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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綠色轉型的背景：

　第一，國際經濟發展面臨轉型。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等這些問題日益凸顯，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嚴重的影響。縱觀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道路，隨著自身能力的增長，雄心和欲望也在不斷的膨脹，加速了人類對自然的攫取和破壞，“先污染后治理”一度成為各國經濟發展普遍的模式。由聯合國組織的1300多名科學家完成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顯示，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有60%正處于不斷退化的狀態，地球上近2/3自然資源消耗殆盡，世界經濟發展模式亟待轉型。

　第二，我國自然資源面臨巨大的挑戰，環境壓力凸顯，亟待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綠色轉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是傳統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造成了資源的加速耗費和衰竭，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中國既要完成新的減排指標，又要提高經濟效益，只有推行綠色轉型發展，才能在應對環境壓力的同時，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和良性的發展。

　第三，中國黨和政府非常重視生態文明建設，把環境保護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機遇。“十三五”期間中國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推進綠色、循環、低碳發展，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努力實現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綠色轉型。在剛剛開幕的十九大上，習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求。

　夏祖義認為，環保督察有利于促進中國綠色轉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謀劃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長遠性、開創性工作，推動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和全局性變化，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進入認識最深、力度最大、舉措最實、推進最快，也是成效最好的時期。集中體現在五個方面的“前所未有”：第一，思想認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第二，污染治理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第三，制度出臺頻率之密前所未有；第四，監管執法尺度之嚴前所未有；第五，環境改善的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

　近年來，環保部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強化督查作為契機，推動各地的經濟結構調整，促進轉型。從今年4月7日開始，環保部從全國抽調5600人次，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開展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計劃開展一年，被媒體譽為“我國環保有史以來國家層面直接組織的最大規模行動”。在強化督查的基礎上，決定從9月1日開始啟動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京津冀地區的大氣污染，一方面受地區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的影響，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該地區的供暖、采暖，煤的散燒，排放不能達標。督查的重點就是污染源的穩定達標排放，督促地方加大“散亂污”企業的綜合整治，加快推進散煤治理。截至9月30日，強化督查一共檢查了78001家企業，其中有26390家企業存在環境問題，占比達33.8%。在這些企業當中，“散亂污”企業工藝技術落后，基本上沒有污染治理設施，長期的違法排放嚴重影響了周邊地區的環境質量和群眾的身體健康，并且生產成本低，造成了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通過督查督促地方調整區域產業結構，讓企業進行升級改造，實現良性發展。“散亂污”企業的整治既是“藍天保衛戰”的需要，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更是結構性調整的必然舉措。

　最后，夏祖義介紹了關于環境保護部開展京津冀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促進綠色轉型的幾個具體的案例：

　邯鄲永年區以短期陣痛實現涅槃。河北省邯鄲市永年區全面開展散亂污企業清理整治和標準件產業的規范提升，在清理整治之前，很多企業沒有污染治理設施。經過這次環保督查以后地方共取締了5094家企業，提升改造了4004家，引進了21個高端標準件項目，共230多億元，推動該地區產業跨了一個大的臺階，很多產品進入了國際的高端市場。

　濟南借力大氣污染強化督察巡查，促進新舊動能轉換。今年濟南市大力推進環境整治工作，促進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提升，今年上半年，濟南市GDP總量為3417.4億元，同比增長8.3%。1-8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5.2%，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2.4%，稅收增長10.1%。

　山東省濱州市減產至收入增一成。今年以來山東省濱州市關停電解鋁環境違法違規產能269.2萬噸，壓減粗鋼產能182萬噸，取締整治“散亂污”企業1914家，其中關停取締的1408家，整改提升的506家。1-9月份，濱州市鋁產業實現了主營業務收入1850億元，同比增長10%，新型化工產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165億元，同比增長17%，紡織業實現了998億元的產值，同比增長10.9%。

　河南省新密市以環境治理倒逼產業轉型提質。新密市拆除煤氣發生爐354臺，關閉耐火材料企業85家，實施200多條窯爐的節能改造。1—8月份新密市耐火材料產量799.6萬噸，同比增長7%，產值達到534.3億元，增長7.7%，稅收3.3億元，稅收增長40.9%。

　河北省廊坊市大城縣以超常舉措打贏產業整治攻堅戰。大城縣共完成整治散亂污企業1968家，巖棉企業剩25家，消減產能20萬噸；玻璃棉企業剩13家，削減產能1萬噸；有色金屬熔鑄企業剩17家，削減產能50萬噸。保溫建材產業淘汰低端企業，為品牌企業騰出空間，標桿企業產品銷量明顯提高，1—6月份這些企業的稅收達到1.04億元，同比增長35.4%。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前三季度石化行業結束了五年來徘徊沉悶的增長狀況，從2015的負增長、2016年的基本持平到今年開始加快增長，主要得益于以下四點：

　第一，得益于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實施取得明顯成效。在各級政府和行業企業的共同努力下，石化行業“三去一補一降”和結構調整各項工作取得積極進展，煉油行業淘汰200萬噸/年以下裝置84套，合計退出產能5795萬噸/年。氮肥行業共退出合成氨企業40家，農藥行業退出企業25家，燒堿企業退出13家，聚氯乙烯企業退出14家，輪胎行業退出9家，產能退出效果比較明顯。特別是隨著各地環保政策的嚴格實施和環保督察的深入開展，一大批小、散、亂的化工企業關停并轉，不僅提高了行業的綠色發展水平，而且提高了石化市場的規范化水平。

　第二，得益于我國宏觀經濟整體產業升級的帶動和拉動。航空航天、高鐵、汽車、綠色建材、電子信息、電子商務、健康醫療等新興產業對石化工業帶動明顯，創造了新的市場空間。人們的整體消費升級了，價格高的高端產品也變的有市場。

　第三，得益于世界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石化行業是景氣周期非常強的行業，油價企穩回升，新一輪世界石化行業景氣復蘇，對帶動我國石化經濟向好也起到積極作用。

　第四，得益于全行業的動能轉換和創新發展。截止到目前，石化行業已有90家國家級創新平臺和34家國家級技術創新示范企業、14個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行業的民營企業，創新意愿和創新的動力都在增強，一大批創新型企業正在崛起。

　從根本來說，我國石化工業仍處于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石化工業無論產品總量和產業結構，都還不能滿足國民經濟配套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依然十分繁重。目前行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投資持續疲軟。1—8月石油和化工行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30萬億，同比下降2.1%，增速還是沒有轉正。行業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傳統石化產業盈利能力下降，企業投資的風險加大，這也是民間資本投資意愿不強的一個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石化項目安全環保政策趨嚴，審批審查難度加大，也使實際投資增速下降。總的來看，行業投資適度放緩，符合行業轉型期的特征，也有利于倒逼企業加快技術改造、產品升級、科研創新。

　二是安全環保壓力加大。面對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面對政府、企業、公眾的綠色呼聲，全行業“三廢”排放、環境治理和綠色發展確實面臨嚴峻的挑戰。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本質安全型的石化行業是企業面臨最主要的問題。

　三是市場需求上升和“去產能”形勢的不確定影響。我們一方面在努力推進“去產能”，另一方面一些價格好轉、效益改善的行業投資沖動又開始顯露苗頭。一些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落后產能和“僵尸企業”仍沒有完全退出，一旦價格回升有可能重新回到市場。因此市場需求的平穩增長和“去產能”的矛盾將繼續交織，并對行業經濟運行帶來不確定影響。

　總的來看，石化工業作為我國重要的能源、基礎原料和支柱產業的地位沒有變。目前行業的主要矛盾仍是產能結構性過剩與高端化學品供給不足的矛盾，是落后的產業結構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綠色環保需求之間的矛盾。所以加快改造傳統石化產業，加快發展化工新材料等高端化學品仍是石化工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

　關于促進石化工業綠色發展的幾點建議：

　第一，要著手建設綠色發展的規范化長效機制。環保督察是促進企業綠色轉型的有效手段和形式之一，也有容易“誤傷”部分合格企業的副作用。從長遠看，一定要從完善石化行業管理和監管體制出發，大力加強石化行業設計標準、技術規程、安全規程、工藝紀律等基礎管理，使政府、企業、行業協會各自回歸定位，各自承擔應有的責任，形成綠色發展的職能體系和規范化體制機制。

　第二，要優化行業布局。石化工業具有典型的循環經濟特征，上下游互為原料、相互依存，適合園區化集聚發展，也是世界石化工業普遍采取的發展模式，更是集中解決石化安全環保問題的有效方法。解決石化安全環保問題，就要逐步解決按行政區劃分散布局的傳統做法，按照石化行業的發展規律優化布局。

　第三，推動企業兼并重組。石化工業特別是基礎化學品領域規模優勢明顯，應結合危化品企業搬遷入園，借鑒國際跨國公司結構調整的經驗，充分發揮政府政策引導作用，以市場和資本力量為主，鼓勵要素資源向優勢企業和優勢園區集聚，推動實現企業專業化整合和重組。

　第四，大力支持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改造。中國現階段大部分石化企業仍處于基礎產業領域，處于世界石化產業鏈的中低端，要全面提高石化行業綠色發展水平，必須著重對中國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基礎產業領域進行改造提升，特別是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第五，大力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石化工業是高度國際化的行業，依托世界優勢資源和市場發展是我國石化產業由大變強的必由之路。要通過深入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和國際產能合作，積極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提高全行業國際化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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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環保督察確實是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推手。從表面看，加強環境監管實際上會提高企業成本；但是在邏輯上講，從宏觀、從長遠看，嚴格環境執法、加強環境監管將促使企業提高效率、改進管理、不斷創新，這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的要求。從近代監管歷史和其他國家做法來看，我們的環保督察完全是一項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做法。我國的環境監管是屬地化管理，由于發展理念、政績標準等多種原因，在一段時間內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發展而沒有促使環境標準得到實施，造成了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的環保督察能使得環保法律法規在地方得到充分的執行。所以這次環保督察本質上是“督政”而不是“督企”。

　就目前效果看，環保督察收效顯著。一些地方政府在這種壓力之下可能會有所謂一刀切、亂作為的行為；但也可能是因為環境污染太嚴重，有些問題由于歷史原因太復雜、尖銳，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很難解決。我們需要盡快回到常態化的依法監管、依法問責軌道上。

　第二，從邏輯和歷史來看，加強環境監管可以促進創新、有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嚴格社會性監管，包括生產安全、職業健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政府監管，有助于倒逼企業提高效率、改進管理，并通過創新滿足監管要求。根據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學者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被稱為“波特假說”，嚴格的環境保護法規有助于促進企業創新。其邏輯推理是：污染就是資源浪費，就等于無效率，而控制污染就可以減少浪費、提高效率。環境監管通過兩個途徑促進創新，一個是生產方式不變，設法降低終端處理成本會促進污染控制技術及設備創新；第二種創新路徑是從造成污染的根源入手，通過創新改變生產流程與產品性能等。從源頭促進創新對效率提高的幅度更大，完全可以彌補環境監管帶來的成本增加。在中國也有比較鮮活的例子，如山東省泉林紙業在山東省造紙業嚴格環保執法的情況下創造了一套全新的造紙模式，實現減少污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創造更高價值的創新。但是要重點關注達到環境保護的結果，不要只關注一兩項技術。環境保護的立法、標準可以很嚴，但是實施過程中還得要循序漸進，比如環境標準提升要有個預期，使企業有提早投資的準備等。

　第三、從更長期的制度建設看，我們要加快環境監管體制改革。因為環境監管是專業化的、技術化的，所以要有立法的支持，要有專業隊伍、專業能力的支持，做到常態化、可預期、可問責。這個可問責就是依法的、常態化的問責，既要有來自上面的縱向問責，也要有人民群眾、媒體監督下的橫向問責，這應該是我們制度建設的方向。

　第四，我有一個需要求證的假設，即如果我們公平地嚴格執行環保法規、公平地實施嚴格環境監管，我們的企業和產業應該仍然可以保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從宏觀上來看，中國中低技術領域制造業一直非常有競爭力。十多年前，西方媒體和經濟界曾熱烈討論過“中國價格（The China Price）”，說中國常用工業制成品比國際價格低30%。現任特朗總統助理、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貿易和產業政策主任彼得?納瓦羅博士那時寫過一篇文章“The Economics of the ‘China Price’”，列出了中國產品低價格的八個因素。我們可以以此為根據分析一下這八個條件中現在還有哪些仍然存在，同時從這八個因素角度來看制造業產品的競爭力受到環境嚴格執法的影響有多大。

　第一個要素是中國有低工資、高質量的工人，雖然現在中國工人工資上漲幅度較大，但是工作質量、生產率也在提高，我覺得這個有利要素仍然成立。第二個是知識產權保護和創新，現在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得到極大改進，同時企業創新能力迅速提高，不管專利申請量還是產品創新形勢都不錯，中國經濟可以依靠內源性知識創新與知識擴散，我覺得該優勢要素仍然存在或者至少是中性。第三、第四說中國當時工人健康、生產安全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社會監管缺失，現在這個低成本“優勢”不存在了。第五個是出口補貼，現在這個因素的影響減弱。第六是中國有完整的產業集群，這個優勢目前在中國是大大加強了，中國工業體系的完整性、產業集群的多樣性應該說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少有的，并且在人類工業化歷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國完整的集群帶來企業產品和產業的超強國際競爭力是其他國家沒法替代的。第七是外資所帶來的管理實踐的示范效應，我覺得中國經濟全球化程度提高之后該要素得到了加強。第八是人民幣被人為的低估，這個優勢已經不存在了。

　綜合起來看，中國的制造業由于超乎尋常的產業規模、特別是多樣化、完整的產業集群而有很大的韌性，即使環境監管和其他社會性監管提高了產品成本、帶來一定沖擊，對中國制造業產業的整體競爭力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不可能出現中國制造業因為社會監管成本的提高而大規模向其它國家轉移。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如果我們公平實施環保執法、嚴格環境監管，所有企業都面臨同樣的成本壓力，即使所有企業短期內都必須提高產品價格以消化成本，但只要執法公平，中國企業同步提價，下游零售商也必須接受新的“中國價格”，這個成本可以直接傳遞到終端消費者，或者降低流通環節的利潤率，中國的制造業仍然保持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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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環境破壞程度不容小視，面臨的環保任務十分緊迫。2015年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簽署了《巴黎協定》。《巴黎協定》提出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2度，爭取控制在1.5度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這意味著如果要把1.5度作為目標的話，2050—2060年期間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都要達到零排放。如果是2度的話，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60—2070年實現零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的來源就是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氣。這就是全球面臨的任務和挑戰。

　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物質不滅能量守恒，排放的所有污染物都不會消失，可以通過光化學作用生成新的污染物。地球系統當中污染物濃度越高，地球自凈能力就越差。從總的來看為什么應該有緊迫感呢？因為整個地球的環境問題是一個指數現象，是突發的，并不像經濟增長是線性的。比如今天水池里有一千個水葫蘆，第二天變成兩千，第三天兩千變成四千，這時水池里的生命還都可以安全生長，人類可能并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到來。但是第四天當水葫蘆裂變成八千，殆盡了池塘里的氧氣，使得水塘里所有的生物會突然死去，所以說是突發性的。之所以國家采取這么嚴格的環境督察，通過了全世界最嚴格的《環境法》，是有它的道理的。

　關于環境和經濟增長，短期內如果搞環境督察、改善環境質量，一定會以經濟增長作為代價，但是長期就不是這樣了。地球生態系統有其有限性，不僅是資源有限，而且地球上環境自凈能力的有限性，也就是環境容量的有限性。以氣候變化為例，海洋包容了全球二氧化碳的70%，升溫之后海洋、凍土、冰川里的二氧化碳全部都會出來，到時候整個大氣系統就會混亂，那個時候人類即使停止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都無法挽救這個系統。經濟學家可以算一算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從而衡量是環保督察造成的損失大，還是一開始杜絕環境污染的成本高。所以經濟學家和環境科學家之間要有一個積極的對話，并把雙方觀點結合起來。中國已經發展到很強大、水平很高了，管理水平也應當提升，搞精細化管理。

　是不是這樣的環境督察會永遠下去，成本怎么算？如果今天去改善，長期成本就會降低，否則成本會越來越高。《巴黎協定》是全球近200多個國家都在履行的協定，全世界都在做這件事。比如歐洲很多國家已經提出了到2050年要停止消費化石燃料，中國也有很多好的案例，比如大城縣一家生物能公司所做的農村區域供熱系統完全由生物質能做燃料，解決了農民冬季清潔供暖問題，經濟效益也很好。中國有很多這樣的企業正在向這個方向努力,比如智能化分布式能源系統可以把可再生資源提高到50%以上，能效增倍，而且經濟效益最好。所以環境和經濟發展是不是那么矛盾或沖突，還是要取決于中國的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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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環保督察有力地促進了去產能，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實。環保督察雖然看起來是帶有臨時性的措施，但在去產能方面起到的效果卻是長期性的，被關停的不符合環保標準的企業想要重新開起來，是很難的。

　第二，可以預期的環保督察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企業產出的波動性。不少環保督察通常會配合特定的重大活動而開展，這種環保督察基本上是企業可以預期到的。這種可預期的環保督察每年涉及的工作日數量占全年總工作日的數量，估計能夠達到2%-3%。如果企業在環保督察期間徹底停工，那么就難以完成全部的生產計劃。所以，站在企業角度考慮，理性的選擇就是在可預期的環保督察開始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時期內加班加點，把督察期間的停工造成的產量損失給補起來。這樣，從時間軸上觀察，應該可以看到可預期的環保督察造成了產出的波動。從邏輯上推斷，這種效應是存在的，但到底有多大，還需要從經驗上加以測度。

　第三，按照污染物外部性的波及范圍設置監管機構，可能有助于實現稀缺環境資源的最優配置。環保監管機構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但污染物外部性波及范圍往往是跨行政區劃的。外部性波及范圍和監管機構的設置并不重合。這種格局不利于實現稀缺環境資源的最優配置。倘若根據不同污染物外部性的波及范圍設置環保監管機構，可能有助于環保監管機構在外部性波及的整個范圍內統籌考慮，從而使稀缺環保空間得到最優配置。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設想，在國際范圍內嚴格按這種設想進行環境監管的經驗并不多，具體操作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關于環保和增長的關系，大家有不少爭論。我覺得理解兩者關系的一個角度，是區分水平效應和增長效應。可以做簡單抽象，在生產函數里把環保成本作為一個減項，那么環保肯定對產出水平發生負面影響。可是如果所有國家和所有人遵循同樣的環保規定，大家都要承擔這個減項，那么長期來看產出增長的趨勢是不會受到環保影響的。也就是說，環保措施對產出水平有負面效應，但是對產出增長趨勢沒有長期的負面效應。當然，從沒有環保措施從而不承擔這個減項，到實施環保措施從而承擔這個減項的過渡過程中，也會減慢產出增速。要實現這個過渡，首先得加強監管，進而使得原來不值錢的環境因素變得值錢，變得具有經濟價值；然后企業就有積極性去研發和推廣更節能、更清潔的技術。在這個過渡過程中，研發環保技術、生產環保設備的企業會獲利，這也是一個增長點。這個增長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他企業因為上馬環保設備、提高環保水平而對產出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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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效果看，最近兩個季度PPI大規模上漲說明環保督察效果非常明顯。以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思想為指導，五年來反腐敗工作的強化和環保部積極作為讓各地政府對環境污染不再“睜一眼閉一眼”，治污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就增長而言，環保督察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一定沖擊，二季度GDP增長6.9%，三季度雖然慢一點是6.8%，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服務業，這說明實物經濟的貢獻比重是下降的。實物總需求增長速度持續下降。固定資產投資1—9月份實際增速為2.2%，去年這一速度曾在9%以上。環保督察對固定資產投資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沖擊，比如采掘業投資增速為-9%；工業制造業的投資增長速度大大低于年初和去年年底的市場預期，本來今年是工業制造業更新改造的好機會，但這一現象并沒有發生。制造業投資雖比去年同期稍高，但也只增長了4.2%。其次上游產品和基本原材料價格持續快速上漲并不是因為需求拉動的，而是產出缺口沖擊。我們觀察到的價格快速上漲的產品都是治污目標行業。環保督察強化了去產能效果，加大了產出缺口對上游價格的沖擊。

　現在的問題是，一刀切的環保督察是否有調整，是否要調整。如果環保督察的沖擊效應一直持續，明年的經濟增長會怎么樣，能容忍經濟增長下探至什么水平？如果強調經濟要增長的話，會不會在增長的條件下出現污染反彈？陳興動認為，環保要標準化制度化，督察要公平有效。“制度化”要求環保等權力部委與各行業協會相互配合，要根據行業特點，有針對性制定環保標準和實施細則。這次環保風暴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制造業升級。被＂一刀切＂關停的企業，決不能讓他們在風頭過后又簡單地恢復生產，但也不能一關了之。應該拿出措施幫助絕大部分企業更新改造，升級換代，提升價值鏈。中國進入“新時代”，所謂“新時代”就是要求轉變，不能在原有的基礎上搞經濟增長，而是要讓產業沿著價值鏈條逐步攀升，不再去生產以環境為代價的產品。這需要政府對產業的扶持，才有可能實現中國產業的真正升級。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認為，最近兩年制造業的生產走得比較平穩，但是制造業投資走得不好，這里面有個很大的缺口。為什么環保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產品價格提高了，企業家第一反應一定是加班加點生產。但要讓企業家擴大投資，他可能就要多問一下：價格為什么會起來？是需求真的起來了嗎？還是說僅僅是由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由于去產能帶來的供給收縮？如果是后者，恐怕投資意愿是不太容易起來的。所以這里就涉及到投資驅動力和投資信心的問題。

　美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一直到九十年代前期，制造業也出現類似情況，出現了生產和投資之間背離的情況，投資不是那么容易起來。還有一個佐證，因為中國制造業投資里面，90%是民間投資，所以制造業投資有沒有起來，換句話說，就是民間投資有沒有起來。哥倫比亞商學院編制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是一個非常好的指標。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就是民營企業家對未來中國經濟前景有沒有信心，對未來宏觀調控能不能看清。這個指數在次貸危機之后和2013年都創了新高，即企業家對未來沒有什么信心。2013年中國經濟處于下臺階的過程，實體投資回報率下降，企業家信心起不來。現在這個指數處于歷史新高，而這個指標跟民間投資增速的擬合度很好。在民營企業家信心沒有起來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要起來始終缺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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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兩年制造業的生產走得比較平穩，但是制造業投資走得不好，這里面有個很大的缺口。為什么環保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產品價格提高了，企業家第一反應一定是加班加點生產。但要讓企業家擴大投資，他可能就要多問一下：價格為什么會起來？是需求真的起來了嗎？還是說僅僅是由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由于去產能帶來的供給收縮？如果是后者，恐怕投資意愿是不太容易起來的。所以這里就涉及到投資驅動力和投資信心的問題。

　美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一直到九十年代前期，制造業也出現類似情況，出現了生產和投資之間背離的情況，投資不是那么容易起來。還有一個佐證，因為中國制造業投資里面，90%是民間投資，所以制造業投資有沒有起來，換句話說，就是民間投資有沒有起來。哥倫比亞商學院編制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是一個非常好的指標。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就是民營企業家對未來中國經濟前景有沒有信心，對未來宏觀調控能不能看清。這個指數在次貸危機之后和2013年都創了新高，即企業家對未來沒有什么信心。2013年中國經濟處于下臺階的過程，實體投資回報率下降，企業家信心起不來。現在這個指數處于歷史新高，而這個指標跟民間投資增速的擬合度很好。在民營企業家信心沒有起來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要起來始終缺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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