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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義高
在9月份，湖南省政協常委會已決定對藥品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調研和評議，藥品的價格虛高短缺和相關政策呈現的問題已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
盡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藥品招標采購、限制藥價、清潔處方等，但藥
價“虛高”和短缺相互矛盾的問題仍然糾纏在一起。與此同時，低價臨床用藥不斷鬧起饑荒，醫院用藥告急，僅在長沙就有多達上千種“救命藥”短缺。許多醫院的外科醫師硬著頭皮上手術臺操刀，因為他們慣用的肌肉松弛劑“維庫胺”生產企業已停止供貨。紅十字醫院用于急救的止血針劑“麥角新堿”已經有連續幾個月出現時斷時有的局面.我國有2.5億人患有缺鐵性盆血，湖南又是血吸蟲高發地區，但生產補血產品的制藥企業因GMP認證最后期限到來而關閉。
藥品短缺呈現出來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在政府物價部門揮動價格大棒強壓藥價虛高時，而面對市場幾千種普通用藥短缺時，許多人面對問題的出現莫終一是。
如果沒有政府物價部門管制競爭市場的價格和國家藥監局規定最后期限的GMP認證，藥品的價格將在競爭中趨于平衡，當達到“均衡價格”的時候，患者想要購買的藥品應正好是企業想要出售藥品的數量。由于中國現有4000多家制藥企業在生產，壟斷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不可能的，藥品完全有可能通過競爭達到“價格均衡”。
有趣的是每一個人對市場自由調整過程的結果都感到不滿意，物價部門聽從消費者的導向認為藥價過高，故而限價而制造企業和零售商則認為價格太低，利潤太少并導致他們根本不愿意生產和銷售醫院則跟風于高利潤藥品，通過醫院獨有的渠道出售高利潤藥品而幾近放棄處方普通藥品，握有處方權的醫師們根本不會理睬政府價格限制和企業利潤。
既然每個人都對市場自由調節不滿意，那么各利益集團都想借助政府力量來改變市場結果，但改變的結果卻恰得其反。
近幾年政府物價部門不斷下達對藥品零售的“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物價部門的價格限制雖然制止了價格上漲，但卻造成了藥品的嚴重短缺。市場短缺最終造成價格上漲，或者很快出現替代品。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短缺不一定是指絕對數量，在某一個環節不按市場供需規律生產、經銷、配給，都有可能形成短缺。
另一個原因是GMP認證極大地提高了無法估量的制藥企業的成本，一些企業看到市場上的短缺也無力生產，為了滿足市場，企業只能以替代或者巧立名目的方法回到自己的利益可控區。例如，改變包裝、重新申報為新藥等等。零售商則退出經銷，醫院則根本不購進普藥和一些政府限價藥，醫師也不再開出處方，短缺由此進一步加劇。所以，政府物價部門對價格的限制并沒有使消費者在政策中受益。藥品依然出現要么是價格“虛高”，要么是短缺。
再一個促使藥品價格上漲的原因是生產藥品的原材料價格上漲。以白糖為例，2001年的價格為每噸2100元，2004年元月已漲至每噸2800元，對有些藥品來說，60%的原料是白糖。
藥品價格上漲或短缺對政府公務人員和年青人并無太多影響，但對于老年人、農村人口和常年的患者卻是致命的打擊。政府規定藥品最高售價在一定程度上不僅造成了普通藥品的短缺，同時，又造成了另一部分依賴進口原材料和限制性原材料生產藥品的短缺。
在受限制的某些藥品中，當政府物價部門把價格壓低至均衡價格以下時，特殊藥品(一些處方藥和高價進口藥)的供給量減少，因為處方藥絕大部分80%被醫院控制，更確切地說是控制在醫師手中，所以企業不得不用另一種機制來“分配”這種短缺，這種“分配”機制就是企業向他們暗中賄賂。一些企業和醫院相互勾結，使政府控制價格的機制失靈，因為賄賂又把政府的控制價格拉升到市場均衡價格，甚至超出均衡價格以上，達到一個更高的價格水平。如果沒有政府控制上限價格，同時又沒有暗箱操作的賄賂黑手，企業會因市場短缺帶來的激勵生產更多的藥品，從而由眾多企業提供的各類藥品在市場上的競爭他們完全可以達到均衡這是競爭帶來的必然結果。
針對藥品價格居高不下的情況，我們不能過多地指望物價部門對價格的控制，而忽視市場的力量。在這方面，政府與其限制價格，既壓抑了企業的發展，又扭曲了市場價值和市場調節的均衡，與其這樣政府不如下大力氣先打擊破壞市場與政府政策的藥品回扣(賄賂)再適當配之以價格政策手段。在招標采購、經銷商、醫院、批發和零售市場每一個環節都嚴重存在藥品回扣，只有先打擊藥品回扣，政府的政策和市場力量才會充分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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