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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爭力強大且面臨紡織品貿易“后配額時代”的中國紡織服裝產業曾經是全世界投資者向往的投資熱點，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經歷了來自國內外的大規模資本投入，以至于1994年—2003年間全世界55%的織機和23%的紡紗機賣到了中國。
然而，“后配額時代”不過半年，中國紡織業已經連遭打擊，雖然中歐雙方就紡織品貿易安排達成的備忘錄不失為次優選擇，但是中美商貿聯委會無果而終，美國對我國設限的
部分紡織品在美國海關的清關率已經達到了100%，中美第三輪紡織品磋商能否達成協議尚在未定之中，美國對我國紡織品調查范圍又在不斷擴大。
與此同時，毀滅性的價格戰已經在部分地區、部分產品上展開，甚至出現了出口價格與制造成本倒掛的現象。根據義烏襪業協會對該市5家襪業制造商和5家襪業貿易商出口美國棉襪價格資料的分析，2003年每打棉襪出口均價，制造商為4.73美元，貿易商為2.40美元；2004年1—6月每打棉襪出口均價，制造商為4.89美元，貿易商為1.54美元。
中國紡織業當前的窘況，美歐貿易保護主義者固然難辭其咎，但它更體現了我國紡織業“集體行動的謬誤”。因為即使別國不對我國紡織品設限，根據我國紡織業的投資增長勢頭，我國紡織服裝業在不太長的時間里也難免產能過剩、最終引爆毀滅性價格戰的命運。我國政府事前并非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紡織業已經歷了多輪以“壓錠”為標志的調控行動；但在地方政府和企業千方百計的規避之下，這種調控最終結果是壓縮了國有企業卻為民營企業開辟了超常規發展的空間、控制住了內資企業卻讓外資企業乘虛而入。
無需否認，假如其他地區、其他企業不規避國家的緊縮性調控措施，僅有的一個實施擴張政策的地區或企業必定能夠占據優勢；就好比在體育場看臺上，當別人都坐著的時候，惟一站起來的人肯定能夠看得比較清楚。問題是，當一個人站起來之后，有什么能夠阻止別人為了不被擋住視線而同樣站起來？結果必然是大家都比坐著的時候累，但誰也不能比坐著的時候看得更清楚。
這種“集體行動的謬誤”并不僅僅表現在紡織業。我國投資以“一窩蜂”為特征，多數一般競爭性產品國內生產能力供過于求，偏偏我們又置身于一個幾乎所有產業、所有企業都面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結果必然是我國貨物出口的談判地位虛弱，價格戰和貿易摩擦便不可避免。在這方面，我們有著太多的教訓：如我國制藥企業對維生素C的瘋狂投資，如我國的焦炭行業，等等。
無需列舉更多的例子了，在全球視野上考察，我們還可以看到，所謂“全球化”的含義之一就是讓發展中國家數十億人口都涌向相對狹小的出口市場而自相競爭，這種局面固然有利于對發達國家維護其經濟霸權，對發展中國家卻可能是一種悲劇。
梅新育（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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