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元春

　　消費的提升是一種系統工程

　　消費不足有幾個標準，最核心的標準是相對供給而言，導致產能過剩，特別是消費品的產能過剩，這是最重要的標準。從去年來看，中國與過去正常的消費水平、消費增速有所變異，同時相關企業的一些庫存有所上升。從這些指標來看，的確總體上存在著消費不足的問題。

　　改善消費不足有幾種方法，第一種是增加收入；第二種是在收入既定的情況下，通過降低消費成本，提升消費者的消費意愿；第三種是提高消費的性價比和消費品的可獲得性，從而滿足一些潛在的消費。這些舉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落實到短期的機制體制調整，中長期依賴于制度的改革，特別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還有對群體未來消費預期、收入預期的調整，消費的提升是一種系統工程。

　　改善消費預期可以提升居民的消費意愿，今年還是面臨著非常大的不確定性，比如新冠疫情。要降低經濟的不確定性，提升人們的消費預期，首先要讓民眾相信中國經濟的彈性和韌性，相信中國制度的優勢能夠幫助我們克服大量外生的和內生的不確定性，信心的建立是很重要的。第二是要讓民眾對于未來的美好生活有一種向往，收入在未來是穩中有升的。“十四五”規劃里要求國民收入要與生產力和國民GDP增長速度相匹配，這是會提升民眾的信心的。

　　發放消費券只是非常規的臨時性政策，不能夠常態化使用

　　對于一線城市和北上廣等超級大城市，進一步挖掘服務業的消費潛力，促進消費結構的轉型，要完善服務體系，因為我們的服務供給，特別是優質的服務供給往往是短缺的；此外，公共服務體系也要很好地建立起來。

　　去年一些城市發放了各種消費券，發放消費券對于特定人群，在特殊時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像豬肉價格上漲過快，對于低收入居民的確會帶來一定沖擊，價格型補貼、低收入補貼能帶動一些消費；同時也在經濟疲軟時，利用消費券形成間接的定向財政補貼。消費券在特殊時期里短期可以使用。

　　但是消費券存在很多局限性，第一是它會產生跨區的消費替代；第二它有可能存在一些套利的行為，比如消費券的黑市，所以有時候過度使用消費券這樣的模式，反而會擾亂市場秩序。所以，一般在大部分國家，發放消費券只是非常規的臨時性政策，而不能夠常態化使用。

　　中國目前國民經濟運行還是比較健康的，不鼓勵使用這樣的方式，對于中低收入階層和消費者可以通過直接的價格補貼。因為這既存在著消費刺激，也存在著很多差別，比如對生產者的補貼來降價促銷，對消費者的補貼來鼓勵消費，這是不一樣的。很多短期消費政策的使用，一定不能擾亂市場在價格形成機制上功能的發揮。

　　延遲就業可以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和就業結構的適應性

　　有的人認為研究生擴招是個餿主意，因為研究生擴招延遲了就業和消費，這個觀點肯定是有問題的。因為研究生的擴招，第一是由于中國的研究生比重并不是很高，國家人力資源的積累和事業的發展需要適度擴招研究生，特別是在一些緊缺的行業；第二是在去年疫情期間進行擴招，對穩定就業、穩定勞動力市場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這種狀況下如果把大量的大學生投放到勞動市場里，無疑會給勞動市場帶來壓力，給經濟和社會帶來沖擊。

　　延遲就業，可以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和就業結構的適應性，更重要的是會使外生的經濟沖擊在時間中得到緩和，這樣就更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循環，而不是會延遲消費。因為如果大學生直接就業，畢業就失業，那么消費可能會更進一步下降，帶來的家庭負擔、社會問題可能會使整個經濟秩序受到更大的沖擊。

　　所以，那個觀點不成立。大學生就業目前來看，必須要通過經濟增長，因為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GDP，就能解決200萬人左右的就業，今年為什么定在6%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因為中國要完成1100萬以上的新增就業，大致有這樣的對應關系。經濟增長是解決就業問題最重要的積極的就業政策。

　　此外，要進行結構調整，因為一方面中國的失業率并不低，另一方面又存在著招工難、招工貴的問題，存在著一系列結構沖突，在這方面要加大結構的調整。首先是大學的專業要進行調整，使專業方向隨著時代的就業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的發展調整。另外，在產業政策上，也要積極鼓勵勞動密集型、服務型的產業有很好的發展，特別是現在服務業還不是很發達，所以這方面我們要努力做文章。

　　中國失業保障體系的普及和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失業人員要有基本的失業保障，中國未來需要大力發展失業保險，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目前城鎮調查失業率還并不是很高，具有失業保險的人群以城市人口為主，但是接近3億的農民工沒有這方面的保障，所以未來中國失業保障體系的普及和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短期來講，鼓勵一些企業增加就業，鼓勵他們多對工人進行勞動培訓，從而加大就業的“涵養量”。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里面還是把“保就業”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對已經失業的這些人，核心還是要通過發展，通過經濟的復蘇來擴大就業，這是根本的措施；然后才是通過一些消極的就業政策來幫助失業人群渡過這幾年的就業難關。

　　中國目前制約消費的因素太多，未來的消費潛力很大

　　在疫情之前，中國的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占比一直都在六成以上。今年消費對增長的貢獻占比應該會比去年要高，去年是54.3%，今年整個宏觀環境、居民的消費信心都全面回升，應該會使消費有明顯的提振，特別是在疫情控制取得全面勝利之后，餐飲、旅游這種接觸性、體驗性的消費就會有快速的反彈。

　　同時，由于疫情導致很多消費支出范圍受限，今年只要疫情控制住，宏觀環境和民眾的消費預期穩步改善，那么消費應該能夠恢復到疫前的水平。如果在消費潛力的挖掘上能夠有更進一步的動作，那么明后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超過60%應該是沒問題的。

　　一些發達國家消費對于GDP的貢獻占比普遍都在八成左右的水平。對于這一差距，首先，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沒有步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人均GDP在1.1萬美元左右；同時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才達到3萬多元人民幣，還沒有達到5000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對較低。這就導致居民占整個GDP的比重過低，因此居民的消費占整個GDP的比重就更低，這是由初次分配制度決定的。

　　第二就是再分配體系還不完善，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不是很完善，導致居民的審慎性儲蓄很高。

　　第三是住房商品化改革以來，按照單一的市場規律來解決10多億人的住房問題，導致了土地泡沫、房地產泡沫，使居民的可支配資金大量被房地產消耗掉，這些年居民的債務率上升很快，已經突破了50%，接近60%，如果按照可支配收入和債務進行對比，已經超過了美國的水平。

　　第四是有很多中高收入層的消費可獲得性比較差，他們可能有錢，但是很多東西買不來，導致中高端消費品外流的現象比較嚴重。

　　第五是收入分配差距也很大，廣大的農村居民，很多都是剛剛擺脫貧困，他們還有一個消費加速的過程。

　　第六是物流體系、商貿體系的成本太高，很多中國制造的商品在美國的銷售價格要比在中國低20%，這跟國內的物流體系不健全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目前制約消費的因素太多，因此未來的消費潛力很大，要想改變中國消費欲過低，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過低的現象，需要在以上幾個方面進行相應的調整。這也是“十四五”規劃里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擴大內需戰略，需要從這些制度、體系、環境和整個短期消費刺激這樣一攬子的方案，實現消費需求的潛力釋放。

　　房地產完全市場化的這種思想在新時期面臨著很大的戰略錯配

　　房地產完全市場化的這種思想在新時期面臨著很大的戰略錯配，對于中高收入人群，特別是對于高收入人群而言，他們一定要通過商品市場來配置房地產；但是對于中低收入階層，可能需要政府軌來進行完善和建立，獨立分房或者是保障性住房，政府軌還是必需的。

　　很多公務員的收入水平實際上是難以支撐目前購買商品房的成本的，因此在這方面要對于中低收入者、特殊人群有很好的保障，那就必須要在政府軌加大力度，使中低收入人群能比較廉價地獲得住房和相應服務，這樣就可以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房地產上的擠占現象得到舒緩。

　　在很多的發達國家、新興國家，都采取了這樣的措施，向窮人提供廉租房、公租房、共有產權房等各種福利性的住房，而中高端的這些人，有市場進行調節，所以這方面在戰略上需要有一個再定位的過程。

　　中國已經進入新時代，因循傳統的土地財政、因循房地產作為主導產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需要對房地產、對住房有一個再定位、再調整的過程。

　　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勞動力不足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總量不到15萬億美元，有差不多9億勞動力人口；而美國經濟總量有大約21萬億美元，勞動力人口在2億左右，因此在目前這樣的基數下，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是不存在勞動力的絕對短缺現象的。

　　中國勞動力市場面臨的挑戰是結構性的問題，一方面農村還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還有大量的農民工，還有一定的城市失業人口；另一方面又面臨著招工難、招工貴這樣的沖突，這就說明中國的勞動力就業市場的結構問題非常嚴重。要化解這個矛盾，一定要使農民工能夠低成本地成為市民，成為產業工人，而不是依然游走在農業文明和現代城市文明之間。

　　農業現代化一定要穩步推進，使農村里大量人口能夠進一步向現代產業輸送勞動力。還要對勞動力供給結構，特別是人力資本的結構進行全面改善，使之能夠適應信息化、服務化、中高端制造業化等需要，所以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不存在快速提升生育率的“點金術”

　　生育率的提升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首先需要社會文化的改變；第二是生育和養育成本的降低，要想真正鼓勵生育，就應該在鼓勵生育和優質生育上給予很多補貼；同時減少年輕夫婦在生育過程中過度的經濟責任、經濟負擔和社會負擔。

　　不是簡單的政策放開就能夠使生育率提升，也不是簡單地加大獎勵，生育就能提高。實際上，提高生育率是移風易俗、生育觀念改變、生育成本降低等綜合性的產物，所以，不能把它簡單化，認為提升中國的生育率有專門的“點金術”，這是不存在的。

　　另外，在延遲退休、彈性退休這些方面要加大政策調整，通過彈性就業釋放出相應的潛在勞動力，需要更深入地在政策配套上做文章。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