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站怎一個亂字了得 黑惡勢力操縱的利益博弈

　　多年來，廣州火車站留給人們的印象怎一個亂字了得。人們總是在追問：一個嚴重影響城市形象的地方，就沒有人管得了嗎？

　　不能說領導不重視，對于廣州火車站乃至流花地區的治理問題，李長春、黃華華都曾直接過問；不能說警方動作不大，翻開歷年的報紙，關于流花地區整治的報道連篇累牘。

　　而流花地區就如身染沉疴的病人，其根治非一日、一時之功。22年的整治經驗一再表明，短期的治安效果難以持久，整頓過后每每死灰復燃。

　　原因何在？記者調查發現，在處于三區交界地帶歸屬復雜的流花地區，“背包黨”的活躍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因為巨額利益的驅動，他們又“前赴后繼”。與此同時，運動式的管理模式和法制的缺失，導致了整治上的被動和無力。而其背后是否存在保護傘，也再度被打上了沉重的問號……

　　打擊十余年，什么最棘手？

　　“背包黨”的分攤學讓警方有些無可奈何，面對人均詐騙金額只有幾百元的“背包黨”，警方似乎除了“傳喚”就別無他法。

　　“背包黨”何以如此有恃無恐地在廣州火車站大規模拉客行騙呢？一名野雞車司機給記者上了一堂分攤理論課。

　　野雞車司機阿文(化名)說，這個騙局做得太好了，讓法律根本追究不到什么：上面的頭頭可能都有上千萬元資產，每天都能掙到兩三萬元。如果是由一個人從一個單位詐騙到這么多錢，可能要掉腦袋，但如果分配到很多人頭上，一人騙300元，另一人騙500元，人多了嘛，分下去就已經沒什么了。警察抓到一個人，騙了別人500元，能判什么刑？即使追究到頭頭那里，也就一兩個人，最多一兩千元就了不起了。“公安其實抓過很多次了，抓不到什么證據，抓了不多久也得放掉。”

　　對于“背包黨”，群眾恨得咬牙切齒，“為什么不把他們統統抓起來呢？”警方則認為，由于受騙者大多是外地人，他們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不肯指認，民警依法辦事，卻出現取證難的問題，受害人不肯出來指認，只憑單方面的證據很難查處。揭黑者陳濤(化名)也表示，“以前也被警察抓過，次數還不算少，不過干這行其實危險性不大，就算拉客時給抓了，最多也是關12小時就放出來了。”

　　對此，民警也多少有些無奈，“因為怕自己本事不夠，我們就去找市公安局法制辦。結果他們查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所有法條，最后發現對付‘背包黨’只有用‘傳喚’辦法。”

　　然而，“傳喚”并不是解決問題的長久之計。“傳喚其實只是以時間換空間”，火車站廣場一位黃姓便衣警察告訴記者，十幾年來，警方一般都在列車進站高峰期前便開始對“背包黨”、出售假幣等相關嫌疑人進行傳喚，從而使其錯過騙人高峰期。但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傳喚時間一般不得超過24小時。況且，就人數比例來看，火車站的民警遠遠不如“背包黨”多，因此，傳喚中間常有人漏網。

　　一名警察無奈地說，“其實，我們更愿意看到他(‘背包黨’)騙了人，又搶別人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拘留他。治安拘留兩次，就能送勞教，關上3年。可是送勞教，我們也有自己的考量。畢竟現在勞教爭議很大。”該名警察還表示，明年3月1日實施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對“背包黨”等問題的規定也很少。

　　由于無法可依，警方單靠“傳喚”這把斧子很難對付得了“背包黨”。一線民警擔心，廣州火車站的“背包黨”有一天也可能出現在其他地方，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希望市公安局、省公安廳、公安部相關部門盡快研究合法對策。

　　火車站幫派，有無保護傘？

　　多方面的跡象表明：流花地區存在黑惡勢力操縱下的利益博弈。“利益的驅動使某些部門的領導喪失原則，最終導致各自為政。”

　　盤踞十余年，盡管清查行動如浪潮一般接踵而至，“背包黨”卻如浪濤中的一葉扁舟，始終未被徹底打沉。他們沒有放棄流花地區這塊主要陣地，在大多數的日子里，他們依舊“前赴后繼”地拉客行騙，甚至“頂風作案”。他們為什么不懼清查？

　　從目前調查到的情況來看，這種現象的存在首先與“背包黨”受到的巨大經濟利益誘惑不可分割。“背包黨”成員陳濤曾說，野雞車站點的車費比正規車站貴上好幾倍，像

　　一名拉客仔的收入已經令人咋舌，坐享巨利的黑老大又有多少進賬呢？記者初略算了一筆賬：按廣鐵警方和越秀區公安分局估計，在火車站周邊坑蒙拐騙的3000多人中，大約有800人是“背包黨”，若每天騙2人，以一名乘客被騙100元為基數估算，年騙總金額就已超過1億元。而以陳濤所揭露的“背包黨”人數為2000人計算，“背包黨”的年騙總金額就可達近3億元。黑老大至少獲利數千萬元。

　　滾滾而來的黑錢，不僅讓“背包黨”們前赴后繼，也成為他們打通關節的關鍵。長期在站西服裝城做批發生意的阿明(化名)認為，“‘背包黨’在這里生存了這么久，每天騙倒成千上百名旅客，鈔票也大把大把落入口袋里。他們的行為警察肯定知道，其中有些警察收了黑錢，成為他們的保護傘”。作為局外人，阿明因工作地點的緣故，必須每天目睹無數雙受騙流淚的眼睛，但“背包黨”團伙人多勢眾，他害怕遭遇報復，不敢提醒旅客不要上當。

　　而在“背包黨”成員陳濤眼中，黑老大的勢力確實龐大，能耐也不小，“聽說有個馬仔被抓判了10年刑，老大用10萬元就把他保出來了”，“如果遇到大規模的檢查行動，老大會讓人提前給我們打招呼，那幾天就可以放假。”

　　針對這些流言，火車站執勤民警表示，不管是真是假，火車站附近幾個派出所的領導、民警一定要常輪崗。因為附近除了有火車站之外，還有數個批發市場等大型經濟場所，市公安局應盡快想辦法從制度上防止腐敗現象的發生。同時，目前火車站民警缺乏，建議新民警或要提拔的領導多來火車站執勤，也可監督火車站民警。

　　種種跡象表明，“背包黨”橫行的流花地區存在黑惡勢力操縱下的利益博弈。2000年5月28日，時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的陳開枝曾就流花地區整治問題接受廣東電視臺記者采訪，他坦言，火車站地區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源是管理混亂。

　　陳開枝直言：“(火車站)每次整治都阻力重重，地方政府與鐵路部門難有共識，整治大多敷衍了事，過后故態復萌，這是因為有黑惡勢力在背后操縱。”他說，在火車站地區存在極大的黑惡勢力，這些黑惡勢力已滲透到很多部門，他們相互利用，相互勾結，致使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無法得到徹底根治。

　　陳開枝指出，利益的驅動使某些部門的領導喪失原則，最終導致各自為政。火車站地區已成為某些部門利益相爭之地，不僅養活了一批人，養肥了一批人，也養壞了一批人，養壞的這批人把這個地方搞得亂七八糟。

　　陳開枝所言并非沒有事實依據。從1983年至今，政府部門在火車站的清查行動一直沒有停止過，但這里始終幫派林立，犯罪活動猖獗。有些幫派剛被摧毀，新幫派又出現了。這一現象，時不時在人們心中留下疑點。

　　多區交界地，合力成難題？

　　火車站除了地處越秀、荔灣、白云三區交界外，還屬鐵路部門管理，1993年該處曾實施過分四區管理制度，但最后卻以失敗告終。

　　一名知情者稱，“背包黨”聚集流花地區，因為這里是通往珠三角地區的一個中轉站。在“背包黨”的眼中，在滾滾而來的南下打工大潮中，有著大量可宰割的“羔羊”。而這是廣州市內其他客運站點及外地的火車站都不具備的“優勢”。

　　流花地區地處越秀、荔灣、白云三區交界，有著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歸屬也較為復雜。而廣州火車站除了地處三區交界外，還由鐵路部門掌控。

　　1993年8月16日，火車站廣場開始實施分四區管理的制度。令人遺憾的是，實行分區管理的手段被事實證明是失敗的舉措。廣州火車站前30米臺階地段一直以來類似于鐵路部門與地方的“三八線”，這一塊被鐵欄桿圍起的地區，卻是火車站廣場最混亂之地，經常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搶劫、搶包、打架、斗毆。

　　四區管理始終沒能形成合力，有警務人員表示，究其主要原因，在于這一區域的所屬單位或地區之間的管理工作并不協調。例如，當地方對火車站廣場進行整治時，盲流就擁進30米臺階暫避；鐵路嚴厲打擊犯罪時，盲流又一窩蜂逃出30米臺階，市政府一位官員將其形容為“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不得已，有關方面于2000年5月將這些欄桿拆除。

　　管理上的混亂給“背包黨”提供了便利因素，一名“背包黨”成員說，管理的部門雖然多，但大多是“各掃門前雪”，不在管轄區內犯事一般都不會理，有時候還容易出現“踢皮球”的局面。

　　陳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背包黨”們在越秀區廣州火車站一帶行騙，完成任務后又轉移“戰場”或回到白云區出租屋里，經常是跨區作案。由于各區職能部門分工不同，“背包黨”除非是被抓現行，否則很難對他們進行查處。

　　對于這樣的難題，政府部門也曾進行過協調。1986年，廣州市成立了以越秀區為主的流花地區管委會，但當時是區級單位，所以協調作用不大。至1988年10月27日，市政府下文成立流花地區管委會，為市政府派出機構，代表市政府實施管理職能，但其實它仍是一個協調部門。經過十多年的管理，流花地區的治安、交通、衛生環境不但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反而呈現日趨惡化的趨勢。到2000年，管委會被撤銷。

　　有學者認為，火車站最終還是要由人來管理，只有從制度上斷絕權力尋租的路徑，打破把管理者和利益集團糾纏在一起的利益分配體系，管理上的失控才能避免，火車站才能長治久安。

　　運動式管理，為何不長久？

　　媒體曝光一次打擊一次的運動式管理，喪失了常規檢查出擊的主動性，應急之策就只能是施以重典。解決內部管理弊病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廣州火車站和廣州東站(廣州至深圳、香港等地的始發站)的秩序有天壤之別，除了管理上的差距，有關人士指出，兩地乘客構成的不同也是重要原因。相比廣州火車站，廣州東站的乘客無論是社會地位、經濟水平、文化水平、自我保護能力都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的“可欺負性”就要低得多。正是這樣，“背包黨”才會群集于廣州火車站，依靠低劣的行騙手法不斷得手。用陳濤的話說，“我們找的大都是那些穿得不是太干凈、氣質差一點的人，他們剛從農村出來，沒見過世面。”

　　由于缺乏城市現代化經驗，政府部門在整治火車站時多少顯出了被動、無力與無奈。歷來多次的火車站清查，都是經媒體曝光后有關部門所作的回應，報道一次便打擊一次。這種運動式的管理和模式，喪失了常規檢查出擊的主動性，在日趨前進的現代化進程中相對滯后，應急之策就只能是施以重典。

　　對于這樣的整治工作，原廣州市政協主席陳開枝憂心忡忡。他說，現在領導壓下來了，大家都去整治，小小的火車站出動幾千軍警的力量，這種管理方式能維持多久？有多少納稅人的錢能夠養那批人？那不是長久之計。只有各個部門真正負起責任來，解決內部管理方面的弊病，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事實上，政府部門對于整治流花地區并非沒有決心。早在1995年2月11日，時任廣州市市長的黎子流視察流花地區時就說：“市政府已經下了決心，全面整頓流花地區秩序，把這一地區建成國際化大都市的窗口。”“對違反有關法規的人，不管后臺是誰，都要依法處理。”

　　同年8月，在市政府的統一部署下，市公安局、警備區、武警等有關單位聯合執勤，重點整頓流花地區的交通工具。流花地區管委會特意組織由軍區警備糾察、武警、公安交警組成的聯合執勤隊，整治該地區交通秩序。但是，對于廣州火車站乃至流花地區，始終沒有能從“整治一次，好轉一時”的尷尬境地中解脫出來。

　　事實證明，一個城市，一個社會，運動式的管理只能維持一時，而且成本極高。要徹底打擊“背包黨”，實現長治久安，還必須依賴合理的功能規劃和日常的制度建設。這也正是廣州火車站廣場及周圍地區整治十多年來難斷根源的原因所在。

　　無論如何，陳濤所揭的黑幕，還是如浪潮般一次次地猛烈沖擊人們的視覺神經，外界反響的熱度大大超過了記者的想象，達到了近年來的沸點。此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揭黑行為，將“背包黨”長期存在的問題清清楚楚地暴露在陽光下，網上網下，打擊根治的吶喊像潮水般不斷涌來。

　　隨著“揪出黑老大”的呼聲日漸高漲，政府部門的打擊行動目前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媒體報道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這固然令人大感欣慰，然而，要徹底鏟除長期盤踞在廣州火車站乃至流花地區的這顆“毒瘤”，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

　　律師說法

　　按照陳濤的說法，“背包黨”其實是一個組織嚴密、勢力龐大的團伙，老大手下有4名帶頭大哥，分別有打手保護；下面是馬仔，十幾名馬仔控制百多名“背包黨”，而光是“背包黨”就有近2000人。這個團伙的成員分工明確，“背包黨”負責拉客行騙，打手除了保護大哥外，還不失時機地使用暴力手段，對不就范的旅客進行脅迫。

　　9月6日凌晨，記者喬裝成外地來穗群眾進行暗訪時，發現“背包黨”以各種理由將旅客騙到一小胡同里的黑售票點，而胡同口有十余名打手聚在一齊負責“看場”。一名電視臺記者買了高價票后試圖離開，竟遭拳打腳踢。

　　記者多次暗訪調查發現，盤踞火車站的“背包黨”進行違法活動時通常都不會單打獨斗，而是兩三個人一起七嘴八舌說得旅客頭昏腦脹最終信以為真。

　　廣東華安律師事務所主任鐘琦認為，“背包黨”行騙時間非常長，長期欺霸一方，是典型的集團作案，警方應積極采取行動，一舉將這個集團端掉。鐘律師同時表示，他個人傾向于一種觀點：在這個集團犯罪中，黑老大是主犯，要承擔主要法律責任，而其余拉客仔，或是被控制，或是出于金錢因素行騙，也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黑勢力滲透疑點

　　1979年至1991年曾在火車站工作的一名警察稱，在他任職期間，有警察因收好處費幫野雞車開脫，受到過紀律處分。

　　1999年2月8日14時許，廣州火車站派出所民警唐某某會同治安聯防隊保安員抓獲票販后敲詐勒索，后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1999年10月中旬，廣州市流花公安分局一名民警給本報寫了一封舉報信，信中舉報黑公話背后幕后老板馮小明跟流花地區各部門都很熟絡，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2000年，一個自稱“在火車站混了10年的票販子”給本報來信舉報：票販子每個月6日到10日是主動上“稅”期，炒票的每人每月向公安交200元。便衣民警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錢8萬至10萬元，在票廳上班的民警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錢5萬元至6萬元。

　　2000年，一名曾在流花公安分局任職的警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巡邏時即使是一個水果攤也不能隨便動，因為說不定這個水果攤的主人就能很容易地找到他的領導。

　　2001年11月14日，周廣龍黑社會性質組織一案在審理過程中，第三被告人吳偉東在回答公訴人提問時稱，火車站派出所一個姓李的民警每個月都收取6000元保護費。如果火車站派出所有什么清查活動，警察都會事先通知。對此，法院沒有最終認定。

　　2005年3月，本報記者深夜發現北站“野雞車”站點正在運營，當即撥打110。不到20分鐘，現場停放的四輛大型客車、十余輛中巴車和面包車突然發動起來，拉上數十名受騙乘客和“野雞車”“工作人員”全部逃離現場。21分鐘后，當有運政執法人員與記者聯系核實現場情況時，“野雞車”黑站早已“人去站空”。（編輯：李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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