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餅理想

　　魯迅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浙西有一個譏笑鄉下女人之無知的笑話———那是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婦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嘆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這時還不是在床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拿個杮餅來！’”

　　浙西鄉下“做事做得苦”的女人，現在應該也還有，不過，她們大概已經差不多可以不用在“大熱天的正午”做事，而能夠睡個午覺，并在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狗剩，拿

根冰棍兒來！”不要杮餅而要冰棍兒，這說明時代發生了變化，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但是鄉下女人仍然要被譏笑———皇后娘娘時代，沒見過世面、沒享過福的鄉下女人，窮盡其想象力才把杮餅當作奢華，換句譏笑者的話說：虧你還想象得出；如今的鄉下女人所見之世面自然比過去要多不少，福也多少有的享了，要是有電視的話，想象力不至于停留在“冰棍兒”一層，只是她們依然沒有勇氣和膽量說出更過分的奢華，換句譏笑者的話說：量你咬碎了牙也不敢來一杯人頭馬！

　　鄉下女人的價值觀，是“做事做得苦”培養出來的，而其奢華的想象力永遠脫離不了“做事”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杮餅”。這種包含了“杮餅理想”的價值觀的影響力至今依然強大。在我的農村老家，村里有個人在城里賺了錢，回家省親兼顯擺的時候，開了一輛車，搖下車窗見誰跟誰打招呼。這時他的一位鄰居從地里“做事”回來，驚訝地看著這輛車問道：“是

　　“藍鳥”進村，有可能帶來的是，激發了“杮餅理想”者對做另一種事的渴望，這或許有助于他們提前開上三輪車或騎上電驢。于是不少鄉下人進城了。

　　于是我們便有了數量過億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農民工在城里做什么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自以為可以通過親眼目睹“藍鳥”、“寶馬”這些非常不同的別人的理想事物來改變自己的價值觀，豐富自己的“杮餅理想”，然而令他們遺憾的是，“別人”并不希望他們改變什么豐富什么，只要他們“做事”而不是“做什么事”才是他們惟一可以選擇和重要的。

　　最近，在北京舉行的進城務工人員職業培訓專題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人口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的一份報告讓我們通過一些數據，看到了農民工是怎樣在城里“做事”的，同時也讓我們感到，鄉下人懷揣的“杮餅理想”是多么地難以實現。報告說，改革開放20多年，勞動力流動對GDP貢獻率達21%———這是農民進城“做事”的價值，但他們做的是什么事呢？報告說，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已占第二產業的57.6%，商業和餐飲業的52.6%，加工制造業的68.2%，建筑業的79.8%———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農民工，超過一半的飯店要停業，近七成的生產廠要關門，近八成的大樓建不起來！可是農民工的收益呢？報告說，外來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異中，同種崗位歧視因素占39%———也就是說，如果城市勞動者和農民工之間工資相差1000元，那么其中有390元竟是因為歧視造成的。

　　事情還不止于此。在有些地方，農民工被當成了“不安定因素”的代名詞。農民工辛辛苦苦掙的錢拿不到手，“欠薪”竟然成了一種普遍現象。“人口準入制度”不時從一些所謂“高素質人”口中蹦出，南方某個要限制人口的城市，“大膽”地把“低素質”人口作為控制對象，誰是“低素質”人口？他們就差把“農民工”三個字說出來了。

　　盡管中央和許多地方政府都在做著改善農民工現狀的積極努力，但遺憾的是，至今，對農民工的權利，在不少地方依然是說的多，做的少；限制的多，保障的少。

　　如果說已經在不少地方出現的“

　　連“杮餅理想”都沒有了的農民，我們該譏笑他們什么呢？

　　作者：胡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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