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珺：從西部發展新機遇，透視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義所在

2021年06月08日17:35 作者:劉珺

　　文/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四十人論壇　　

　　本文作者：劉珺（交通銀行黨委副書記、行長）

　　5月29日，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曲江論壇在西安開幕，主題聚焦“新格局下的西部新發展”。IMI學術委員、交通銀行黨委副書記、行長劉珺發表主題演講表示，一方面，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陸向經濟的重要性開始凸顯，西部發展迎來新的機遇。另一方面，海向經濟逐漸與陸向經濟融合，也是理解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義所在。劉珺強調，西部新發展必然是不同于東中部的差異化定位，金融機構應圍繞西部地區發展重點，創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模式。

　　以下為演講實錄：

　　區域經濟發展要素與發展格局正在發生轉變

　　新要素的使用需嵌入在橫縱比較關系中進行分析。西部能否實現新發展，也應該結合科技新要素、世界格局新變化進行全面論述，要從歷史角度分析其發展基礎是否牢固。否則，任何新建議、新點子都只能是空中樓閣。

　　歷史上，我國經濟中心從西晉以后逐步南移。南宋時期，經濟發展已經出現“北不如南”和“西不如東”的現象。胡煥庸線一定程度揭示了地理體現在區域經濟發展上的分割效用。這條從黑河到騰沖的分割線，東邊是經濟相對發達、氣侯條件相對較好、人口相對密集的區域；而西邊是人口相對稀薄、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區域。但這個歷史定律能一直持續下去嗎？

　　首先，任何一個經濟體的發展，都會先從幾個重點區域突破，不可能是“全面開花”的模式。美國經濟也是如此（圖1），在幾大區域中，東部和西部對美國GDP的貢獻率遙遙領先。五大湖地區曾經也是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但現在已經是巨人隕落、風光不在。加拿大則主要是南部地區發展較好（圖2），這片跟美國接壤的區域成為加拿大重要的經濟增長極，而其他區域中，除了阿爾伯塔地區由于具有頁巖油等豐富的能源儲量，經濟數據相對不錯外，其他地區發展都不盡如人意。

　　由此可見，任何一次經濟模式的調整，都需要排頭兵的先導作用。

圖1 美國主要區域GDP占全國比例

圖2 加拿大區域經濟發展熱力圖

　　根據阿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經濟會從一個原點逐漸外擴，“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通過優先發展外向型經濟，沿海地區經濟先行發展，內陸的生產要素、人口等向沿海聚集，區域差異逐漸擴大。

　　但從長期看，隨著經濟規?；砷L，“極化效應”逐漸向“涓滴效應”過渡，后者將縮小區域差異，沿海地區的投資回報率會逐漸下降，產業、技術、資金等會逐步向內陸擴散。這正是西部地區追趕的歷史機遇。

　　中國的情況更加明顯。在發展早期，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也就必然是海向經濟模式，沿海區域率先發展，內陸逐漸跟上。因為在歷史進程中，一個長期困擾國際貿易的重要瓶頸是運輸問題，也就是怎么把貿易品合理有效地運到目標市場。誰在運輸方面占據優勢，誰就有可能率先發展起來，海運的優勢就在于此。但這并不代表沿海地區富裕，內陸就始終要落在后面。

　　早在上個世紀初，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就曾提出“陸權論”，認為隨著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將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事實也確實如此，并且不單是地緣政治，從經濟的角度也是如此。海向經濟是天然的外貿型經濟，而陸向經濟本質上是內外較為均衡的綜合型經濟。

　　海向經濟逐漸與陸向經濟融合，也是理解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義所在。

　　我國有能力在陸向經濟發展上實現突破。首先，運輸條件和運輸方式的變化正在改變中西部地區的區位條件。我國高鐵營運里程的迅速增長，打破了很多運輸瓶頸。高鐵等新型交通工具使得人員流動高效便捷，數據的自由流動也打破地域藩籬。根據輪轂輻射模型（the hub-and-spoke model），未來可能會形成中心輻射型的陸向經濟模式，即經濟發展圍繞核心城市，像自行車輪的輻條一樣，不斷地輻射出去。這個作用力場會形成經濟發展廣域覆蓋的增長態勢，推動陸向經濟和海向經濟有效融合。

　　其次，數字經濟的發展正在消弭地區發展的鴻溝。現在數字洼地的“出零”和數字經濟的再平衡速度比傳統模式更迅捷。舉個例子，提到新經濟、數字經濟，大家最先想到的是硅谷，認為硅谷是新技術的淵藪，形成了系統的技術創新生態。但是近年來，特別是新冠疫情之后，美國中部州德克薩斯的首府奧斯汀，憑借土地價格和房價遠低于硅谷，以及低廉的稅率和高額的補貼，以及著名的高等學府和頂尖的科研綜合實力，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和企業，成為美國新的科技聚居區，被稱作“硅山”。

　　如圖3所示，目前，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型能源、創意產業、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幾乎所有頭部企業都在這里有布局。我認為，西安憑借合理的房價水平、充足的人才優勢、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有力的政府支持，未來也有希望成為中國的“硅山”，逐步成為國際新產能集聚中心。

圖3 奧斯汀主要產業及企業

　　在數字經濟和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框架下，西部地區有一定的后發優勢。數字經濟的發展可能確實存在一種基于后發優勢的“蛙跳模型”。過去我們認為這種蛙跳不一定能實現，即使有，也是站在沙土之上的，基礎不牢。但是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新技術自身的規?；芰退俣仁亲裱柖蓭缀渭墧敌驮鲩L的。

　　比如，過去用戶增長模式是逐步從零到百萬到千萬到億，而現在的用戶增長是高速從零到1億到10億乃至更多。通過技術創新和迭代，形成復制效應，西部地區可以跳躍式地縮短與東部地區的技術差距，在更高水平上推動地區發展。

　　新格局下我國西部地區應當有差異化發展定位

　　目前，我國西部大開發已經進入“以點帶面、全面突破”的關鍵階段。經過前期的夯實發展基礎、承接產業轉移，部分西部地區已經邁入了良性發展的循環。陜西省GDP全國排名強勢上升6名，四川省GDP總量位列全國第6；成都、重慶、西安等上榜新一線城市。

　　另一方面，西部地區整體發展還受到多種因素制約。主要體現在市場環境還不夠好，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基礎設施較為薄弱，農村相對落后，生態環境問題未得到根本改變等。目前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已經持續提高，未來要發揮中心城市、都市圈作用，輻射帶動周邊重要節點城市塑造城市群，并推動中小城市、特色鎮以及鄉村加快發展，形成全面發展的新格局。

　　西部新發展必然是不同于東中部的差異化定位。為推動西部地區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必須結合當地特征和資源稟賦差異化發展，拉長長板、補足短板，實現不同于東中部的新發展。

　　如果只是模仿傳統的發展方式，簡單進行產能承接，將只是低質量、低層次的后發優勢。因為這只能減少掉進“老坑”的概率，而不可能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新突破。所以不能走老路，即便是產能轉移承接，也要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實現承接。

　　第一，補足國內大循環的薄弱點，打通產業鏈、供應鏈，塑造新增長極。

　　一是加速融入國內大循環，結合優化區域產業鏈布局方向，承接產業鏈關鍵環節，破除資源流動障礙，加快供給端錯位競爭，支持發展特色優勢產業，讓東、西部區域市場互相循環起來。

　　二是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挖掘內需潛力，讓人們能消費、愿消費和敢消費，塑造區域經濟的新增長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重要，但是真正驅動經濟發展的仍然是需求。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般都會比較高。因為有充分的需求潛力，可以進一步促進有效供給。目前制約經濟發展的真正瓶頸已經不再只是供給，需求亦同等重要。

　　因此，差異化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要創造有效需求，通過“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推動區域經濟向更高水平實現動態平衡。

　　第二，點燃國際大循環的新動能，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內陸多層次開放平臺。

　　一是加快對外開放，不斷織細織密海、陸、空等物流大通道網絡，助推內陸地區成為開放前沿，強化與內陸和歐亞大陸的經貿鏈接。

　　二是通過雙向開放，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支持外資加大對西部地區中高端制造、高新技術、傳統制造轉型升級、現代服務等領域投資，借助外部技術和資金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是西部地區通過后發優勢，加速技術進步，逐步實現技術梯度與區域速度的有效嵌合。

　　現在的經濟發展，已經很難區分國內還是國際產業。任何一個企業，無論規模大小，都可以借助網絡經濟瞬間成為國際企業，比如一些國內小吃，借助互聯網瞬間就變成了國際化的品牌。這就要求西部地區在經濟建設過程中，一定要一只眼睛盯緊國際市場，不能簡單地只看區域市場、國內市場。

　　杜塞爾多夫曾是中歐班列途中的一個寂靜的德國小城，在“一帶一路”的輻射下迅速發展起來，這說明中國經濟對外輻射能力對他國經濟的深遠影響，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體量的價值，把這張牌打好。

　　第三，打造城鄉協調發展的示范區，加快西部都市圈建設，推動鄉村振興。

　　城市方面，加快西部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建設，結合當地實際鍛造現代產業集群，強化對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提升整體城市群水平。

　　鄉村方面，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以鄉村振興助推城鄉協調和良性循環，培育壯大特色產業，實現產業互補、市場溝通、社會福利和發展機會的均等化。

　　例如，借助“西咸接合片區”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探索農民進城落戶、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平臺等經驗，并復制推廣。

　　城鄉一體化不能是“俄羅斯套娃”式的發展模式，不能把陜西當大娃娃，西安是中娃娃，鄉村是小娃娃。這種發展模式千城一面，沒有任何發展潛力和空間。要有效識別區域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各地區的潛力。

　　第四，爭當綠色低碳發展的搶跑者，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ESG已經不再僅是體現發展成色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的前提。近日，荷蘭法院裁定，石油巨頭荷蘭皇家殼牌公司必須在2030年之前將碳排放量從2019年的水平減少45%，并裁定認為目前的減排計劃不夠具體。這意味著未來ESG以及綠色發展的相關指標可能成為強制性約束，會決定一個企業的生存，而不再僅是發展問題。在全面的指標體系和計量體系下，企業試圖“漂綠”（green wash，指企業虛假的環保宣傳）的行為已經行不通。西部地區要走環境、經濟的雙軌道路，就決不能放松對ESG的關注。

　　根據后發優勢理論，通過一開始就堅定引進綠色產業和生態技術，提升勞動生產力和推動科技發展，西部地區可以先一步走上綠色低碳發展的道路。為達成“30·60”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能源格局的重構是大勢所趨，光伏、風能、水利聚集的西部地區將成為最主要的能源輸出地之一。

　　圍繞西部地區發展重點，創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模式

　　金融體系、金融機構能為西部發展做什么貢獻？

　　第一，在服務產業鏈供應鏈方面，圍繞供應鏈和新基建加快金融創新，加快開發一體化金融產品。一是定制供應鏈金融服務方案，沿產業鏈實現對上下游企業的服務輻射，促進國內大循環；二是創新新基建投融資模式，通過貸款、債券、股權和跨境投融資等的創新和集成，提供綜合方案；三是創新資金引導方式，借助轉型債、產業引導基金等不斷吸引市場資本參與。

　　現在無論是商業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機構，都很難一個產品打天下。商業銀行的資金性質偏向中后期，并不適合出現在早期投資階段，因此要通過一體化的模式實現不同階段融資的有效銜接和嵌合，而這需要多元化金融機構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共同努力，而絕非商業銀行的“孤軍突進”。

　　第二，在服務貿易往來方面，圍繞“一帶一路”加快貿易金融創新。一是建設“一帶一路”金融中心及若干區域金融中心，服務沿線特色和企業需求；二是創新人民幣跨境產品，提供國際結算、跨境資金管理、全球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等服務；三是試點數字人民幣，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交流輸出金融技術等，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金融機構要努力開發跨境人民幣產品，這既可以帶動人民幣國際化，也可以增加金融產品供給的復雜性。如果中資金融機構不能在復雜性方面做出更多貢獻，國內的金融產品就永遠只能停留在“白水煮白菜”的階段，無法和外資金融機構在風險管理、風險定價、資本定價等方面進行競爭。因此，人民幣跨境產品的設計要在多元化、多層次、復雜性方面下足功夫。

　　第三，在服務都市圈建設方面，圍繞中心城市特色加快金融創新。要結合區域發展實際和政策導向，創新科技金融產品與服務，支持科技企業發展。同時，要強化與直接融資市場的對接，與交易所合作共建資本市場服務基地，充實擬上市企業后備庫。此外，要按照企業條件和進展情況實行分類差別化服務，持續提升西部城市產業結構。

　　第四，在服務鄉村振興方面，圍繞數字化轉型加快普惠金融創新。加強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創新和應用，借助數字化手段強化場景建設、拓展渠道平臺。進一步創新鄉村振興債等專項融資，加大對鄉村的資金投放，研發特色產品，創設專屬產品。創新農村服務模式，強化大數據風控應用，緩解融資難問題。

　　第五，在服務綠色發展方面，要圍繞綠色低碳產業加快綠色金融創新。目前，綠色金融發展面臨兩大瓶頸：一是重籌資與融資，輕交易與投資；二是重風險防范與糾錯，輕價值創造。有人說投資綠色項目不賺錢，圖4和圖5是要告訴大家，實際上，ESG理財、基金等產品不僅賺錢，并且收益率市場可比。國際上很多綠色投資基金的長期收益率并不弱于市場平均水平，說明綠色經濟本身是有產值、有價值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