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劉偉，1957年1月出生，祖籍山東省蒙陰縣。1978年春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77級），先后獲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留校任教后，1989年晉升為副教授，1992年晉升為教授，1994年被評定為博導。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經濟科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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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3月31日  星期五

　　文/劉偉 黃桂田

　　一、新時期外貿增長的突出特點

　　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進入了嶄新的歷史時期。就經濟增長而言，我國經濟在保持了改革開放以來27年的年均9.3%左右的高速增長后，仍將以不低于8%的增長速度至少保持到2030年前后。也就是說，我們正處于一個長達50多年的高速持續增長的區間，預計，即使考慮到人口自然增長率(十一五期間預計為8.8%)，只要GDP增長速度不低于7.4%，到2010年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GDP也將比2000年的水平增長一倍，達到1600多美元；又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水平上升至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水平；到2020年則會比2000年水平增長4倍，超過3000美元，成為全面實現小康目標的社會，達到世界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到2030年則將比2000年水平增長10倍，即按不變價格達到人均GDP8000美元以上，成為當代新興工業化國家完成的工業化為基本內容的現代化，相當于世界上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水平。就經濟發展而言，這一時期正是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質態發生急劇而又深刻演變的時期， 這一時期從經濟結構演變來說屬于工業化加速時期，而工業化加速時期通常是結構變化之最多的時期，第一產業的比重在產業相對生產迅速提高的同時急劇下降，“三農”矛盾極其突出；工業化本身的深入，重工化和重化工化是否成為工業化的歷史必然，如何推進工業化的深入？第三產業的發展在工業化加速時期應當起到怎樣的歷史作用？急劇的產業結構演變與技術進步，就業結構以及相應的一系列社會矛盾如何協調？等等。一系列帶來屬于長期性的矛盾運動集中在短期內迅速尖銳化。

　　在這種特殊的增長和發展歷史時期，外貿增長至少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突出特點：(1)與經濟高速增長相適應，進出口總量迅速擴張，外貿依存度急速提升。我國1990年至2004年15年間，外貿依存度從29.9%上升為69.95%，顯著高于當代世界平均水平(46.65%)，尤其是與許多大國經濟相比，更是高出許多(2004年美國為19.3%，日本為21.47%，英國為40.5%，法國為49.23%，德國為65.58%)。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高速發展的原因，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競爭力的上升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地位的變化，拉動進出口規模迅速擴張，其次是開放度擴大的原因，包括貿易自由度的上升，包括大量外資的進入及相應帶來的資本品進口和產出的出口增加；再次是中國經濟本身對世界經濟的需要，包括對國家市場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出口需求年均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約為1.5個百分點左右，也包括對世界資源的需要，比如我國經濟主要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現階段的50%以上。(2)與國民經濟結構急劇變化相適應，進出口結構，特別是出口品結構發生著顯著變化，在出口結構中，1990年初級產品比重占25.59%，工業制成品占74.41，到2004年變為，初級產品比重僅為6.83%，93.17%為工業制成品。這種出口結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工業化的深入。 (3)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不同經濟性質的企業在出口增長率上形成顯著差別，從近年來的情況看(2003年——2005年前9個月)，私營企業出口增長率最高，但在總出口中的比重仍較低(目前為15%左右)；外資企業比重最高(目前占出口57%左右)但增長速度次之(年均增長40%左右)；國營企業出口增長雖低于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但始終保持品均2位數以上的速度，所占比重不及外資企業高，但也始終穩定在20-30%之間。

　　二、改變外貿增長方式首先要提高創新能力。

　　在高速增長的時期，要保持持續增長，關鍵在于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根本取決于整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增長方式的轉變根本在于將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從我國目前的資源投入與產出關系來看，我國GDP占全世界的比重不足4%，但消耗的石油占全球消耗量的8%，電力10%，鋁、銅均為20%左右，煤炭和鋼材則均為30%左右，尤其是能源消耗系數不斷提升，能源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能源彈性系數)進入新世紀以來開始超過1，到2004年高達1.6。這種高消耗、低效率的增長方式開始根本無以支持中國持續高速增長，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增長方式的轉變關鍵在于技術創新，尤其是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在這里，需要明確的是自主創新中的“自主”是指什么？誰是自主創新的主題？

　　從國內的國家與企業在創新主體的定位上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中，科技創新主體是國家及其相關的專門機構，一方面研究經費的來源主要是國家財政撥款，另一方面，研究隊伍主要集中在吃財政飯的專門科研機構及其高校。經驗表明，除國家組織的重大攻關項目外(例如核科技、航天科技等)，國家作為單一的創新主體存在問題是：第一，受財政可支配資金的約束，研究經費嚴重短缺；第二，作為計劃體制的構成部分，創新動力嚴重不足；第三，科研部門與產業部門分割，科研項目脫離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本來非常有限的成果不能有效地轉化成實際生產力。

　　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企業是主要的市場主體，因而，企業不僅僅應該是資源配置的微觀主體，而且應該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所謂自主創新，是指企業層面的自主創新，不是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自主創新。當然，從企業個體來說，并不是單個企業所需的所有技術都由各自自主研制開發，部分技術甚至全部技術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獲得，但從整體來說，技術創新必須由企業部門來組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驗表明，技術創新體系中企業部門的確是自主創新主體，《2003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顯示，企業部門是科研經費的供給主體，科研經費來源于企業部門在美國占全部科研經費的66.2%，來源于政府的占28.7%，來源于其他占5.1%；日本分別為73%、18.5%、8.5%；德國為66%、31.5%、2.5%。企業部門也是科研經費的使用主體，在科研經費使用上，美國企業部門占72.9%，科研機構占7.6%，大學占14.9%；日本分別為73.7%、9.5%、14.5%；德國分別為70%、13.5%、16.5%。企業的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不僅直接決定著企業自身的市場競爭力，而且對由企業構成的各個產業及其國民經濟整體的升級起基礎性作用。通過企業的自主創新不僅使創新項目直接面向企業及其市場需求，而且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直接實現產業化。

　　那么，在以企業為主體的自主創新體系中，國家(或政府部門)的主要職能是制定長期的科技創新戰略, 制定扶持科技自主創新的財政、稅收、人才、產業等系列促進政策,保證和增加基礎科學和重大科技進步項目的投入,對重大的基礎科學研究項目和重大的技術創新項目組織研究聯合攻關,督促和引導行業協會制定各種技術標準,制定知識產權的法律和法規,監管專利和技術市場等等。因而，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的自主創新體系，不僅不是排斥國家(或者政府)的作用，而且要加強政府在上述方面的職能。

　　如果說在技術創新體系中，培育自主創新能力主要是指培育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那么，主要培育哪類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如果把企業分為兩類，一類是內資為主的企業，包括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民營獨資企業、民營控股企業等；第二類是外資為主的企業，包括外商獨資企業、外商控股企業等。不論是哪類企業，為了應對全球競爭，都需要培育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都是創新體系中的創新主體，但重點是培育和提高第一類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相對而言，第一類企業的平均自主創新能力顯著低于第二類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與第二類中的跨國公司相比，差距更大。

　　屬于第一類的國有企業，雖然少數企業轉化了企業體制并培育出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創新能力，但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由于經歷著痛苦的經營機制轉型，帶病經營，資金短缺，難以形成自主創新能力。

　　屬于第一類的相對部分民營企業，要么屬于零配件企業、要么處于低端技術要求鏈條，加上規模局限和融資渠道的不暢通，相當多的企業以模仿戰略來彌補自主創新缺陷。

　　國際經驗顯示，核心技術的產生需要大投資、實施長期研發戰略。以內資為主的相當部分高新技術企業，之所以缺乏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一是企業規模局限，難以形成有規模的研發隊伍；二是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弱，企業的發展前景不明朗，缺乏長期研發動力，三是資金不足，難以滿足核心技術研發的持續資金投入的需要。

　　培育和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是：

　　第一，進一步推進企業體制轉型和制度創新，這是企業形成自主創新能力的制度基礎。企業的發展是否具有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直接決定著企業的創新投資動力和創新的體制安排。經驗表明，企業處在動蕩不定的轉型狀態，體制具有不確定性，是制約自主創新機制形成的主要障礙。

　　第二，切實解決在產業全球化整合過程中內資企業在產業鏈條中低端定位狀態。在以跨國公司為主力的全球產業整合過程中，相當多的內資企業自覺獲不自覺地轉移到產業鏈中地端，產品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由此形成這樣的惡性循環：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收益低——創新動力和創新資金不足——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這種循環不能得到根本性突破，內資企業必將大面積地成為擁有核心技術和品牌的跨國公司的配套群體、依附企業。

　　第三，強化產權保護制度，切實保護自主創新收益和創新動力。如果說在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由于缺乏自主創新能力，技術模仿、產品仿冒是必經的階段的話，那么，長此以往，將嚴重抑制自主創新動力，形成仿冒“路徑依賴”。一種新技術和新產品一端推出，引發群起而效之的效應，誰也沒有動力去創新。在一個可以隨意仿冒的環境中，所有企業的最佳決策必定是仿冒而不是創新。

　　第四，優化行業結構，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業集中率。上世紀80年度中期以來，歷時最長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此次企業并購浪潮，使得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幾乎所有行業，集中程度不斷上升，行業中的企業規模不斷擴展。主要原因是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在不斷白熱化，技術在提升競爭力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了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新產品的開發能力，必須以一定水平的企業規模作支撐。經驗表明，跨國公司的自主創新能力強，擁有核心技術和國際型品牌，企業規模是基礎。因此，培育行業中具有規模的龍頭企業是關鍵。

　　第五，推進融資機制的創新，確保企業自主創新的資金來源。近年來各級政府加強了創業投資及其高新技術項目的資金支持，已經取得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創新資金融資難，政策性資金支持相對分散等問題。結合國家中長期經濟和科技發展規劃，集中財力，對重點企業進行集中的持續性的資金支持。

　　三、技術創新的根本在于制度創新

　　要有效地解決這些發展階段性的矛盾，根本在于技術進步，在于轉變增長方式，使增長切實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稟賦及效率的提高，否則，不僅社會利益矛盾的沖突使增長難以長期均衡，而且自然資源的約束也使發展難以持續。因此，轉變增長方式便成為實現“十一五”發展目標的基本的條件。但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在我國并不是新提出的命題，而是由來已久的問題，事實上，遠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政策上，不僅在具體工作要求上，而且在長期戰略規劃上，始終在強調增長方式的轉變，強調以技術進步帶動經濟結構效益的提升，以要素效率的提高緩解資源、能源的矛盾，以規模經濟促進粗放式經濟向集約式經濟的轉化。然而，可以說直到目前，這種增長方式的轉變仍是一個并未真正解決但又亟待處理的問題。因為，說到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至少是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技術創新的能力，沒有技術進步就不會有效率提升的直接動因。二是社會和諧的程度，因為以效率提升為首要目的的技術創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必然會擴大差別，如在經濟增長中貢獻增長速度不同的要素所獲得的報酬增長速度必然有差距，技術進步率不同進而對國民經濟貢獻率不同的產業、部門、企業所獲得的報酬必然有差距，等等。必須協調其中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才可能是技術創新具有必要的社會利益的動力基礎；三是制度創新的能力，一方面，技術創新的能力，與其說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的問題，不如說更是一個制度創新命題，制度重于技術，就是因為缺乏制度條件便難以真正存在社會性的技術創造力；另一方面，為技術創新創造社會利益動力基礎，創造必要的社會和諧條件，更是一個制度創新問題。因此增長方式的轉變，關鍵在于制度創新。而這個制度創新的基本方向，在我國應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因為，人類經濟文明史已經表明，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制度是最能激發人們的創造力的，也是最要求并且最能夠提升競爭性效率的。所以，增長方式的轉變與深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便成為中國現階段實現發展的同一命題的兩個方面。我們以往之所以在理念上，政策上反復強調增長方式轉變而不見顯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競爭性市場體制的缺失。我國經濟轉軌已有27年的歷程，市場機制已經開始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力量，但我國市場化進程的突出特點在于產品市場化，包括投資品和消費品市場化速度較快，而要素市場化，包括資本、土地、技術等市場化進程遲緩，而要素市場化是提高要素稟、提升要素效率、支持技術進步的最為重要的市場體制條件。看來，現階段我國增長方式能否真正有效地轉變，根本同時又是難點在于要素市場化的制度創新。

　　四、以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的產業組織改革要求

　　如果說現實自主技術創新的主體在于企業，在于通過市場力量推進，那么，產業組織以及相應的產業組織政策便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嚴格地講，從產業組織上看，只有大企業、或者說是達到了競爭性市場所要求的規模經濟基礎上的企業，才能夠具有較有力和持續的技術創新能力，因為：(1)只有大企業才具有技術創新所要求的融資能力，而一般的中小企業則不具備，中小企業不僅承擔高風險的技術創新項目融資困難，而且維持一般的再生產所需要的融資也相對困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不僅發生在我國現階段，而且是世界普遍性的問題，而持久的技術創新必須有強有力的融資能力。(2)只有大企業，或者說在市場上占有相當份額的企業，才可能把高風險的技術創新的成本分散地，即在單位產品銷售中分攤很少份額的研發費用比例，現在世界上20個創新型國家研究與開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平均在2%以上(我國2004年為1.35%)，重要的原因是體制上分散了風險，特別是大企業的研發費用絕對規模大，同時均攤到單位產品中的比例低，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規模分攤分散了全社會研發的風險。在創新能力較強的社會，通常企業投入研發的費用相當于其市場銷售額的10%左右，而我國目前最高的如 、海爾等也只能達到8-10%左右，大多數企業達不到國際通常標準。(3)只有在大企業，或者說綜合實力強的企業才可能使技術創新擺脫產品生命周期的限制，大企業才可能具有較強的反產品生命周期的能力。一般的中小企業之所以缺乏可持續的技術創新能力，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業的生命周期往往與某產品的生命周期高度重合，甚至可以反過來，之所以有這類中小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是因為創辦人有了這一產品的技術研發和投產，企業的生命周期則是伴隨著一產品的研發、投產和退出的生命周期運動而運動，中小企業本身很難打破這種禪品生命周期的約束。大企業則可以憑借融資的能力和分散研發風險的優勢，進行技術的研發創新，進而使創新突破產品生命周期的局限，以不斷的技術創新推動企業的持續發展。

　　那么，中小企業在技術自主創新過程中具有怎樣的作用？(1)中小企業具有更為迅速地講某些相對獨立的技術創新成果產品化的功能，尤其是某些社會聯系和技術聯系并不十分復雜的技術創新，將其迅速的產品化，往往大企業有其滯后性，無論是從決策上還是從規模效益上，大企業總是存在一些不經濟的方面，而中小企業恰恰有這方面的優勢，這也是為和許多中小企業的生產周期與某一技術創新形成的產品周期聯系密切的重要原因。在技術進步速度日益提高的現代經濟社會，這種有技術創新帶來的新產品創新，進而由新產品帶來的新的中小企業生長的速度越來越快，國際上通常中小企業壽命為3-5年左右，我國則只有2-5年左右。(2)中小企業具有更為迅速地將某些技術創新成果社會推廣化的功能，尤其是在市場體制較為完備，知識(技術)產權保護較為充分，同時，獲得技術專利的經濟成本、技術壁壘和交易費用的阻力又是可以承受的條件下，通過授權制造的途徑，中小企業能有成為技術創新產品生產擴大和推廣的重要力量，這里的關鍵在于專利市場的完備，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充分，以及企業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獲得授權的可行性。(3)中小企業具有更為系統地將技術創新在產業組織上專業化的功能，也就是說，盡管大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要動力，但圍繞核心技術創新所實施的產業鏈及專業化配套，如果有大企業本身直接來完成，則可能不經濟，而通過全社會，甚至全世界范圍內的分工體系，主要是中小企業加入產業分工鏈，則可能更有效益，同時也可能更為專業化。當然，這要求有系統的產業組織結構，同時也必須看到，這種加入產業分工鏈，但同時又不是核心技術創新源泉的產業分工，最終獲得的產業鏈中的附加值也是很有限的，然而其中的專業化效果是必須承認的。

　　所以，自主創新的主體應當在于企業，而企業作為創新主體，其核心技術的持續創新能力由主要在于大企業，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主要并非是核心技術能力的創新。因而如何培育大企業、如何提高大企業的創新能力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環節，也是我國外資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產業組織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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