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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孫軼瑋/上海報道
目前的狀況就是“中產”文化還沒形成，又何來階層之說
9月14日，在“2005年中國商務人士調查”的新聞發布會上，嘉賓麥肯優勢媒體媒介研究總監徐思說了一些題外話，卻引起在場不少認同。
徐思說他有次和一群剛畢業工作的大學生聊天，隨意問起這群年輕的白領平時喜歡穿些什么衣服，結果還是比較雷同，比如運動裝和鞋子一定要耐克或阿迪達斯，西裝要穿BOSS的，LV包更是好幾個女孩子的最愛。
“從消費標志來看，他們已經很‘中產’了，但實際上，他們每個月的實際收入只有兩三千，還不夠買LV一個打折的包。”徐思笑著說，“有愿望和目標是好的，但這里的差距顯然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而如今，另一種關于“中產”比較集中的聲音是，很多看上去很“中產”的人并不認為自己“中產”，反而會感嘆自己的爺爺奶奶才最“中產”。就像27歲的銀行職員顧浩維總是抱怨自己的生活辛苦又無聊，一點不像爺爺，一個解放前的銀行買辦，日子過得那樣優雅得體。
“我跟爺爺其實都可以說是社會‘中產’，為什么他過得那么上品，我就過得這么狼狽。”顧浩維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今天，“中產”這個詞語如此耀眼，并不斷促生出類似中國商務人士調查這樣商機和社會意義并重的相關產品，似乎是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都在追捧的焦點對象，但在這個美麗的光環下，又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本里？
程乃珊、陳丹燕，兩個爛熟老上海優雅“中產”生活的作家，兩個生活在當代物欲橫流社會中的真正“中產”,她們分別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專訪,由她們來解析這個答案，想必是再精準不過了。
程乃珊：要“中產”，社會先穩定
《瞭望東方周刊》：老上海“中產”和如今的“中產”有什么異同點？
程乃珊：相同點還是比較多的，比如，同樣受過高等教育，就職于大企業或國際公司，追求高品質的個人生活，對孩子的教育期待很高，等等。但我比較關注他們不同的地方，因為這個不同是文化道德層面上的，而且包括了價值觀。
老“中產”雖然是當時最能接受西方信息的人，但同樣很注重自身的傳統文化，比如聽戲或收集字畫。這固然跟當時社會的歷史背景有關，可問題的關鍵還在他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和儒學基礎有關，他們對生活是求精不求闊,也不刻意追求一種身份和標志，而是自然自發的生活習慣。我認為現在所謂的“中產”很大部分只是“高收入者”，是不是就等同于“中產”，我質疑。進入“中產”的關鍵不是有多少錢，而是消費、生活方式和文化。
《瞭望東方周刊》：你說的消費內容是指消費觀念或者價值觀嗎？
程乃珊：要談這個問題，我想拿暴發戶來作為參照。老“中產”與暴發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比如說那時候的玻璃絲襪二兩黃金一雙，暴發戶一買兩雙，老“中產”不是買不起這種時髦玩意，而是通常把錢花在一些耐用品上，像汽車、冰箱、烤箱這類進口甚至走私進來的產品，還有鋼琴一類的樂器。對他們來說，不是買得起買不起東西的問題，而是觀念跟不跟得上的問題，像中國有傳統不食冷食，冰箱這樣的東西，不是有錢就能接受得了的。
現在“中產”和暴發戶都屬于“高收入者”，就目前來看他們對財富的心理承受力和消費習慣沒有太大的區別，這可能跟目前中國社會的狀況有關，因為現在是市場經濟，倡導的就是消費主義，有錢是地位和成功的標志，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就是這樣的。像GUCCI這類的頂級品牌都會有針對中國市場的營銷策略，其中有一條就是把商標要做在明顯的地方，要大，最好整個包上滿眼都是，但同樣的商品在西方市場就會把商標做在幾乎看不見的地方。我們現在的“中產”就比較樂于消費這樣的產品，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所穿所用的是名牌，不知道自己富有,而暴發戶也喜歡消費類似的產品。更何況，現在社會對暴發戶的看法已經不像以前是一種鄙夷的態度，因為他們也算是某種成功人士。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是什么樣的原因才產生今天這樣所謂的“中產”？
程乃珊：我認為是社會環境沒有提供條件。中產的數量決定了社會的穩定程度，這沒錯。所以政府鼓勵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中產”是可以理解的。但“中產”階層是否成熟穩定事實是由社會發展成熟度所決定的。因為社會形態成熟后，社會的各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的發展都會相對穩定，才有基礎完成“中產”所需的積累。但我們現在的社會，還處在一個尚未完全穩定的階段，很浮躁，所以“中產”難以真正成形，而只流于一些表象概念，這是很現實的。但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淀，中國一代新“中產”會作為社會中堅而存在的
《瞭望東方周刊》：那你認為中國“中產”需要什么條件才能真正形成？
程乃珊：這是急不來的。我認為關鍵在于文化的積累，要知道，老“中產”的形成是在上海開埠以后經過60年到70年的文化積累才形成的，那些30年代經典的“中產”都是從小被以一個“中產”的要求教育起來的，他們從小就在心理上準備好了做一名出色的“中產”，然后通過自己的奮斗，比如說從一個銀行的小職員做起，最后成為一名主管，一切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但現在，從“文革”結束到改革開放后，一共才20多年的時間，而且市場經濟的到來提供了很多一夜致富的機遇，不少新“中產”在沒有準備的前提下就以為成了“中產”，然后只能靠對時尚媒體學習和模仿來標榜堆砌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我看來，目前的狀況就是“中產”文化還沒形成，又何來階層之說？
陳丹燕：其實“中產”求的是一份安穩
《瞭望東方周刊》：在你的印象中，老上海“中產”和如今所謂“中產”分別是怎樣的？
陳丹燕：老上海“中產”的特點是家境比較殷實，消費比較克制。現在么，如果從職業來說，可能律師、教師、小企業主等許多人都算中產階層，但現在他們很多人的收入來源不清楚、不穩定，真正的中產階層收入應該是穩定、透明的。
現在中國中產階層還在形成的過程之中，很多特征還不明確，他們的收入屬性中有暴發性，所以他們的消費上就帶著很大的即興成分。他們之間不同其實和社會因素有關，現在的中產者還在形成當中，地位也沒有完全穩定，如果形成的話，其實新老兩代中產者都是特別怕社會動蕩的，他們希望社會的法制健全和穩定，因為他們處于兩個階層當中，會上也會下。社會動蕩會最先危及他們的生活和地位。但對子女的教育都很重視，這是他們保持現狀并尋求上升的必然手段。
《瞭望東方周刊》：兩代“中產”者，你認為誰更幸福些，或者說誰更“中產”些？
陳丹燕：如果說幸福，做中產者并不幸福。兩頭的人生活可能更值得。“中產”的這種沉悶是很不舒服、很空白的。真正的幸福應該是求極致的體驗，但“中產”是求安穩。現代人的奮斗在今天的社會里更具戲劇性，老的中產者他們的道路在他們的社會中是比較確定的。
《瞭望東方周刊》：“中產”，作為中間階層，對于所處社會的影響力是怎樣的？你認為這個群體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是怎樣的？
陳丹燕：中產階層的數量是社會穩定的指標。人數越多，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力越大；越少，社會越不穩定。但他們其實對政治的興趣不大，非政治的意志才是他們的意志，如果他們參政的話，也是比較中庸的力量，對左的和右的主張他們都會反對。他們主張改良，不想革命，但也不會滿足于社會停滯，而是用改良來維護穩定，維護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理想。但這是比較普遍的情況，和中國目前的狀況不符，因為現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中產階層，他們的很多表象與實質是非常分離的。-
程乃珊簡歷
作家。幼時隨家移居香港，十歲返回上海繼續求學。1965年畢業于上海教育學院英語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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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FASHION》
陳丹燕簡歷
作家。1958年生于北京，八歲起移居上海。1982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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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金枝玉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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