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牟齡
如果問什么才是最好的公司治理，恐怕不會有一個標準的答案。因為，即便是那些公司治理相當完善的國際大企業，公司治理也還在不斷進步之中。由此，中國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或許不應是簡單地仿效一種模式，而是要尋找一種能夠被深深根植于銀行土壤之中并富有生命力的東西，這就是現代企業公司治理的先進理念。
在興業銀行采訪公司治理時，“理念”這個詞被反復提到，有關“理念”背后的故事不僅令人感慨，也讓我們感受到了它的無處不在，“保險”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故事。2004年4月，在簽約入股興業銀行的最后時刻，國際金融公司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興業銀行必須先完成全面投保，否則協議不能生效。一件或許至今仍被國內銀行忽略的事，外資為什么一定要堅持？因為看似簡單的保險涵蓋了公司治理的關鍵要素：投保企業財產險，旨在降低銀行的經營風險；投保高管人員的責任險，是為了降低代理風險；投保員工忠誠險，則有利于保護相關人的利益。就是通過這樣一件事，外資股東凸顯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理念，并鮮明地傳達給了銀行，同時讓銀行理解了怎樣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達成公司治理的目標，實現銀行價值最大、代理成本最小、相關者利益最優。
公司治理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制度性安排，但它又不僅僅是法律和制度的安排，還是一種文化的安排，幾方面共同的作用決定了一家公司的目標、行為、乃至風險如何控制、收益如何分配等一系列有關公司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可以說，先進的文化和理念在良好的公司治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國商業銀行改革中，公司治理是一項被寄予了重大希望的改革。這是因為我國商業銀行在經營管理、風險控制、乃至盈利能力等方面普遍存在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公司治理結構上的缺陷。但是，有了一個好的公司治理結構，不等于就有一個好的公司治理。在國內銀行業，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起步較早，不少銀行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等機構設置無一缺漏，但公司治理水平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轉變經營機制的任務也相當艱巨。也正因如此，在提高中國銀行業公司治理水平的問題上，監管層一直煞費苦心地強調要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原因就在于與外資銀行相比，國內商業銀行存在的不僅是制度與機制上的差距，更缺乏外資銀行先進的管理理念、經驗、甚至是一種行為習慣。而沒有理念的提升和飛躍，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就不會有本質上的提高。
自光大銀行首開引資先河后，目前從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到城市商業銀行，幾乎每一個層面上都有國際戰略投資者的進入。實踐表明，外資的進入除了改變商業銀行的股權結構，規范董事會的運作外，更通過外資股東的參事議事，讓國內銀行看到了什么是按照國際慣例和市場規則辦事的思維方式；外資銀行在處理長遠利益與近期利益上對長遠利益的看重、在平衡發展速度與經營風險上對控制風險的強調、乃至于在專業精神方面的表現，則在促進商業銀行進一步樹立科學發展觀上發揮了積極的影響作用。
不可否認，國內商業銀行對每一個外來“理念”的認可和接受，都與外資經歷了或多或少的“碰撞”和“磨合”，其中不乏相互的妥協。而且，受制于國情和當前我國的市場與法律環境，也并不是所有在公司治理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和理念都能在國內推行和適用。比如，在建立激勵與約束機制方面，國外企業普遍實行的職工持股、股票期權等，由于在國內還缺乏相關政策的配套尚難以推行，從而加大了銀行公司治理的難度等等。但是，無論是怎樣的“碰撞”與“磨合”都是必然的，而且，明顯帶有傳統體制痕跡的商業銀行，在向現代商業銀行邁進的過程中，也需要這種觀念上的碰撞以及碰撞帶來的新生。惟一要做的，就是在學習和借鑒國際先進的理念和經驗過程中，怎樣更好地結合中國國情明確公司治理的原則，化解公司治理中的難點，以達到公司治理目標的最大實現。
在我們談論國內商業銀行與外資的“文化磨合”時，或許還應注意到因此引發的另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有畏于“文化磨合”的艱巨性，國內商業銀行在引資的過程中，對國際戰略投資者的選擇，更傾向于與自身在文化溝通上更容易、行事更寬容的合作者。這種現象帶給我們一個懸念，就是如果少了理念上的“碰撞”，那么，在中外銀行的“文化磨合”中，重心最終會倒向哪一邊？在今后與外資長期的合作中，商業銀行目前這種積極開放的心態是否能夠一直保持下去？從目前這一輪的引資情況看，結果尚不得而知，但這個問題的答案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