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太大了，是不可冒犯的；中國也很憤世嫉俗，很難取悅。在很多領域我們同中國是競爭者，但我們絕對不是敵人。”

　　撰稿·金姬(記者)

　　看熱鬧

　　在保羅·克魯格曼的演講現場，有些聽眾早退，還有些聽眾在打瞌睡，他們通常是演講開始前爭相與克魯格曼合影留念的同一批人，其中大多數大概并沒有讀過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任何一部作品，一位致辭者連“克魯格曼”的名字都念得疙疙瘩瘩，似乎在說“弗里德曼”。已故的芝加哥學派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也是諾獎得主。他曾表示：“如果有人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他就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2008年10月13日以前，保羅·克魯格曼的名氣僅限于學術界和那些《紐約時報》專欄的愛好者。克魯格曼井噴式的出名歸功于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同一時期爆發的金融海嘯。如今，人們普遍稱他是“大眾經濟學家”，邀請他來中國演講的主辦方則給他戴上“偉大預言家”的高帽子。對于自己的“預言能力”，克魯格曼說很簡單，就是看各種數據：“美國有一種律師，就是跟在救護車后面，這樣就會有生意可做。”克魯格曼認為自己就是這種“追救護車的律師”。

　　這是56歲的克魯格曼第一次來中國。在“預言家”的噱頭之下，聽他的演講代價不菲，一張嘉賓席位的門票價格是5800元，貴賓席位為9800元，甚至還設有18000元一位的至尊席位。除了近一點聆聽演講，那些前排VIP就座的觀眾可以獲得克魯格曼親筆簽名圖書一本；如果你愿意出更多的錢，比如說購買一張58000元的榮尊席位門票，除了可以在前排就座，你還能夠參加5月11日為克魯格曼舉行的宴會，如果運氣好的話，也許可以和諾獎得主碰個杯——至于值不值得，就要看你怎么想了。去年6月，中國成長投資基金的總經理趙丹陽為了和沃倫·巴菲特共進午餐(據說得到了巴菲特“七句真言”)，一共花了211萬美元。相比之下，克魯格曼的開價就實惠多了。

　　克魯格曼不是投資家，而是經濟學家。他在經濟界的學術貢獻有目共睹，但個人財富顯然比不上巴菲特。克魯格曼深受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說《基地》系列的影響，堅信“書呆子們拯救了文明”，他以凱恩斯為模范，29歲時就在里根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里占據一席。但不善交際又直腸子的他深感自己不適合為政府工作，所以選擇了去做一個“不負責任的學院派”，先后任教于耶魯、麻省理工、斯坦福以及普林斯頓。1999年，克魯格曼幾乎拒絕了成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的機會，原因是擔心自己會因此淪為大眾寫手，無緣諾貝爾獎。

　　獲獎后的克魯格曼實在太忙了，一周炮制兩篇專欄文章，教授兩門課程，同時還要繼續寫書，更新他著名的博客“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也許是日程安排得太滿，來華期間，他的博客沒有更新。事實上，他都沒法說點對中國的印象：“我還真的不太了解中國，在這三天里，我見到的人大部分都是媒體記者……”

　　在中國，當克魯格曼走上演講臺前，主辦方播放了一段介紹他“精準預言”的視頻：“1994年，他預言亞洲金融危機將到來；2000年起，看淡美元，認為商品市場長期牛市；2001年，斷言油價將進入飆漲行情；2006年，呼吁關注美國房價潛在的暴漲暴跌風險；2008年，指責布什政府救市措施不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后，預言世界經濟將陷衰退但不會崩潰……”

　　還好，這位俄羅斯移民后代的美籍猶太人在每場20萬美元的演講面前保持了學者的理智，表示自己沒并預測到亞洲金融危機，也沒看到過次貸危機之后的金融風暴。克魯格曼也不是中國問題專家，雖然他經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中國。他曾指出：“中國太大了，是不可冒犯的；中國也很憤世嫉俗，很難取悅。在很多領域我們同中國是競爭者，但我們絕對不是敵人。”

　　這一次在中國，克魯格曼對臺下的中國聽眾坦言：“有些人期待我講中國經濟，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基于有限的信心，我很難理解中國經濟……”這是他在上海演講時的開場白，45分鐘的演講除了幾張PPT圖表外，沒有生動有趣的故事，也沒有得到臺下聽眾的積極反饋，只有當他提出要喝口水停止演講幾秒鐘時，聽眾之以禮貌的鼓掌。當然，演講結束后的掌聲更為熱烈和持久。

　　看門道

　　在北京、上海和廣州演講后，克魯格曼馬不停蹄地趕往香港、臺北、東京、越南……學術圈普遍把克魯格曼的此次亞洲行看作是一種“走穴”，觀眾的反應也的確像是一種追星表演——聽上去，似乎不能指望會出現多少觀點激蕩或學術火花，但還是有一些學者與克魯格曼進行了PK。

　　克魯格曼認為中國巨大貿易順差是匯率政策造成的，但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表示，一個國家不能因為有比較大的貿易順差就成為國際指責的對象，而且，這位前WTO談判代表說，中國并不想繼續保持這樣大的貿易順差，中國一直在試圖增加進口，擴大內需來減少自己的貿易順差。克魯格曼認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并且保持一個相對弱幣的地位，這是中國貨幣政策的結果。龍永圖當即表示，中國的目標是想改變以美元為中心的體系，在這種體系改變以后，人民幣才可能自由兌換，那時才會有一個真正的全球的公平的自由貿易。

　　“現在中國在忍受這種不公平”，龍永圖說，“不能同時再接受對于這種不公平的指責。”

　　克魯格曼表示，中國作為一個不那么富裕的發展中國家卻把這么多錢輸出到國外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松奇回應道，中國的金融體系由于低效，不能有效地把通過投資積累的儲蓄用出去，所以政府有多個部門在做向外投資，而購買美國的債券相對最安全，所以中國買得最多，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王松奇的意思是，中國的外匯儲備不能光放在那里，必須得買點什么，所以，買了許多美國債券——美國人認為這抬高了美國的資產價格——是不得已的。

　　如果說王松奇的說法是一種勉為其難的解釋，中國學者也會主動向克魯格曼發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提出：“美國政府不停發國債救危機，可能會有通貨膨脹的隱患。既然如此，世界黃金儲備24000多噸，美國就有8000多噸黃金，為什么不在關鍵時刻賣一點黃金換點美元進來，還不停地發債？”

　　對此，克魯格曼的回答是，美國不需要錢，為什么要賣黃金？除非有人希望拿到美元。“我不明白”，他對夏斌說，“為什么你認為美國要采取大規模的措施籌集資金？”

　　這句話顯示出了克魯格曼作為美國政府最有名的批評者的本色——就在他說美國政府不需要錢的前一天，美國政府剛剛宣布，2009年政府的財政赤字會高達創紀錄的1.84萬億美元。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金巖石問克魯格曼：“您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是因為全球負債太多而虛實失衡，但在G20峰會上，代表著65%的人口、85%的GDP、90%的國際貿易、95%黃金儲備的G20領導人在三小時內達成的協議是繼續發債。為什么會這樣？究竟是他們錯了，還是你錯了？”克魯格曼的回答有些打太極：“要了解G20領袖說話內容的本質。我們碰到這樣的危機會感到很困難，因為這個世界波動很大。我們活得長一點，會發現整個世界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危機結束以后一切又重歸原狀，這是危機的微妙處。”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