀行工作超過20年的資深人士對記者說，“但當我們真正了解了國際化職業銀行家的工作方式，才發現我們錯了。王雪冰、劉金寶這樣的人，不過徒有國際化的外殼，而絕無國際化銀行家之實質。作為銀行家的職業責任感與崇高的職責感他們都沒有，他們只是將他們的崗位當成一種他們可以利用的權力，在他們的骨子里，其實是很抵觸現代銀行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的。”

　　實際上，“劉金寶們”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權力被制衡。就在中銀香港重組改制，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具有完善公司治理機制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之時，劉金寶與中銀香港前副總裁朱赤、丁燕生，原總裁辦總經理張德寶正在忙于利用職務之便，借中銀香港重組之機，采取轉移賬戶、制作假賬、銷毀賬目等方式騙取公款。

　　國際金融界其實正在密切關注中國銀行界在走向國際化過程中的自我整肅。就在劉金寶案宣判后兩天，以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為首的一個集團宣布將斥資31億美元認購中國銀行10%的股份。作為戰略投資者，蘇格蘭皇家銀行將派出一名代表擔任中行的董事。根據協議，雙方還將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銀行營運的基礎設施領域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

　　中國銀行的股東、中央匯金公司的副董事長汪建熙表示，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深化改革的重要步驟。通過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的戰略合作，中國銀行在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等方面將得以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