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郭周明（商務部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劉靜知（中商智庫副秘書長）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在剛剛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中也再次強調：“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黨中央立足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要精益求精、注重科學、講求質量，切實提高服務決策的能力水平。”這一精神為我國加快新型智庫建設，提升社會治理效率指明了方向和目標。

　　一、 當今國際社會智庫發展的現狀

　　智庫（think tank）一詞最早出現在1971年，由迪克森（Dickson P．）提出，定義為是一種穩定的相對獨立的研究機構，其研究人員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廣泛的政策問題進行跨學科研究，在政府、企業和公眾密切相關的政策問題上提出咨詢[1]。在2020年2月發布的賓夕法尼亞大學《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中，智庫被定義為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及參與機構，以政策研究為導向，針對國際和國內的問題提出相應的針對性研究與分析，從而使得決策者及公眾作出明智的決策。[2]智庫可以作為獨立機構或附屬機構而存在。作為連接學術界與政策制定部門、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橋梁，智庫應以關切和維護公共利益為己任，將基礎研究與實際應用轉化為供決策者易于理解、參考并采用的決策信息。

　　作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型智庫是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體現。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最新發布的《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3]中顯示，2019年全球共有8248家智庫，其中美國智庫數量為1871家，排名第二的印度智庫數量為509家，中國以507家智庫排名第三。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智庫中，美國智庫占了五席，而在全球排名前176家的智庫中，中國僅有8家上榜。與美國相比，我國智庫雖然眾多，但整體發展質量亟待提升。隨著我國決策機制的日益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對決策所需的專業信息、國際經驗以及其他智力支持的需求也在與日俱增，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道路仍道阻且長。

　　二、 美國頂級智庫發展的典型案例

　　從1910年美國首家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成立至今，美國智庫已逐漸成為世界最成熟的智庫市場。以下僅以美國三個著名智庫為例，就美國智庫如何對美國當局國家戰略制定及實施，對公共政策和輿論引導，對國際公共事務、經濟發展，乃至思想潮流產生施加影響進行分析。

　　（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2019年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創立于1910 年[4]，由美國鋼鐵巨頭安德魯·卡內基所捐贈的1000萬美元起家，如今已在北京、貝魯特、布魯塞爾、莫斯科和新德里分別成立了六個國際中心，并在超過20個國家派有研究人員，形成了完整的全球信息網絡結構。其宗旨是為決策者緩解全球沖突，促進地區和平提供綜合而有效的解決方案；與全球各國政府及民間社會一起，加強政府治理能力與國際事務參與能力；為企業家在多變的國際國內政治、貿易、金融、監管以及其他經濟秩序中提供戰略支持；在核能、互聯網、人工智能及生物技術這四個領域內以跨學科的專業知識，為政策和技術創新架起了溝通的橋梁。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還有“投資下一代”（investing in the next generation）項目，其中包括了以捐贈者為名的專項獎學金計劃，與清華大學合辦的未來大使領導力培養計劃，青年研究助理計劃，以及核安全相關研究計劃。

　　（二）蘭德公司

　　作為全球老牌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賓夕法尼亞大學《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中排名第12。蘭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5]，有超過1950名雇員分布在50多個國家，超過54%比例的雇員擁有博士學位。作為一家研究機構，蘭德公司致力于在軍事及公共政策問題上提供解決方案，使得國際社會更加安全、穩定、健康及繁榮。蘭德公司主要擅長于影響全球安全、健康、教育、可持續性增長與發展問題的分析與研究，其出版物、數據庫或是各類簡報都具有高質量且客觀的國際認可度。

　　蘭德公司有三個負責社會和經濟政策問題的研究部門，四個受美國聯邦政府重點資助的研究美國國家安全的研發中心，以及一個以培養世界一流政策分析學博士為目標的帕迪蘭德研究生院。蘭德公司的兩個子公司分別為蘭德歐洲和蘭德澳大利亞。自成立以來，蘭德公司除了接受公共機構及個人客戶的委托研究之外，還完成了大量有關國際政治局勢以及美國國防戰略的研究報告。

　　（三）布魯金斯學會

　　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2016-2018年度卓越獎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成立于1916年[6]（從2019年起所獲得卓越獎的智庫將不再參與往后的排名評選）。作為非營利性公共政策組織，布魯金斯學會致力于通過深入研究，為解決本地、國家及全球社會所面臨的的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法。布魯金斯學會聚集了全球超過300名頂尖政府及學術專家，這些專家致力于進行高質量的專門研究、政策建議以及其他全領域的公共政策問題研究，其內容涵蓋外交、經濟、發展、政府治理以及城市政策等領域。布魯金斯學會發展的五大目標分別是：改善治理、擴大影響力、促進合作、倡導多邊主義和多樣性、堅持獨立及可持續發展。

　　布魯金斯學會每年出版一本年度報告，內容為其全年的研究成果，同時還成立了大衛·M·魯賓斯坦獎學金計劃，旨在為布魯金斯學會尋找下一代有創造力的專家學者，并幫助改善美國及全球其他國家的政府治理能力。

　　三、美國頂級智庫運行機制分析

　　通過對以上三個智庫案例的了解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的評價指標（參見附錄以），我們可以得出美國頂級智庫運行的幾個共通點：

　　（一）資金來源的多元性和獨立性為研究結果客觀中立提供了財力保障

　　無論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蘭德公司，還是布魯金斯學會，都強調自己研究成果的公正客觀嚴謹性，無黨派站位偏好，以及資金來源的獨立性。其中，資金獨立直接決定著該智庫是否能有客觀獨立的觀點以及不偏向某個黨派的研究結果。

　　美國智庫通常是以理事會的形式出現，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為例，其領導機構是由來自政、商、學界等各領域人士所組成的理事會，日常通過理事會的運作來保證基金會在全球順利開展各種項目。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財務報表顯示，其2019年凈資產達到了3.4億美元，年收入為4118.87萬美元，慈善捐款收入為2366.7萬美元，占年度總收入的57.46%，而來自美國政府的項目委托收入為54.66萬美元，僅占年度總收入1.33%。這些向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捐款的單位不僅有全球商業巨頭波音公司、微軟、摩根大通，埃克森美孚、英特爾中國、Facebook等，還有部分國家政府及基金會，包括了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挪威外交部、日本大使館、美國空軍學院，以及個人捐贈，其中有美國前國務卿羅伯特·佐立克及中國企業家汪潮涌等人。

　　有了高達4100萬美元的年收入用于負擔120位研究員的相關薪酬支出，足以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學者無后顧之憂，以開放、專業、獨立的思維進行項目研究，從而保證其智庫研究成果的客觀嚴謹及高質量。雖然部分捐贈資金有定向使用說明，例如僅限于使用在某一領域方面的研究，但每家智庫都會盡可能的保證資金來源不影響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

　　（二）研究成果的專業性和獨立性為委托政府察納雅言提供了信賴保障

　　在保持自身財務獨立以及可支配資金來源多樣化的同時，頂級智庫與該國政府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從而達到對決策者施加影響，并讓公民社會接納其價值觀的目的。

　　以蘭德公司為例，根據其2018年年度報告顯示（2019年年度報告尚未公布），2018年蘭德公司共有3.45億美元總收入，其中來自美國國土安全部委托項目資金4620萬美元、美國空軍項目委托資金4930萬美元、美國陸軍項目委托資金4050萬美元、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項其相關機構目委托資金6890萬美元、美國國防部及其相關機構項目委托資金6180萬美元，其他聯邦政府機構項目委托金1540萬美元，州政府及地方政府520萬美元。美國政府委托收入占其總收入比重約為83.28%。

　　由于蘭德公司的自身定位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定位截然不同，也導致了兩者來自于政府委托收入的占比有著天壤之別。蘭德公司擁有四個受美國聯邦政府重點資助的研究美國國家安全的研發中心，分別為美國國防部資助的蘭德阿羅約中心、蘭德國防研究所、蘭德空軍項目，以及由美國國土安全部贊助的國土安全運行分析中心。蘭德公司在成立伊始，就與美國軍方簽訂了一些列的合同，獲得了大量的軍事委托項目。而后尖端軍事科技項目及重大軍事戰略研究也就逐漸成為了蘭德公司的主要產品。隨著蘭德公司的發展，其在相關領域高質量研究成果的展現，使得美國軍方不得不對蘭德公司產生依賴。而蘭德公高品質研究成果也為其帶來了豐富的資金來源，包括其他國際組織、全球各大高校、各類基金會、專業協會組織、其他非營利性組織，公司及個人等。不對政府產生依賴，而讓政府依賴自己，成為了美國頂級智庫的標志之一。

　　（三）研究方向的前沿性和引領性為智庫成果的落地轉化提供了戰略保障

　　美國頂級智庫除了在接受慈善捐贈方委托指定的課題內容之外，在一般課題的選擇上也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論。這些智庫大都會抓住當前的國際熱點問題，由于其高質量的研究團隊及高額的研究經費，使得其研究成果前瞻性及實用性強，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人工智能。此類研究成果商業價值及轉化率高，容易受到大型跨國企業的關注，這也是為何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要贊助方來自于企業的原因之一。

　　而蘭德公司由于以軍事科技及國防戰略問題研究起家，曾對前蘇聯衛星發射等問題給出了大膽而精準的預判，從而迅速擴大蘭德公司在業界的影響力。其重點研究的伊朗、朝鮮核問題也受到了來自世界的廣泛關注。

　　布魯金斯學會作為全領域公共政策問題研究智庫，其前任主席莫爾頓（Mouldton），在1947年時抓住了歐洲復興的國際熱點，僅用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就寫出了一份政策建議提交給美國國會，在這份政策提議下，杜魯門總統在幾個月之后就簽署了馬歇爾計劃，而布魯金斯學會也因此聲名大振。

　　（四）寬口徑多元化的人員構成為智庫研究的持續創新提供了人才保障

　　美國頂級智庫在招聘時，會在最大程度做到專業、種族、文化背景、教育、工作經歷等方面的多樣化。唯有多樣化、包容化的人員構成結構，才能使得頂級智庫具有創造力及全球化的視野。

　　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在2019年413名雇員中，男性占比總數為56%，女性占比44%。其構成也非常年輕，出生于1980-1995年間（Millennials）的雇員占總人數的52%，出生于1965-1980年間（Gen X）的雇員占比30%，出生于1995-2015年間（Gen Z）占比1%。在種族構成方面，67%是白人，10%亞裔，13%黑人，6%為拉丁裔。[7]

　　蘭德公司人員構成與布魯金斯學會大致相同，男性雇員占比51%，女性占比49%。80后與90后雇員占總人數39%，70后占26%，60后占比20%。族裔方面74%是白人，10%亞裔，7%黑人，6%拉丁裔。蘭德公司的1950名雇員分別來自于50多個國家，會75種不同語言。[8]

　　為了保證蘭德公司核心價值觀“永遠保證高質量的研究水準”，蘭德公司研究人員中有54%具備博士學位，且學科占比豐富，如下圖所示：

　　[9]

　　其中占比最高的幾項分別為：社會科學11%，政策分析11%，經濟學11%，國際關系9%，工程學9%，沒有出現某項學科占比過大的情況。

　　豐富且多元化的人員構成保證了美國頂級智庫能夠以跨文化、跨種族、跨專業、跨性別的角度來進行內部交流，從而保證了其研究成果能覆蓋全領域，且達到獨立創新、嚴謹客觀的目標。

　　（五）多途徑研究成果推廣和媒體互動為國際影響力提升提供輿論保障

　　蘭德公司在線電子圖書館里館藏24000份文獻，2019年又新增了500份出版物和375篇期刊，所有文獻全部對公眾免費，其研究結果線上下載數量超過了540萬次。除了免費文獻外，蘭德公司在線發布的還有其它各類多元化產品，包括了研究進展通知、專業文章、專家博客、時事短評、發布會通告、新聞通稿、名人證詞（Testimonies）等內容。同時，蘭德公司研究的相關模型、數據、計算方法、代碼、GIS映射工具、從業人員指南、應用程序以及各類工具包也全部對公眾開源。

　　除了在線產品多遠化之外，蘭德公司還面對公眾和記者不定期在線下舉辦各類與其研究主題相關的活動，僅需郵件報名確認即可參加。其他推廣研究成果的方式包括了北美地區流行的播客（Podcast），YouTube播放公開講座、通過推特發布最新動態觀點動態等方式。除此之外，蘭德公司旗下還有一本重量級雜志《蘭德評論》（Rand Review）[10]，其在學術界和美國政界影響力非同一般。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則與全球六大出版公司之一的麥克米倫（Macmillan），以及其同行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共同將其研究成果出版成書，并將電子書籍上架在其官網售賣。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還將其出版的研究成果推介給各大高校作為教材使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對媒體也持非常開放的態度，其對外活動不僅對所有媒體開放，且所有會議內容均可錄音。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線上產品也非常開放及多元化，不僅有各類文章、評論、短訊、論文、社論、還有不少社論對頁評論文章（Opposite the editorial page）。

　　四、美國智庫影響國家戰略決策機的運行制

　　（一）政治制度導致其權力分散，需要體外智庫進行背書

　　頂級智庫作為政府的“外腦”，對美國戰略決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其決策機制的分散及相互制約性，其立法、司法、行政三個部門相互獨立，又相互制衡：國會擁有唯一的立法權，最高法院擁有司法權，總統擁有行政決策權。國會可彈劾總統，總統可任免聯邦法官，最高法院可宣布法律不符合憲法。反之，總統可否決國會法案，最高法院任命法官需要國會參議院通過，而最高法院也可宣布總統違憲。雖然三權相互獨立制衡，但美國國會與總統在政策制定層面具有同等的提議權與決策權，國會的參議院與眾議院議員均為專職，不得在政府任職。其相互不從屬的屬性導致了權力的相互牽制與競爭，也帶來了政策制定的公開及透明化。加之美國政黨松散的屬性，使得各利益方均有參與權力的競爭的積極性，包括了參議院與眾議院的歸屬，美國總統的競選等等。

　　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下，每個機構及團體都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及政策主張，為了在權力的舞臺上爭奪話語權，這些機構、政黨和個人，以及其背后的企業、行業、利益集團等都愿意讓其政治主張顯得更加具有合理性、針對性及可行性，從而被政策制定者所采納。此時就需要具有公共屬性的智庫來為其背書。“在政治決策出臺之前，智庫為政黨、政府等各方提供理論依據、政策預案和對策建議，甚至作為代言人直接參與決策。在政策出臺之后，智庫還要對政治決策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解釋、包裝、宣傳或辯解”[11]。

　　（二）通過智庫引導輿情，通過輿情引導政策走向

　　頂級智庫在輿論走向的引導方面也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智庫日常進行產品和研究成果推廣時，也是就政府政策進行分析解讀，提高民眾對政策的認知程度之時。通過其“非盈利性質”及“無黨派站位”屬性，以及智庫內以“旋轉門”機制從業的政治明星背書，使得智庫公共形象更具有客觀中立的效果，增加了話語的可信度。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下，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較強，美國的主流媒體也樂于以當前政治類話題吸引受眾。無論是傳統紙媒還是電視廣播乃至互聯網新媒體，都樂于邀請頂級智庫的知名專家前來就相關熱點話題發表看法，而這些媒體也成為了智庫表達自己政治理念，其背后團體表達自己政治訴求的媒介。同時，頂級智庫在進行課題調研時，也會著重了解民眾心理、觀察輿情走向，從而在其研究成果中予以相應體現。“智庫的輿論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眾輿論，更準確一點說，智庫的輿論產品是在反映公眾輿論的基礎上更加理性化、具體化的輿論形態。這樣的輿論產品更容易與公眾輿論產生強烈的共鳴，并且為政策制定者所采納。”[12]通過智庫對輿情的引導及收集，其背后的項目委托方，無論是利益集團還是政府，都會產生與民意民情進行相對應的政治行為，從而影響最終的政策走向。

　　（三）合理運用“旋轉門”機制，強力滲入決策機構內核

　　在政治領域“旋轉門（revolving door）”最初是指立法者與執法者之間角色轉換的行為，后來逐漸演變成為私人部門與政府部門之間人員的角色轉換。在美國，主要指的是每四年換屆選舉后，不少卸任官員加入利益集團作為院外活動家，或選擇前往智庫成為政策研究者，反之亦然。這種“旋轉門”機制小到具體政策實行，大到國家戰略制定，全方位地對美國政府進行影響和滲透，智庫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覷。

　　通過“旋轉門”機制，智庫一方面吸納卸任官員任職，增加該智庫在業界的影響力和公信力；另一方面通過“旋轉”進入決策機構的前員工來獲得更豐富且準確的情報。在其全球頂級研究人員的研究分析加工下，不僅使得美國各級政府在決策時獲得更高質量的信息，讓權力與智識結合地更加緊密，有效提高政府執政能力。從長遠來看，這種機制也使美國智庫的影響力直接滲入到美國政治決策的核心。成為決策過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3]

　　同時，頂級智庫還成為了美國未來政客的孵化器，為未來美國政府人才培養不斷輸送新鮮血液。布魯金斯學會的大衛·M·魯賓斯坦獎學金計劃，蘭德公司的帕迪蘭德研究生院，以及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投資下一代”項目都旨在尋找未來有影響力的研究人員，通過“旋轉門”機制，將其輸送至決策機構，并反哺該智庫。而年輕的業界精英也視頂級智庫為自己進入政壇的“旋轉門”，通過在頂級智庫積累足夠的經驗和人脈，從而使得自己“旋轉”進入國會或白宮成為下一位政壇之星。

　　從理論層面來看，以賓夕法尼亞大學《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中對智庫的排名標準來分析（見附錄一），頂級智庫應該具備的幾個關鍵點包括了：研究成果是否被政策制定者、公民社會以及其他政策相關者接受并采納；其前雇員成為政策制定者或成為官方咨詢委員會成員的數量；該智庫在特定領域對社會價值觀產生的積極影響，例如向公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數量增多，身心健康、環境狀況及政治權利質量的改善等。由此可看出美國頂級智庫通過其專業而嚴謹的研究，與權力背后各團體的深層互動，深深地引導著美國輿論的走向、改變了民眾對相關問題的認知、左右了美國決策者施政的方略，乃至影響著整個社會政治倫理。

　　五、對中國智庫的啟示

　　根據《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統計，2019年中國共有507家智庫。在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明確提出總體原則和目標等要求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數量迅猛增長，然而質量卻依舊有待提高。

　　中國智庫按其性質主要可以分為三類：官方智庫，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為代表的，由政府財政補貼為主的智庫；半官方智庫（高校及科研院所），以社科院為代表，其資金來源為政府補貼、校方資助、社會資助型智庫；民間智庫，以全球化智庫為代表的民間智庫，資金來源為企業或社會自籌資金。

　　隨著我國全面改革的不斷深化，政府部門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為我國社會主義特色新型智庫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美國頂級智庫對其大國戰略的智力支撐對我國社會主義新型智庫建設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是要積極發展民間智庫，保證智庫思想多元化。當今中國的智庫以官方智庫為主，民間智庫為輔。官方及半官方智庫由于其財務和人員編制等問題，導致不得不對政府產生依賴，從而難以保證研究成果的客觀獨立性。大力發展民間智庫，保證智庫思想多元化，有利于讓決策者聽到更多來自民間的、基層的政策研究者務實的聲音，避免由于過度揣摩上意，按照已有政策進行腳注和論證的弊端，從而在更具有問題導向的基礎上作出獨立有效的研判。

　　二是改善現有研究人員福利與待遇，注重未來智庫人才培養。頂級智庫的核心競爭力的主要來源還是人才，不僅要要招得來人，更要留得住人。目前無論是官方智庫、半官方智庫還是民間智庫，對已有的研究人員的福利與待遇都無法與國外普通智庫相比，甚至無法與國內其他行業的研究人員相比。人力資源是最寶貴的資源，是第一生產力，必須讓國內頂級智庫研究人員無后顧之憂，才能全身心投入到政策研究上來。

　　在改善現有研究人員福利待遇的同時，還必須加強對智庫未來人才的培養。我國與美國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無法直接將“旋轉門”制度為我所用，但智庫人才的建設，還需要積累厚度與廣度。深度是指年齡層面，無論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還是蘭德公司，其主要研究人員的年齡構成一半以上都是在30至40多歲。一個組織成員青年人的占比決定了該組織的前瞻性與創造力，與此同時，智庫團隊里也必須有從“旋轉門”里退休走出來的、具有豐富研判及決策經驗的長者。廣度是指研究人員的所擅長的學科專業的多樣性。只有融合不同學科專業，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育經歷，才能相互彌補研究人員的知識短板和盲點，使得智庫朝著更綜合全面的方向發展。

　　三是要以高質量研究成果為基礎，積極探索并擴大智庫影響力。研究成果是智庫的命脈所在，無論是資金支持還是人才保證，只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才是決定智庫未來發展的關鍵。首先需要通過智庫內部青年人具有創造性的視角和具有豐富研判及決策經驗的長者對研究選題進行篩選，同時還需嚴格把控研究成果質量。在這方面可向美國頂級智庫學習，緊抓當前國際國內熱點，生產出兼具前瞻性和實用性的研究成果。通過提高生產力吸引注意力，通過吸引注意力來擴大影響力。

　　同時還可以借鑒美國頂級智庫的產品線和營銷手段，通過發表及公布各類研究報告、期刊文章、時事短評、專家專欄、模型數據等方式來擴大學術界、決策者及普通民眾對智庫的認知與了解；通過舉辦各類線下大型會議、學術沙龍、小型講座來聚集一批智庫的忠實受眾；通過書籍、期刊等出版物，將智庫的核心觀點和研究成果匯集出版；通過融媒體進行整合營銷傳播，在這方面我國由媒體轉型的智庫有較強的優勢。

　　四是要增加智庫與外界的聯系與合作，讓研究更加具有實踐底色。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的建設，不僅要“上接天線”，還要“下接地氣”。不僅要加強與各級政府等決策機關之間的聯系，還應該與各類學術機構、各類媒體、企業和民眾保持良好的聯絡能力。讓研究人員能從實際層面了解到當今社會的熱點難點痛點，從而做出實用性強、轉化率高的研究項目。

　　同時，還應與全球其他頂級智庫取得并產生聯系，讓智庫成為除了政府和民間之外國際溝通的新橋梁。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為例，其在全球共有六個分中心，其中有一個就位于北京：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該中心為清華大學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合作成立，旨在圍繞亞太地區復雜的經濟、安全及政治發展議題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清晰準確的時政分析，并尋求建設性的解決方案。蘭德公司的分支機構除了遍布全美之外，在英國劍橋、布魯塞爾、及澳大利亞的堪培拉也有其子公司。智庫走出去，與當地機構開展合作已成為當今世界頂級智庫的發展方向。

　　附件一：

　　賓夕法尼亞大學《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智庫排名的評價指標：

　　1．      智庫管理層的管理能力與管理水平。與這項指標直接相關的就是如何有效管理智庫的各類項目及任務，有效監控財務及人員流動情況及流動質量，以及智庫的獨立性和影響力；

　　2．      智庫員工的整體素質及口碑，能否在每個領域聚集起一批具有高水平、豐富經驗及高產能的學者和研究員的能力；

　　3．      研究及分析成果的質量及口碑，是否能生產出廣泛受用于政策制定者、媒體及公眾的高質量、嚴格公正、以政策為導向的研究成果；

　　4．     招募及長期雇傭精英學者及研究員的能力；

　　5．      學術研究的表現及聲譽，以及在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術嚴謹性。具體包括了智庫研究員與分析師的相關學術資質，學術出版物的數量和類型，例如書籍、期刊、學術論文及其他專業會議上發表的演講數量以及其學術論文被其它學者所引用的類別和數量；

　　6．     智庫出版物的質量和數量；

　　7．      智庫的研究項目及成果對政策制定者及其它政策相關者施加的影響，包括了政策建議是否被政策制定者、公民社會以及其他政策相關者接受并采納；

　　8．     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關系；

　　9．     是否具有進行獨立分析研究的能力，包括了是否具有相關政策標準供其他研究人員所采信使用，以及數據內容被其它機構、研究團隊及個人研究者所監督。監督內容包括了財務披露，無黨派立場承諾，以及是否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相關專業標準等；

　　10．  與其它關鍵機構的聯絡能力。其對象包括了政府官員、民間社會、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以及學術機構；

　　11．  是否具有與政策制定者和其它智庫建立長期有效的網絡及伙伴關系的能力；

　　12．  智庫綜合產出能力，包括了政策提議，官網訪問情況，政策解讀，出版物，采訪，會議，以及智庫職員成為正式政府官員的數量；

　　13．  研究成果、政策建議及其他相關產出的利用情況。具體表現為決策者是否有效地傳播和利用相關政策解讀，研究報告、政策建議等。智庫前雇員成為政策制定者或成為官方咨詢委員會成員的數量，以及智庫研究者在職時所獲得的學術成就；

　　14．  該智庫在進行公共參與、政策宣傳、立法準備、學術論文及演講，以及研究及教學中的的實用性；

　　15．  能夠通過電子、傳統及新媒體等方式與關鍵受眾交流并取得相應信息的能力；

　　16．  媒體聲譽，包括了在各類媒體被提及、采訪、及引用的次數；

　　17．  能夠使用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互聯網工具與政策制定者、媒體和公眾進行互動的能力；

　　18．  網站及數字化呈現的能力。包括了網站搭建的質量、可訪問性、有效維護性、訪問流量和與被訪問者的互動水平；

　　19．  資金的募集水平、多樣性和穩定性。組織并調動必要的財務資源對智庫進行常年的資金支持與維護的能力，其中包括了慈善捐贈、會員費、年度捐款、政府和私人委托收入等；

　　20． 財務資源及人力資源的有效分配及管理能力，使得智庫能產出與影響力實現最大化；

　　21．  有效執行捐贈條款，及履行來自政府、個人、企業、及其他基金會所提供資金支持的合約的能力；

　　22． 生產新知識，創新政策或替代政策想法的能力；

　　23．  能作為學術界與政策制定者之間橋梁的能力；

　　24． 能作為政策制定者與公眾之間橋梁的能力；

　　25． 能夠在政策決策的過程中增加新觀點的能力；

　　26． 能將智庫引為公眾問題及政策網絡參考的能力；

　　27．  成功挑戰政策制定者的傳統智慧，并替代為其新的政策構想與方案；

　　28． 對社會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在特定領域對社會價值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在國家/地區公民生活質量發生重大變化（向公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數量，身心健康情況，環境狀況，政治權利質量等）

　　[1] Dickson P． Think Tanks [M]． New York： Athenemu， 1971．

　　[2]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 Routledge 2007 and in The Fifth Estate：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3]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8&context=think_tanks

　　[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

　　[5] https：//www.rand.org/

　　[6] https：//www.brookings.edu/

　　[7] https：//www.rand.org/about/diversity.html

　　[8] https：//www.brookings.edu/interactives/inclusion-and-diversity/

　　[9] https：//www.rand.org/about/staff.html

　　[10] https：//www.rand.org/pubs/periodicals/rand-review.html

　　[11] 吳艷東，吳興德． 美國智庫參與國家意識形態治理的路徑及其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啟示． 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10.10

　　[12]王莉麗．論美國智庫輿論影響力的形成機制[J]．國外社會科學，2014（3）：51-55．

　　[13] 王莉麗，美國智庫的旋轉門機制， [J] 美國問題專論，2010-（2） 013-06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博士后，商務部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國際貿易》雜志社社長兼主編、《商業周刊/中文版》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