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究竟是一個不錯的教師？還是一個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是一個被逼無奈的“痞子”？俞敏洪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下海”潮中，有著標志性意義。

　　2006年，新東方在美國上市，作為新東方的創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財富陡增，成為“中國最富有的老師”。

　　俞敏洪這個名字，相信當今大多數年輕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學生、留學人員以及白領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們“崇拜”俞敏洪。記者的一位朋友曾經抱怨，俞敏洪的“粉絲”甚至不允許你用“中性的語言”來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中，有70%是新東方的學生。在國內，大學生要是沒聽過俞敏洪的演講，更被看做是落伍。

　　在這個“神話”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著一個怎樣的角色？一個真實的俞敏洪是怎樣的？他究竟是一個不錯的教師？還是一個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一個被逼無奈的“痞子”？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一個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對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雜陳，愛恨交織”來形容。

　　北大給予了俞敏洪什么？老俞每每講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講他當年如何被北大邊緣化，如何被忽視。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訴：“進了大學，沒有一個女孩愛上過我，我是個Loser(失敗者)；在北大教了七年書沒有什么成就，我還是個Loser；在北大十年沒參加過任何活動、加入過任何團體，我是個Loser……”

　　當然，俞敏洪也承認北大對他的熏陶：“沒有北大，就沒有新東方。現在新東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說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

　　很多時候，屈辱和壓抑會使一個人爆發，俞敏洪的經歷就是這樣。據說，當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幾個小時的英語，因為英語老師當眾說他講的英語“只有俞敏洪三個字能讓人聽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書四年后，終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這讓他決定要把一輩子獻給北大。但后來，看到同學、朋友都相繼出國，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開始緊敲密鑼地準備出國。在北大成績并不優異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后，留學夢斷。為了生計，也為賺點錢繼續他的出國夢，他在校外辦起了托福班，為自己的出國學費快樂地忙碌著。

　　上帝也常常戲弄那些剛剛燃起希望的人。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擊可謂是毀滅性的：1990年的一個秋夜，細雨濺落在靜謐的未名湖上，激起陣陣漣漪，在夜色中蔓延開去。俞敏洪和朋友高興地喝著小酒，聊著家常，描繪著他漸漸清晰的出國夢。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時一如既往地放送著校園晚間廣播。

　　“你聽你聽。老俞，在說你呢！”同伴驚呼。

　　原來，廣播里正在播送對俞敏洪的處分決定。北大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宣布了對英語系教師俞敏洪的處分，其中說了四五條處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著北大的旗號私自辦學。這個處分決定被大喇叭連播三天，北大有線電視臺連播半個月，處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櫥窗里鎖了一個半月。處分突然襲來，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

　　北大的這種“禮遇”，就是要讓他沒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顏面掃地的俞敏洪，只得選擇離開。“北大踹了我一腳。當時我充滿了怨恨，現在卻充滿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釋：“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現在可能是北大英語系的一個副教授。”但當時，這個被趕出家門的北大教師，選擇了做一個“個體戶”。

　　俞敏洪同事、新東方的李杜講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處分，作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體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風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辭職，落草為寇。此謂置死地而后生。”

　　但正是這“落草為寇”，激發出了他的痞子精神。

　　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從此走上了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