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周小川撰文對提升國際形象貢獻很大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8日 22:19 《國際融資》

　　●　著名金融專家談G20后中國的作用

　　雖然這次美國金融危機非常嚴重，但那是一種“富貴病”，而中國的問題是金融發展嚴重不足，金融發展還沒有足夠深化，金融體系還沒有足夠的開放。這些現實加在一起，使中國在將來的發展仍然以國內改革為主，而不是去過度追求國際主導權，繼續練好內功才是最重要的。4月初，世人關注的G20峰會在英國倫敦舉行。各國領導紛紛利用這一峰會平臺更進一步地為本國爭取盡可能多的外部利益。透過G20峰會中各國微妙的互動，中國未來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應該是怎樣的呢？《國際融資》雜志記者就此采訪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

　　Developing inner econom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China

　　中國練好內功最重要

　　■本刊記者天勤

　　記者：G20倫敦峰會主要的目標是什么，峰會取得了什么樣的成果？

　　陳志武：本次峰會的目的是協調各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方略。會前，主要國家的出發點或者說目的很不同，美國希望把話題全放在如何振興全球經濟上，德國和法國希望談如何建立國際金融市場的跨國監管架構，中國希望談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建立超主權國際貨幣的問題，談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也就是說，美國談時下的危機如何應對問題，而西歐和中國把重點放在改革現行制度、為未來鋪好路。到最后，決議集中在幾方面，一是IMF的注資和由IMF幫助受金融危機重創的東歐、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這是本次峰會最具體的成果；二是同意建立某種跨國金融監管機構，但具體如何做沒有涉及，因這一項有難度，來自美國的阻力會很大，涉及到金融政策與監管的主權問題；三是就消除“避稅天堂”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這一塊執行起來也很難，因為等于是要求各國互相分享銀行以及各類金融機構的客戶信息數據，否則，他們怎么消除“避稅天堂”呢？四是要對對沖基金等行業監管。

　　記者：中國未來將在全球范圍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陳志武：中國要求的兩項——推出超主權國際貨幣和改變IMF的主導權結構，沒有在最后決議中具體寫入，不奇怪。因為，第一，沒有人指望像超主權貨幣這么大的事在一天會議中就能決定，第二，IMF本身的表決權、話語權是要在IMF的章程下才能改變，那是具體的問題，而不是高峰會議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從實際效果上，在會議前，由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等官員提出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議題，這已經讓中國主導了這次峰會的議題。從這個意義講，中國應該是這次峰會的大贏家，也標志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新面貌的開端。

　　記者：這次會議會不會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系產生微妙變化？

　　陳志武：這肯定會，也已經發生變化。對中國，這既是好事，又是挑戰。之所以是好事，是因為中國這么大，早該在世界上發揮重要作用，參與國際秩序建設，參與國際事務，我們的人口原來占1/4，現在還占1/5。只是原來中國不以建設者的姿態參與世界秩序的建立。現在終于換了一種身份。之所以是挑戰，就是因為中國外交體系主要由學國際政治、外交關系背景的人掌握，受“左”的政治影響太多。但是，現在中國的海外利益、國際關系利益首先是經濟利益、商業利益，而這些偏偏又是多數外交專業所輕視的。我覺得，商務部、央行、財政部等經濟部門要更多地參與中國的外交政策決策層，包括中央外交政策小組應該有更多經濟部門的領導參與。

　　記者：中國在海外投資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方面都存在困境，前者在于美元的國際地位，后者在于中國的經濟結構，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中國如何改善這一困境？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是否意味著中國話語權的增強？

　　陳志武：中國在海外投資的困難和挑戰，跟美元的地位既有關系，又沒有關系。之所以有關系，是因為美國的經濟和資本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美國之外難以找到足夠大的投資市場容納下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資金，所以，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投很多錢在美國。再者，除了美國政府公債之外，很難找到更穩定的投資品種。我知道美元風險、美國公債風險也不小了，但比別的投資品種還是要低。之所以說沒有關系，一是中國企業或說整個社會以前沒有海外投資的經驗，現在一下子來這么多外匯，的確讓企業、政府以及業界難以招架，于是，只能邊投資邊學習積累經驗，在這一過程中，當然會有許多失敗、要交許多學費，這些難以避免。二是在中國的大學、中學、小學以往的教育內容中，太側重數理化和工程技術這些硬技能，忽視了世界各國的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等方面內容的教育，所以，中石油、中石化、中化國際、寶鋼、五礦、聯想等等企業，都是工程師當道，要他們去其他國家投資、管理，在知識結構上會有許多不匹配的地方，所以，這也使海外投資失敗很難避免。三是直到最近，外匯管理制度一直要求出口企業和央行結匯，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讓國家累積外匯儲備，國家承擔所有的外匯風險和投資任務，民間沒機會承擔外匯風險或者進行海外投資。這種局面最大化了國家投資的壓力，也使得海外投資必然每次都是大手筆，虧損起來金額當然也很大。最后，是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出口，也必然強化了海外投資的必要。這事實上跟美元的國際地位沒什么關系。

　　記者：您如何看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如何評價周小川的幾篇重要文章，尤其是《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這篇文章？您如何看待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這次會議中的進展？您對全球金融監管問題有何看法？

　　陳志武：周小川的這幾篇文章非常重要，對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貢獻很大。以前，許多人以為，為了改變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就應說“不”，即使沒有道理也要說“不”，也就是說，通過給別國一些顏色而顯示自己的實力，其實，在效果上，那樣做適得其反。但是，這次周小川代表中國政府講出的邏輯和建議，在美國、西歐等社會，幾乎沒有人能反對，因為中國確實為美元作為壟斷貨幣承擔了太多風險，而由任何一種主權貨幣作為世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和貿易貨幣，也的確讓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不安，所以，周小川的文章不僅標志中國正式享有國際話語的主導權，也從一個很積極正面的角度為中國增強了軟實力，贏得世人的尊敬。這是一種最好的增強中國影響力的方式。這次會議在國際金融監管問題上有一點小進展，這是預料之中的。因為跨國金融監管涉及主權問題，這需要時間、需要慢慢地消化接受。

　　記者：無論是“擴大在IMF話語權”還是“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提法，中國在G20峰會中都備受關注，在你看來，中國最可行的利益訴求是什么？

　　陳志武：最可行的利益訴求是擴大在IMF的話語權，擴大在國際金融秩序改革中的參與權，而超主權貨幣的建立與推出也很重要，對中國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非常重要，應該在這次和今后的許多會議上重點提出，但短期內不可能實現，這是長期努力的方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以積極身份參與國際秩序建設的起點。

　　記者：中國是否能充當世界救世主？

　　陳志武：中國成為世界的救世主，還早得很。從經濟規模看，中國GDP還需要翻3倍才能趕上美國，按人均收入算，中國就相差得更大；從金融角度看，雖然這次美國金融危機非常嚴重，但那是一種“富貴病”，是金融相對制度所能支持的容量過快發展的結果，而中國的問題是金融發展嚴重不足，金融發展還沒有足夠深化，金融體系還沒有足夠的開放。這些現實加在一起，使中國在將來的發展仍然以國內改革為主，而不是去過度追求國際主導權，練好內功做好自己的事仍是重點。比如說，為了維系世界貿易秩序、維系世界和平，美國每年的軍事開支巨大，2008年達近700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政府全年的預算內財政稅收。所以，主導世界秩序不只是說說就行，要付出的真金白銀很大。如果有美國或者其他國家花錢為中國、為世界保駕護航，未嘗不可？中國還有近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基本社會保障體系、醫療保障、教育保障等都還沒有到位，這些民生內容當然比做救世主重要。

　　記者：您如何看待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歐洲、美國、日本等國的立場是什么？

　　陳志武：如果各國還是以主權自居的話，這跟金融全球化的程度顯然是不匹配的，因為有了國家主權做擋箭牌，任何跨國立法機構、監管機構都無權去管一個主權國家境內的金融所作所為，你可以去抱怨，但無法去干涉。所以，只要這種矛盾還在，國際金融體系的問題就會繼續存在下去。在英美和歐洲大陸之間，存在一種理念上的分歧。英美主張的全球化是各個主權國家相互平等做交易，以自由國際市場的力量規范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而以法國為主的歐洲大陸國家主張的是“世界化”，亦即，有一個具有強制力的世界政府，包括世界立法機構、國際法院、國際監管部門，等等，由這個世界政府來管理所有國與國間的經濟和金融關系。這種理念上的差別，決定了這次峰會前英美和歐洲大陸國家的不同立場、不同議程，英美不主張設立國際金融監管機構，而德法卻威脅說，如果不同意設立跨國監管架構，那么就將從會議中退席！由此，我們看到，危機之后的制度重建工作會有多么艱難！

　　記者：您如何看待貿易保護主義？

　　陳志武：經濟危機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是預料之中的事，也符合人之常情，因為所有的國家，都有一個共性：一旦出現問題，首先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盡可能地把責任推給別人，說是外國公司、外國人帶來的，所以，要做的事先是把外國人趕走，把外國貨禁止在外。正因為這一點，中國政府近幾個月在宣講自由貿易的好處，而且還應該繼續大談自由貿易的好處，以盡可能地把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給頂回去。另一方面，中國應該跟更多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議，包括印度等等。與此同時，我們知道，不管中國怎么強調自由貿易的好處和重要性，許多國家還是會設置貿易壁壘。如果中國不去談這些，事情就會更糟糕。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應該改變經濟發展模式，要更多地靠國內民間消費帶動未來的增長。

　　記者：您如何評價2009年以來，中央出臺一系列振興經濟的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陳志武：過去幾個月，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很多，包括去年的4萬億元以及最近的十大行業振興計劃，但仔細看，4萬億元是以鐵路、公路、地鐵等基礎設施為絕對主體，對刺激民間消費、對民生方面的側重遠遠不夠。而十大行業振興計劃實際上繼續強化了生產領域、制造業領域。

　　因此，總體而言，這些經濟刺激政策繼續輕視國內民間消費的投入，讓中國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度不僅沒有下降，反而被強化提升。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政府的經濟刺激舉措沒有注重改革中國的經濟結構、使未來的經濟更多靠國內民間消費帶動，而是只顧眼前的經濟刺激目標，結果使中國經濟在出口導向、投資驅動的模式上走得更遠。在貿易保護主義明顯呈上升趨勢的情況下，這種注重短期利益的做法對中國經濟的長久持續增長不利，希望接下來的政策舉措能夠糾正這些偏差，為中國經濟長久持續地增長種下更多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