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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的《新京報》發表了朱偉一先生的《對價：承諾后不可反悔》一文（以下簡稱《對價》一文），因文中涉及到我先前在《財經》雜志上發表的文章，有幾點需要商榷。
關于財產是否可以被剝奪的問題，財產當然是可以剝奪的，關鍵是標準。我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財產的法律關系，必須經得起法律最嚴格的檢驗。在沒有法律、法規、合同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要從根本上改變財產的法律關系，把你的財產變成我的，這就構成了剝奪
。對財產的保護是《憲法》規定的根本大法。我堅決支持股改，但是反對要求大股東交出股票，因為我認為沒有充足的法律根據。如果有人大立法，那就可以構成充足的法律根據。
關于已流通股是否享有流通的排他權和獨享權，請再讀一下我在《財經》雜志上發表的原文，文中當已指明，我不認為流通股的排他權和獨享權得以成立。
我不同意《對價》一文中所說的當年國有股暫不上市“就是為了減少流通股數量，提高股價，有利于股票的發行”的論點，也不認為這一論點經得起法律的檢驗。股票的價格，包括發行價，是諸多因素的綜合反映，流通股數量的多少最多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絕非惟一的因素。這一點基本常識還需要多花筆墨去論爭嗎？
關于承諾問題，如果當年說“永遠不流通”，而現在要求流通，那《對價》一文中的“救濟說”還可能成立。如果當年沒有說“暫不流通”，而只是說“三年內不流通”，但時間又過了三年，那要流通還必須“救濟”嗎？如果不是三年，而是五年呢？不是五年，而是十年呢？按該文的推論，那都不必再“救濟”了。難道“暫”反而要比三年五載、五載十年還要長嗎？關于“承諾后不可后悔”，先得弄清楚承諾的是什么，如果把“暫時”更換成“永遠”，然后逼著別人“不可后悔”，公理何在？法理何在？
我不同意《對價》一文把未流通股股東等同于政府的說法，別忘了那些民企、外企和個人。我更不同意把一瞬間的股東等同于自上市以來一直持股的股東（如果還能找到的話）。股票的每一次易手，都構成一個新的合同。
總之，我堅決支持股改，但是反對要求大股東交出股票。眾所周知，《憲法》對財產的保護是我們來之不易的權利，直接關系到立國之本。嚴格遵守《憲法》對財產的保護是行政部門和每一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其實我的呼吁與其說是為了保護國有資產不受侵犯，不如說是為了保護我們大家每一個人的合法財產不受侵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誠哉斯言。
高志凱（耶魯法學院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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