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中，中國經濟每次面對挑戰，包括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經濟和西歐經濟總體上還是在靠信貸消費拉動著增長，再加上以前中國商品占全球市場的份額還很低、出口空間還非常廣闊，中國都能靠增加投資、加速工業化、依賴出口讓經濟走出困境，走出挑戰。但這次情況正好相反，中國經濟面對的挑戰比30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嚴重，這次得靠內需來解圍了。

　　正如上面談到的，從長遠看，中國必須加快金融市場、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否則，從外需驅動向內需驅動模式的轉型只能是一種愿望。但這又會碰到一種障礙，因為中國對金融創新、金融業務監管得太嚴，不經批準，任何金融交易都是違法的，而且美國次貸危機被認為是支持了中國對金融市場的超度監管。

　　我認為，一定的金融監管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希望依靠內需來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話，中國恰恰需要放松對金融的管制，因為美國和中國的情況代表了兩個極端。

　　在美國，金融創新可以說是完全放開的，出了問題再說，沒問題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國則是如果沒有政府批準，任何創新都不允許。我們知道，監管從本質上是反應性的，是對已經熟悉的事情而作為的。而創新顧名思義是以前沒有的，是創造出嶄新的東西，所以從本質上，創新是不應該監管的，否則邏輯上就有矛盾。

　　中國要成為創新性國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創新不顯著，那其他行業也不可能實現創新。中國式的監管，并不能夠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就好像把一個人關在屋子里不讓他去學游泳，他當然不用擔心被水嗆住，但也不可能學會游泳，等他下次掉進水里，他就會淹死。

　　美國允許自由的金融創新，當然會出現一些問題，這不奇怪。因為必須通過出問題，才知道什么地方應該要有監管。從這個意義上，次貸危機引發問題后，美國對證券、投行的管制肯定要比以前嚴格。現在許多投行需要聯邦政府和美聯儲提供保護，以后美聯儲和其他的政府機構就會建立起防范、監管的制度，來避免危機的發生。

　　中國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沒有什么代價，但實際上這個代價已經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現出來，其表現之一即是國內消費的難以增長，其代價是使中國經濟必須靠出口拉動。為了經濟模式的轉型，中國必須學會游泳，即使要交學費，也應該學。

　　從短期看，為了應對這次危機，中國應該用退稅、減稅以及國有資產民有化改革來刺激經濟增長。僅僅使用貨幣政策還不夠，必須給企業減稅，并給中低收入家庭退稅。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人民幣的個人或家庭，包括農村人口，政府可以考慮給他們人均退稅、補貼1000元，以這種方式幫助中低收入家庭，并刺激國內消費。

　　這次的“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是一次很大的舉措，用意良好。只是在花費結構上，還是繼續了過去政府投資只偏重基礎設施、工業項目的習慣，難改慣性。問題在于，現在的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基礎設施也具備規模，再靠增加投資來拉動增長已經效率太低，會有太多浪費。更何況這次的問題是全球消費需求嚴重下滑、國內民間需求也快速下滑，建更多的鐵路、公路，要往哪里運貨、給誰運貨？

　　現在應該通過免稅、財政退稅、減稅，把錢留給民間社會、特別是中小企業和中低收入家庭去花，以此帶動民間消費的增長，既刺激經濟，又推動經濟模式向內需轉型。

　　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加速把土地還給農民，并允許土地的自由流轉和抵押，以此給農民以資產性財富，增加農村的消費和民間投資需求。同時，將剩下的國有資產通過“國民權益基金”的方式進行民有化，讓“全民所有制”下的企業產權所有者具體落實到13億中國老百姓個人的身份上，明確中國老百姓直接作為財產產權所有者的身份，為增加個人財產性收入奠定產權基礎。有了這些基本性改革，民間消費的增長就有了關鍵的產權基礎，能帶動中國經濟從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走出來。

　　(本文系根據陳志武在北京大學“金融危機、擴大內需與中國經濟”戰略論壇的發言整理而成，未經本人核定)

　　陳志武

　　美國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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