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肖颯

　　媒體消息，西寧茍某（確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長期在武漢打工，近日返回西寧后，拒不執行本市疫情指揮部關于“重點地區人員需向社區（村）登記備案，并主動居家隔離”故意隱瞞真實行程和活動，編造虛假歸寧日期，對自己已有發熱咳嗽等癥狀刻意隱瞞，欺騙走訪人員，且多次主動與周邊人群密切接觸。同時，有意隱瞞其子一同從武漢返回的事實，其子也多次在外活動，并密切接觸人群。對于茍某公安機關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調查，采取措施，隔離收治。

　　針對這一案例，明眼人能夠看出：疫情危急，茍某的行為顯然違法，將此案公開也是為以儆效尤，避免更多疫區回鄉的人抱有僥幸心理而戕害他人，但刑法有自己的法律邏輯和科學理論，本案中茍某行為是否構成刑事犯罪，還是要客觀分析，不枉不縱。

　　主觀心態：故意還是過失？

　　梳理一下本案能夠反映主觀心態的幾個行為表現：

　　1． 故意隱瞞真實行程和活動；

　　2． 編造虛假歸寧日期信息；

　　3． 刻意隱瞞發熱咳嗽等癥狀；

　　4． 多次主動與周邊人群密切接觸；

　　5． 隱瞞兒子同從武漢返寧事實，造成其子在外活動，密切接觸人群。

　　有個共識，想必大家能夠認可：故意隱瞞行程和活動不等于故意傳播病毒，如果構成現在立案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需要找到行為人故意傳播病毒的證據，而不是他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等的證據。

　　顯然，茍某故意隱瞞真實行程和活動，編造虛假日期，隱瞞發熱咳嗽癥狀、隱瞞孩子行程，已經違法，特別是在這個特殊時期，從道德上筆者同大家一樣譴責他，認為他的做法很荒唐很無知。

　　按照現有行為表現，我們推演茍某的主觀心態到底是怎樣的。

　　誠然，作為神志清醒的成年人，茍某也不希望自己染上新型肺炎，更不希望傳染給兒子和親友。但是，他抱有僥幸心理，也就是說：茍某已經認識到自己從疫區而來，可能攜帶新型肺炎病毒。普個法，主觀認識分為兩個要素：一是認識要素，即行為人認識到自己行為的性質；二是意志因素，明知行為性質還“欲”這樣做。關于怎樣就算是有“故意”，學界有爭議，有的學者認為只要有“認識要素”就夠了，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性質是刑法不允許的即可，有的學者認為需要認識要素和意志要素同時具備才能構成合格的故意。目前，我國采取的通說是后者，同時具備認識要素和意志要素。

　　請注意，這里在時間上有一個分水嶺：“茍某依舊我行我素，掩蓋從武漢回鄉時間+欺騙調查走訪人員”等，但是，警方有證據證明他已經預見到了風險，此時，茍某的下一步的行為十分關鍵，他到底有沒有采取一些措施防止風險的發生，哪怕是帶個口罩，或能不去的聚會就不去等措施；如果他確有一些“土辦法”或“舉動”來減少風險變成危害結果，那么，如果有，其行為屬于過于自信的過失（當然，必須有證據證實其為防止風險轉化成危險做出過努力）。

　　當然，我們模擬一種現實發生的情況，如果行為人確有隱瞞、欺騙調查走訪人員，不交代真正行蹤和活動，但是行為人采取了切實有效的措施（自我隔離，切斷傳染源），從現行刑法來講，我們不能將其定罪，最多也就是違法處罰。轉回本案，茍某的行為分解來看，有可能是一種過于自信的過失（雖然意識到行為有風險，但出于對自己能力和客觀條件的盲目自信，而認為危險不會真的發生，從內心而言，行為人反對結果的發生，不能容認結果的發生），他畢竟把自己的孩子也傳染了，在傳統中國家庭很難認為“父親是故意或不管不顧兒子被自己傳染”，不符合中國倫理。當然，這也說明，大概率，并沒有證據能證明茍某為避免傳染給別人做了真誠而有效的努力，那么，茍某行為已觸犯刑法第115條第二款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將被判處有期徒刑3-7年，情節較輕的，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But， 從媒體對案情描述看，茍某已有發熱咳嗽等感染肺炎的典型癥狀，還多次主動與周邊人群密切接觸，這說明其主觀心態滑向了間接故意（此處，應當結合茍某的認識能力，如學歷、生活經歷、理解能力和基本常識情況），即他已經意識到風險具體地極有可能實現，還沒有采取阻斷措施反而主動接近人群，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害，這就是故意行為，如罪名成立，茍某將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根據刑法第115條第一款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期可至死刑，但結合本案情況，筆者認為不會處以極刑）。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該罪名有兩個法條進行規定，刑法第114條+第115條，前者無需造成嚴重后果就構成犯罪，但要求行為人主觀心態為故意；后者要求必須造成嚴重后果，不要求行為人主觀心態為故意，過失也可以構成犯罪。

　　2003年非典期間，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八條規定，“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災害。顯然，當下的新型冠狀肺炎屬于司法解釋中“突發傳染病疫情”，因此，要對行為人茍某的行為進行刑法評價，就要借助2003年這個現行有效的司法解釋。

　　按照該司法解釋第一條的規定，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依刑法第114條、第115條第一款的規定，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如果證據鎖定，行為人茍某確實是故意為之，則面臨該罪名的處罰；但是，作為法律人，我們敏感地注意到茍某的一些行為，可以印證該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患有突發傳染病或者疑似突發傳染病而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者治療，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情節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重要入刑條件：“情節嚴重”

　　畢竟突發傳染病并不常見，2003年之后我國并未有大型疫情，因此，在現行法律、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法律文件中，并未找到到底情節嚴重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刑法意義上的情節嚴重。

　　根據體系解釋，我們尋找到同一法條中的其他犯罪的認定標準，過失引起火災，在如下情況下會被刑事追訴，也就是符合情節嚴重的標準，即：造成1人死亡、3人重傷、公共財產或私人財產直接經濟損失50萬元等。如果本案中茍某涉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參考上述標準，定罪處罰。然而，如果茍某涉嫌故意犯罪，按照刑法第114條規定沒有嚴重后果也要判刑；如果致人重傷、死亡或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就要按照刑法第115條第一款，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也就是說，只需造成1人重傷或死亡即可）

　　寫在最后

　　顯然，本案的核心焦點就是茍某是故意還是過失，是間接故意還是過于自信的過失。

　　然而，這就需要公安機關和行為人本人尋找證據，證明各自主張，到底茍某隱瞞真實行程、欺騙調查走訪人員是出于自信自己沒病，嫌麻煩把多事的人支走，不想被隔離影響過年或打工；還是茍某確實知道自己可能染病了，還故意編造謊言并與調查走訪人員“周旋”最終導致多人染病的后果，這需要客觀證據和合理分析，刑法既要保護法益，又要保障“壞人”申辯的權利。

　　同時，對于茍某的兒子，既然沒有對其子的行為進行刑事追訴，就要謹慎用詞，避免其子被周邊同學、朋友、親戚歧視。媒體報道中，語言含混，似暗示茍某孩子知道自己被傳染還故意密切接觸人群，易引發誤解；建議調整用詞，畢竟他也被傳染了，正在與病魔爭命，都不容易，寬以待之吧。

　　最后，應當表態：我們堅決支持防范疫情的戰略部署，堅決反對有人抱著僥幸心理危害社會，在此嚴正告知有類似刻意隱瞞、欺騙調查走訪人員的疫區旅行史、打工史相關人員，抓緊聯絡社區工作人員和調查走訪人員，以期爭取寬大處理，切勿害人害己！！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兼任北京市網貸協會法律顧問，主要從事互聯網金融法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