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實：紓困中小微企業經濟戰“疫” 需固本筑基

2020年02月10日09:44 作者:程實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程實、高欣弘

　　“不為外撼，不以物移，而后可以任天下之大事。 ”

　　經濟下行壓力之下，此次新型冠狀肺炎的影響將深遠而漫長，疫情對每一個中小微企業都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經歷十余年的產業變遷，不斷壯大的第三產業成為中小微企業的主戰場，而批發零售業、旅游業、住宿餐飲業等卻恰是對疫情防控存在直接風險敞口的領域。

　　面對突發風險，中小微企業經營與融資的雙重劣勢又使其難以招架。然而，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中小微企業吸納了全國約 80%的就業，貢獻了近 70%的營業收入，滲透于產業鏈的每個環節。它們的生存危機直系經濟，關乎民生，亟需政策應對。

　　中小微企業存在黃金搶救時間，我們建議，政策盡快從經營與融資兩方面介入，向中小微企業伸出援助之手。為緩解經營壓力，建議重點扶持風險敞口相關行業以及對潛在的損失適時補貼。為打通融資渠道，建議廣泛借鑒國際經驗，向處于財務困境的中小微企業提供短期資金支持。每一個大型企業都曾是中小微企業，呵護危機中的中小微企業的意義不僅在于穩固國民經濟的根基，也在于孕育國民經濟的未來。

　　中小微企業集“輕資產”與“勞動密集型”屬性，不可避免成為疫情沖擊的主體。《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2017）》按營業收入、從業人數或資產總額大小，在各個行業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大型企業與中小微企業。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2018）數據顯示，中小微企業主要分布于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旅游業、商貿業等疫情風險敞口較大的行業。其中，私營企業比例高達 85%。 Wind 數據顯示，截止 2019 年 11 月，私營企業每百元資產實現的營業收入是國有控股企業的 2 倍有余，而人均營業收入卻僅為國有控股企業的一半，可見私營企業主要采用“輕資產”與“重人力”的經營模式（如圖所示）。新型冠狀肺炎具有強傳染性，從消費端看，疫情防控引致的人流減少，讓春節效應顯著的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旅游業等倍受沖擊。而從生產端看，武漢封城及全國各地延遲復工，則加劇了中小微企業入不敷出的矛盾。

　　經營與融資雙重弱勢讓中小微企業難以抵御突發風險。經營層面，中小微企業不具有規模效應，單位成本較高，近年來在經濟下行壓力下財務狀況存憂。從占據中小微企業 85%的私營企業經營情況觀察，每百元營收的成本與費用均顯著高于國有控股企業（如圖所示）。由于私營企業規模較小且流程簡化，為降低資金成本，大多采取“款到發貨”模式，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回收期長期處于低位。但自 2017 年以來，國民經濟整體降速，私營企業業績顯著承壓。資產負債率由 2017 年末的 52%上升至 58%，應收票據與應收賬款回收也顯著放緩，回收期由 2017 年末的 28.8 天上升至 2019 年的 44.6 天（如圖所示）。在疫情造成營收斷崖式下滑的情境下，中小微企業現金流面臨壓力測試，而融資不暢讓中小微企業的生存處境變得更為艱難。 Wind 統計口徑下， 2019 年全年民營企業信用債凈融資額為-1，454 億元，而同期國有企業信用債凈融資額接近 4 萬億，更多的小微企業甚至沒有發債或者借款途徑。按照 AndyZhang （2020）中對于 4 月中旬疫情進入尾聲的估算[2]，在房租與人力的巨大成本之下，現金流料將難以支撐營收告竭的中小微企業到疫情結束。

　　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危機直系經濟，關乎民生，亟需政策應對。從就業、產業、貿易以及創新等多個維度均可驗證，正遭遇生存危機的中小微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石。第一，中小微企業吸納了我國約 80%的就業，貢獻了近 70%的營業收入。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 2018 年中小微企業數量達到 1，808 萬家，占全部企業的 99.8%，就業人數約為 2.33 億，占全部企業吸納就業人數的 79.4%。第二，以私營為主的中小微企業在出口貿易中同樣舉足輕重。 2019 年私營企業的出口占比首次超過外資企業，突破 50%。第三，中小微企業滲透在各行各業，它們的缺失將直接影響產業鏈完備度。第四，作為一國創新之源，中小微企業是每一個大型企業的成長必經之路，友好的創業環境助于企業家醞釀新的商機與創意。誠然，中小微企業應開展自救，在因疫情而變化的消費者需求與習慣中尋找新的商機。疫情來襲伴隨著產業變遷，也正催生在線辦公、在線教育、機器替代等全新業態。但是，現存的大多中小微企業卻有資金鏈斷裂的燃眉之急，沒有政府的緊急救助，它們的短期生存危機或將擴散成長期經濟風險。建議政府對策也從中小微企業的經營與融資兩大弱勢入手，幫助中小微企業共度難關。借鑒“非典”時期各國家和地區采取的措施（如表所示），建議政府對策充分考慮中小微企業的緊迫需求，并依據輕重緩急對癥下藥。

　　第一，經營層面開源節流。為緩解疫情來襲對中小微企業造成的經營壓力，建議政府從收入和成本兩方面切入。收入端，建議政府重點扶持直接受沖擊的相關產業。受疫情影響，政府機關的差旅會議等費用將大幅縮減，財政上可相應減少行政費用撥款，將其用于中小微企業援助。例如，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建議政府通過發放市民福利等途徑，提供餐飲、住宿、旅游等消費券，刺激相關產業迅速復蘇。支出端，建議政府及時關注中小微企業遭受的三類損失，并實行定向補貼。第一，由于新型冠狀肺炎被 WHO 列入 PHEIC，出口企業將承擔額外的檢疫成本及新訂單需求下降的隱性成本，建議政府對此類成本進行覆蓋。第二，租金是中小微企業的高額固定成本，也將直接惡化企業現金流。萬達集團對萬達廣場的商戶 2 月的租金實行減免，但是房企和業主同樣承受成本與現金流壓力，建議政府對主動減免中小微企業主房租的房企實施政策鼓勵和適當補貼。第三，對于交貨期在即的企業，延遲復工將影響生產，或需承擔延期交貨的巨額賠償，建議政府依據具體訂單情況給予補助。

　　第二，融資層面短期發力。根據上述分析，短期資金支持是幫助中小微企業度過難關的重中之重。央行發布的《中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報告（2018）》中顯示，我國中小企業所獲得的金融資源已顯著高于日本、法國等主要經濟體，但貸款結構有待改善，且融資利率居高不下。LPR 機制改革后，雖已出現小幅降息，但利率傳導機制尚未完全暢通，短期內 LPR 的下調難以直接降低企業貸款加權利率。因此，除對中小微企業定向降準、降息之外，建議政府推出更具針對性的專項應急基金，通過申請審批等規范流程，向處于財務困境的中小微企業進行政策性貸款，并短暫放松銀行對中小微企業借貸的資本監管要求。長期來看，讓中小微企業增強風險抵御能力還需更長效的機制改革，建議著重提升銀行的風險定價與識別能力，順應于企業生命周期客觀規律銜接好不同融資模式。