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因為一篇爆文，山東被卷進了輿論的漩渦。

　　這篇名為《究竟該向南方學什么？》的文章，是濰坊市委書記結束了自己的南方考察之旅后所寫，他將自己的感觸與反思呈現于紙上，情真意切，令人動容，隨即引來了無數人的熱議。

　　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山東省GDP依然高居全國第三位，但讓人憂慮的是，山東經濟頹勢漸露，增長愈加乏力，且不說經濟總量與廣東和江蘇的差距越拉越大，就連第四名浙江，也大有趕超的勢頭。

　　山東經濟的問題出在哪里？

　　無數專家學者早已做了詳實的分析，而其中被討論的最多的，是山東的民營經濟落后導致經濟活力不足，不少人更是將其同東北相比，以示警醒。   

　　可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不妨做一番深入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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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問一個問題：在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之中，來自山東與上海的企業數量，哪一個更多？

　　相信多數人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上海。

　　然而真實情況卻是，全國民營企業500強里，山東企業的數量不僅多于上海，更是上海的四倍有余。

　　基于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18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我從不同省市、自治區分布情況的維度，對所有上榜企業進行了梳理，發現山東有73家民營企業榮登榜單，僅次于浙江和江蘇，位居第三位，而上海僅有18家企業入圍（參見圖1）。這個結果是否顛覆了你的固有印象呢？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山東省人口基數比上海大得多，上榜民營企業數量當然也比上海多。確實，山東常住人口一直都是上海的4倍有余。這樣看來，前者上榜民營企業數量大幅度領先于后者，似乎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地方。

　　不過，要是拿山東與廣東相比較，就會顯得有說服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山東的常住人口約為1.005億，廣東約為1.135億，山東人口比廣東少1300萬。但是從榜單上看，向來以民營經濟發達的廣東省，上榜的民營企業數量卻比山東少了13家。

　　進一步地，我們將考察范圍縮小至榜單上的前100名，可以看到，在這些優質民營企業中，來自浙江、江蘇和廣東的數量分別為17家、15家與15家，雖說山東稍顯遜色，只有11家，但依然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傲視群雄。

　　可見，山東的民營經濟并非人們想象中那般貧乏。

　　事實上，山東的民營經濟早已是推動全省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按照歷年《山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發布的數據，從2015年至今，山東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一直都在50%以上（參見圖2）；此外，山東民營經濟總量也是不遑多讓，僅次于廣東和江蘇，高居全國第三位。

　　那么多能拿得出手的大型民營企業擺在眼前，又貢獻了全省超過半數的經濟增長份額，規模也令后來者望其項背，山東的民營經濟，其實真的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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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如此，“民營經濟落后”依然是廣大民眾對于山東的一貫認知，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于，山東的民營經濟雖然不差，但同真正意義上的強大還有很大距離。

　　眾所周知，民營經濟的發展狀況如何，會直接影響到該地區的市場活力與經濟發展質量。然而對于山東來說，增長頹勢日漸凸顯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可以從數據中窺探一斑。

　　Wind數據顯示，2011年以前，山東GDP增速始終保持在10%以上，但自2012年起便顯現頹勢，2018年的GDP增速只有6.4%，甚至開始拖全國GDP（6.6%）的后腿了（參見圖3）。這樣的成績，很難讓人將其同“活力”二字聯系到一起。

　　這當中，民營經濟必然難脫干系，而山東省委書記在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動員大會上也曾明確表示：“我省市場活力不足，重要的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活力不足。”

　　讀到此處，一定會有人覺得奇怪：這不是與前文的論斷相矛盾嗎？請注意，我們之前僅僅討論了山東省民營企業500強的數量與民營經濟的規模，但還有很多真相是沒有覆蓋到的，比如這組數據：

山東省每萬人口擁有私營企業77.4戶，低于全國92.1戶的平均水平，分別比廣東、江蘇少66.3戶、105.3戶；

 

山東省每萬人口擁有個體工商戶320.8戶，低于全國326戶的平均水平，分別比廣東、江蘇少54.1戶、157.1戶。

　　翻譯過來就是，以山東的經濟體量和人口規模，擁有的中小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數量實在是少得可憐。

　　有學者總結過這樣一句話：“如果說大型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動脈，中型企業是靜脈，那么小微企業就是毛細血管，代表著經濟的活力。”

　　參考這一邏輯，山東的“動脈”和“靜脈”都有了，但“毛細血管”不發達，經濟發展又怎么能活力四射呢？

　　不僅如此，就連位列500強榜單上的73家山東大型民營企業，也有著不可回避的問題，那就是所屬的行業領域。為了更加直觀地展現給各位讀者，我分別選取了山東與浙江的民營企業前15強來加以對比（參見表1、表2）：

　　從上面兩張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山東的大型民營企業幾乎清一色地集中在石化、鋼鐵、電解鋁、紡織等傳統經濟領域，而浙江的大型民營企業則分布于傳統與新興領域之中，其中不乏教育、健康等現代服務業與新能源、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值得一提的是，這里還沒有將在美國上市的阿里巴巴與網易統計在內，這二者同樣是新興產業領域的典型代表。

　　倘若跳出榜單的局限做進一步挖掘，關于山東，我們還能發現以下幾個令人驚訝的事實：

沒有一家全國性的汽車公司；

沒有一家全國性的房地產公司；

沒有一家全國性的互聯網公司。

　　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各種新經濟概念層出不窮，從物聯網、共享經濟到人工智能、區塊鏈，各行各業涌現出一大批迅速崛起的獨角獸企業。據科技部發布的《2017中國獨角獸企業榜單》，共有164家企業上榜，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20個城市，而上榜的螞蟻金服、小米、滴滴、美團等，眼下已然成長為不折不扣的巨頭。

　　尷尬的是，山東無一家入選。

　　須知，新興產業代表的是高科技創新與高知識密集的前沿，也是高附加值的行業載體，更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些都可以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活力。而山東的民營經濟，顯然不能迎合當前的新經濟浪潮。

　　總結起來8個字——“大多小少，舊多新少”，這才是山東民營經濟的真實面貌，亦是經濟活力不足的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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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山東民營經濟“大多小少，舊多新少”的局面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這其中，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影響。在此我們不妨逐一討論。

　　先說歷史的原因。

　　一直以來，山東經濟的支柱產業集中在農業與工業兩大傳統領域。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山東就是重要的軍糧供應地；到了上世紀80年代，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東風，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激發，山東的農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在1982~1985年期間，全省的GDP更是穩居全國榜首；進入新世紀，在重化工業建設狂飆的年代，山東抓住了發展機遇，以石化、煉油等為代表的重工業蒸蒸日上，崛起之勢肉眼可見，不僅工業增加值增速大幅度高于全國（參見圖4），工業總產值還在2007年首次站上了冠軍的領獎臺。“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浦東，21世紀看山東”的說法也因此盛傳于坊間。

　　然而，山東在不經意間陷入了“路徑依賴”的怪圈。

　　經濟學上的“路徑依賴”概念有些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即經濟一旦進入某種發展路徑，不論是好是壞，都可能會沿著固有的軌道一直下去。其原因在于技術和制度的“雙重鎖定”：

　　一方面，技術進步存在著自我積累、自我強化與規模效應，率先發展起來的技術常常可以憑借占先的優勢地位，利用巨大規模促成的單位成本降低，引來一眾跟隨者的學習模仿，而“遲到”的技術則因難以獲得足夠的跟隨者而逐漸淹沒于市場之中，其結果便是原有的技術路徑被一再強化；

　　另一方面，在制度變遷中，決策者在進行路徑選擇時常常不了解未知路徑的優劣，再加上既得利益與制度轉換成本等因素的影響，更傾向于選擇原有路徑，即制度鎖定。

　　按此邏輯，正是由于傳統產業帶來的輝煌無限，使得山東墨守成規地發展傳統產業，并一再錯過機遇。在此不妨來說一則軼事：

2004年，騰訊成功上市，馬化騰也因此獲評2004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新銳人物獎。在頒獎典禮上，馬化騰向張瑞敏推銷QQ，并熱情洋溢地稱“QQ是一種新的互聯網溝通工具，提高了溝通的便捷性，互聯網以后肯定會深入人們的生活，這種新的溝通方式將成為他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張瑞敏委婉地表示自己不會使用QQ——要知道，張瑞敏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不觸網，就死亡”的口號，但四年后，他卻拒絕了QQ。

　　這或許是山東陷入“路徑依賴”的一個縮影。

　　除了路徑依賴之外，還有一個不能回避的原因：山東的民營企業，并不完全等同于人們印象里的民營企業。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山東不少大型民營企業都是源自于國有企業與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改制。

　　事實上，將中小型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改制成多元投資主體的股份制企業，一直都是山東省企業改革的重點內容之一，典型如山東第一大民營企業魏橋集團，其前身就是鄒平縣供銷社下屬的油棉廠。改制之后的民營企業，一方面保留了原有重資產與傳統行業屬性，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沿襲了曾經國企與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組織制度安排，并始終受到地方政府部門的關注和影響。

　　反觀浙江的民營經濟，大多源自從事輕工業加工的農民，民營企業多是由私人個體工商戶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著名的“溫州模式”就是如此。整個過程中，地方政府部門扮演著一種“無為”者的角色。該模式不僅極大地推動了當地民營經濟發展，還催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家，更是加速了浙江的市場化進程。

　　企業起源不同，發展路徑不同，也注定了山東民營經濟的與眾不同。

　　說完歷史的原因，再來說現實的影響，主要有二：

　　其一，山東濃厚的“鐵飯碗”思想尚未得到扭轉。

　　或許是受“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文化浸染太深，山東人歷來都對從事商業活動不夠重視甚至持排斥態度，這種現象至今也沒有得到實質性扭轉，進入體制內尋求一官半職或是進入國企、事業單位覓得一個“鐵飯碗”仍然是山東的主基調。直接表現便是2019年的省公務員考試，雖然山東計劃招錄人數已比2018年減少了一大半，但還是有22.6萬人參加了考試，最熱職位的報錄比高達1561：1。

　　其二，山東的營商環境仍需進一步改善。

　　Wind數據顯示，自2017年起，山東省的民間投資同比增速一直大幅度落后于浙江、江蘇、廣東三個省份（參見圖5），這從側面凸顯出山東營商環境的不佳。此外，山東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渠道狹窄等問題嚴峻，各種相關報道屢見不鮮，這些都是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道路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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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問題，當事人一定比我們這群旁觀者更加清楚；至于未來何去何從，有識之士們自有主張。

　　不過這次，山東人是真的著急了。

　　回到開篇提及的那篇出自濰坊市委書記之手的文章，除了引爆網絡之外，還在山東省政府官方網站首頁的“今日關注”欄目里連續置頂一個多星期，實屬罕見。而山東省委書記也曾公開指出：“我們陷入了由別人追著跑到追著別人跑的尷尬境地。”

　　痛定思痛之意，顯而易見。

　　作為孔孟之鄉的山東，自古就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祥地，并一直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而超過一億山東人的勤勞勇敢、務實肯干，更是集中代表了泱泱大國14億華夏兒女的優良傳統與美好品質。

　　眼下就是最好的契機，相信這一次，山東也不會讓我們失望。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